四、什翼犍恢复“代王”号的史事与拓跋氏早期史料的辨析

正是由于史官有意抹去“上洛公”的痕迹，后人只能从“即位”与“即王位”的细微区别中寻找线索。而什翼犍放弃“上洛公”之号和恢复猗卢时期“代王”之号的时间，已经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谜团。不过，什翼犍时期的拓跋氏，毕竟还是十六国时期的一股势力，利用《魏书》和其他史料的比对，还是可以追寻这一时期史事的大体轮廓。

从《魏书》的文本来看，在建国十四年（351）的记载中出现了一次明显转折。《序纪》称：“帝曰：‘石胡衰灭，冉闵肆祸，中州纷梗，莫有匡救，吾将亲率六军，廓定四海。’乃敕诸部，各率所统，以俟大期。”(73)这一记载，与《序纪》记晋愍帝为刘曜所害时，平文帝称“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乎”一事极为类似。在现存史料中，道武帝即位之前的北魏史事记载十分简略。在《序纪》中，什翼犍在位期间甚至多年无事可记，以大量记载他国史事的方式进行填充。其中，记事的内容又比记言为多。实际上，《序纪》有关什翼犍建国年间的所有记载中，建国十四年这次记言是唯一一次。看来，这一年在拓跋氏的发展历史上还是有一定里程碑式的意义的。至少，随着石赵政权的崩溃，什翼犍摆脱了对石虎的依附关系，石赵政权的“上洛公”封号也就失去了意义。

也正是建国十四年前后，中原局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是年，苻健即天王位并立国号大秦，东晋封段龛为齐公，刘显称帝于襄国；次年，苻健、慕容儁先后称帝，此外还有段勤自称赵帝。也即是说，在石赵败亡后，北方地区出现了一次称王称帝的高潮，不仅有相对强大的势力，也有一些较小的部族。这些大大小小的政权，有的后来建立了强大的政权，也有的迅速衰亡。从称王称帝的地域来看，几乎遍及从辽东到关中的整个北方地区。在这一波风潮中，什翼犍有没有采取更多的措施，比如模仿其他势力称王称帝等行为，今人已经不得而知。北魏史官选择这一年记载什翼犍的天下之志，不是没有理由的。

随着中原政治格局的变化，什翼犍的机会转瞬即逝。在石赵内乱之际，慕容儁迅速占领幽州的大片土地，并以弟慕容宜为代郡城郎，孙泳为广宁太守(74)，扼住了拓跋从代谷东出的门户。其后慕容儁光寿元年（357），“匈奴单于贺赖头率部落三万五千降于儁，拜宁西将军、云中郡公，处之于代郡平舒城”(75)。据姚薇元先生所考，此贺赖头即是贺兰部(76)。田余庆先生指出，慕容儁的目的乃是利用贺赖部力量为慕容看守代郡迆西至云中地区以控制拓跋部(77)。何德章先生更进一步指出，此时的拓跋代实际上处于慕容燕的附庸地位(78)。见诸《魏书》以外的材料，可以看出什翼犍时期拓跋代生存和发展的局促境地。直到代国为前秦所灭，什翼犍势力一直被限制在漠北到雁北一带，自始至终都没有获得染指中原的机会。从《魏书》记载的拓跋氏内部的发展来说，即便什翼犍已经萌发了较强的入主中原的独立意识，但他的许多举措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内部势力的掣肘。汉化与反汉化的斗争，在部族内部一直挥之不去。不过，什翼犍毕竟也采取了一些带有汉化色彩的措施。《序纪》称，建国二年夏五月，“朝诸大人于参合陂，议欲定都灅源川，连日不决，乃从太后计而止”(79)。《魏书》叙其事云：“昭成初欲定都于灅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议不决。后闻之，曰：‘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乃止。”(80)关于筑城郭、起宫室的争议一直到北魏立国时仍在，也被看作拓跋氏开始进入定居生活方式的标志。定都于灅源川的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不过什翼犍很快就于建国三年定都盛乐，次年又“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81)。可以看出，什翼犍仿效中原城居制度的意愿是非常急切的。什翼犍十岁起在中原生活了近十年，可能受到中原文化很深的影响。陶弘景曾记录“拓跋犍以建国元年于赤冶城铸刺刀十口，金镂‘赤冶’字”(82)，这可能也是什翼犍有意制造的带有华夏色彩的名物(83)。对于什翼犍来说，重新实行猗卢以来的汉化政策是其努力经营的方向，恢复西晋以来的代王封号也是其中的措施之一。

处于多种民族、多重势力纷争不断的局势之中，利用西晋的政治封号获取实际利益应当也是什翼犍所首先考虑到的。在什翼犍的时代，与拓跋鲜卑有联系的许多政权都利用晋朝的封号，为自己的统治和扩大势力谋求合法性资源以及相应利益。这一情况以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政权与汉人张氏的前凉政权最为典型。这两个政权使用晋朝封号，以晋朝的藩属自居，打着“勤王”的幌子，以达到“忠义彰于本朝，私利归于我国”(84)的目的。慕容廆的征虏将军鲁昌为其所定之策云：

今两京倾没，天子蒙尘，琅邪承制江东，实人命所系。明公雄据海朔，跨总一方，而诸部犹怙众称兵，未遵道化者，盖以官非王命，又自以为强。今宜通使琅邪，劝承大统，然后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谁敢不从！(85)

自此以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前燕政权基本实行的就是这种精神指导下的政策。这样的政策使前燕政权获取了不少政治资本，也促进了慕容部的汉化和发展。至于汉族地方政权前凉更是一直以忠于晋朝为标榜。前凉的年号只有前凉威王张祚曾改元为和平，其他时期都是使用晋朝的年号。1964年，在新疆哈拉和卓的古墓群中发现了署有“建兴卅六年”的文物(86)，这是前凉使用西晋年号的实物证据。从《魏书》的记载可以知道，什翼犍与前燕有历史悠久的部族联姻，与前凉张氏也是交聘不断。据《晋书·慕容皝载记》，咸康六年，慕容皝派长史刘翔向建康献捷，兼求假燕王玺绶，同年被东晋封为使持节、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幽州牧、大单于、燕王。而前凉的张氏也在追求凉王的称号，却始终未获东晋的承认。慕容皝受封燕王后，张重华派亲信对到达凉州的东晋御史俞归曰：“我家主公奕世忠于晋室，而不如鲜卑矣。台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将军，何以加劝有功忠义之臣乎！”(87)慕容皝、张重华向东晋苦苦追求的王爵之号，拓跋氏则早在数十年前的猗卢时代就已从西晋获取。很难想象与慕容燕、张氏前凉政权保持密切关系的什翼犍，会对“代王”号无动于衷。可以说，“代王”号在此后的某个时间得以恢复，是契合时代潮流顺理成章的事情。

将拓跋氏置于十六国的大背景中，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魏书》所记什翼犍时期史事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对于什翼犍恢复“代王”称号的意义，也不宜仅以《魏书》所记载的作简单理解。《魏书》斥东晋为僭伪的笔法，无疑是北魏史官的改写；什翼犍恢复“代王”称号，也一定有其现实需要。十六国时期的诸政权，追求东晋政权的封号是由于东晋“承制江东，实人命所系”，什翼犍“即代王位”并建立“众官杂号，多同于晋朝”的制度，也不大可能仅仅只是奉西晋的正统而无视东晋的存在。因此，与《魏书》强调“代王”称号与北魏承继西晋正统的关系不同，什翼犍恢复“代王”称号则很有可能与慕容燕、张氏前凉政权以尊东晋获取利益的目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