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洛公”背后的拓跋氏臣服石赵史事与《魏书》的隐讳

如果说拓跋氏一度放弃了“代王”号是因为在猗卢死后回到了草原民族社会状态的话，那么什翼犍“上洛公”的华夏称号则仍旧有诸多疑点需要作进一步挖掘。其一，什翼犍何以要称“上洛公”的华夏名号而不使用原有级别更高的“代王”号呢？其二，果如上引《宋书》所云，什翼犍曾“号上洛公”，如此重要的史事为何不见于《魏书》的记载呢？

第一个问题，何德章先生曾提出“上洛公”可能是什翼犍所受石赵封爵(61)，结论应当不误，惜未作深入讨论。就笔者所见，还有两点可支持这一结论。其一是什翼犍之立与石虎政权的关系。关于拓跋氏与石赵政权的关系，《魏书》的记载非常含混，但基本情况还是可以考究的。什翼犍在烈帝翳槐之初便为质于石赵，翳槐也曾流亡石赵。按《序纪》，烈帝七年（335）炀帝复立，之后“烈帝出居于邺，石虎奉第宅、伎妾、奴婢、什物”(62)。其后烈帝赶跑炀帝复位，也是出于石虎的军事干预，其事已见诸前引《石季龙载记》和《序纪》史料。烈帝与炀帝争立，需要从慕容氏和石赵政权纷争的背景下来解读，毕竟此时北方的这两个政权都比拓跋氏强大。烈帝复位一年即死，《序纪》称：“烈帝临崩顾命曰：‘必迎立什翼犍，社稷可安。’烈帝崩，帝弟孤乃自诣邺奉迎，与帝俱还。”(63)什翼犍能够从石赵归国继位，恐怕也与石虎的帮助大有关系。此时正是石虎势力鼎盛之时，以石赵与拓跋氏实力对比而言，什翼犍得立为拓跋之主后很可能依附于石赵。其二则需要结合石虎政权的名号来看。晋咸康三年（337）正月辛巳，亦即什翼犍北返前不久，石虎依商、周制度，改称大赵天王，“亲王皆贬封郡公，藩王为县侯，百官封署各有差”(64)。也就是说，除石虎本人外，石赵政权内外都不再使用“王”的称号，依附于石赵的什翼犍也可能获封“公”爵。按前引《石季龙载记》，烈帝翳槐的称号是“北单于乙回”，不见有汉制爵称。《石季龙载记》又称，咸康二年，“索头郁鞠率众三万降于季龙，署鞠等一十三人亲通赵王，皆封列侯，散其部众于冀、青等六州”(65)。此事发生在石虎改称天王的前一年，又为《序纪》之“烈帝出居于邺”的次年，此“索头郁鞠”不知与烈帝有无关系(66)。可以肯定的是，郁鞠等十三人流亡石赵以后都接受了石虎封授的爵位，可见石赵封拓跋氏首领以华夏爵号是普遍现象。又按《晋书·地理志》，上洛郡属司州，“泰始二年，分京兆南郡置”。上洛之地去拓跋氏势力范围甚远，“上洛公”应当只是一个虚封的公爵(67)。可以推测，依附于石虎政权的拓跋氏，不具备自称“代王”称号的实力，而只能以石赵虚封的封号“上洛公”自称(68)。

终石虎之世，什翼犍的“上洛公”的称号应该不会有变化。今存史料中未见什翼犍与石赵发生矛盾的记载，反而在《序纪》极为简略的记载中数次见到“石虎遣使朝贡”的记录。“朝贡”云云，应是史臣粉饰之词。晋咸康七年，慕容燕使者刘翔游说晋中常侍彧弘时称：“石虎苞八州之地，带甲百万，志吞江、汉，自索头、宇文暨诸小国，无不臣服。”(69)此索头当即是拓跋氏，刘翔所云拓跋臣服石虎之事，当是实情。在慕容氏与石赵在河北地区争霸的时候，拓跋氏不过是一支相对弱小的势力，并不具备与石赵、前燕这些强大的政权相抗衡的实力。在慕容皝、张重华向东晋追求王爵之封的时候，拓跋氏还受着石赵政权的控制，什翼犍也不大可能在较早的时候就恢复“代王”称号。

解清“上洛公”名号背后的历史真相以后，对于该名号不见于《魏书》记载的原因，也就能迎刃而解了。首先，从《魏书》的文本来看，拓跋氏臣服的中原政权只有一个，就是西晋政权。因此，《魏书》所见的西晋皇帝，分别称作“晋武帝”“晋惠帝”“晋愍帝”，承认西晋所封授的“代公”“代王”爵号；而对于被其他政权控制的真相，则一概不予承认，双方交往只称“石勒遣使求和”“石虎遣使朝贡”之类。直到李延寿的《北史》，此类曲笔仍没有改变。钱大昕就批评《北史》的“朝贡”说云：“登国三年四年，再书‘垂遣使朝贡’，亦沿魏收之文。是时拓跋虽自立国，犹臣属于燕，乃以燕使至为朝贡，何颜之厚乎？明元永兴三年、五年、神瑞元年，屡书‘姚兴遣使朝贡’，秦于魏为敌国，亦不当云朝贡。”(70)钱大昕所提及的是史臣对历史事实进行改写问题，其实还有对不符合北魏正统观念的史料进行删芟的问题。周一良、李凭先生就曾深入考察过北魏史臣抹去什翼犍被苻坚俘入长安以及拓跋珪流放至蜀之事(71)，北魏前期的诸多史事至今扑朔迷离，或许多与史官的删芟有关。“上洛公”的背后是拓跋氏臣服于石赵的史实，与北魏史臣的史法明显不符，无疑是必须删除的。

其次，从《魏书》秉承的正统观看来，北魏的正统来源于西晋，其直接渊源就是猗卢所受西晋的“代王”称号。而南方的东晋政权，由于是与北魏争夺正统地位的南朝正统的直接来源，也被北魏官方斥为僭伪。从北魏史官的角度来说，“代王”爵号所代表的正统传承，是不允许中断的。所以，即使有拓跋代政权被苻秦灭亡这样的极端情况，也仍旧以代国为正统纪年。这一点，钱大昕也有论说：“自什翼犍被执，道武逃窜贺兰部，仅得存活，代之无主者九年。魏收于昭成没后，即称道武帝元年以至九年，诞妄之甚也，《北史》不当仍之。”并称：“自古未有无国而称元年者。”(72)从北魏史官的角度来说，“代王”号一度被放弃的史事，也是不允许在史书中出现的。因此“上洛公”这一爵号，也就没有保留在北魏史书中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了。反而是来自于南朝的《宋书》，能够较为客观地保留这一信息。

回到《魏书》“即位”和“即王位”写法区别的问题上，这一字的区别其实可能是北魏史官删芟之后留下的线索，“即王位”的材料记载的很有可能是什翼犍放弃“上洛公”称号而代之以“代王”称号时的事。后世史家将什翼犍成为拓跋首领和即代王位之事混同，也很可能只是因为北魏史官有意删去“上洛公”的痕迹而造成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