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功利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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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节 先秦功利思想的地位和研究价值

一 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地位

与西方古希腊时代相对应,先秦时代是中国古代哲学、伦理与政治思想发展的奠基时期。很多影响中国后世思想的概念、范畴、理论都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从分析框架上看,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绝大多数范式在这一时期都已经基本成熟。可以说,先秦时期的哲学、伦理与政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渊源,其对后世影响巨大。

在先秦时代,随着旧制度的礼崩乐坏,新兴的封建制度开始全面发展。伴随这种深刻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变化的,是思想界的空前繁荣。从学派渊源上看,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农家等不同领域的学说百花齐放。从思想方法上看,道家的世界观深刻地塑造了诸子百家思想的话语系统。儒家内部的伦理张力、墨家具有“博爱”特点的伦理论证都极具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墨家、名家等学派已经开始了逻辑学的讨论。尤其是墨家,其已经在物理学、光学、建筑学等领域开始了自然科学性质的探索。从思想结构上看,借鉴道家哲学的话语体系,构建自身的伦理、政治理论,是诸子百家中较为普遍的特点。“道”是终极的、辩证的宇宙本体,其具有多元的理论侧面。诸子思想从“道”的不同侧面出发,分析自身的伦理、政治问题,形成了贯穿形上、形下,超验、经验的多种理论范式。实际上,秦汉之后的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基本上都能在先秦时期的思想碰撞中找到根源。无论是两汉经学的争辩、还是魏晋时期的玄学,抑或唐宋的儒、道、佛分野,南宋的“义利王霸之辩”,宋代儒家内部的理学、心学、事功三足格局,以及明清心学对理学的挑战等等,其基本论题、分析方法,几乎都能于先秦思想的丰富体系中找到影子。

二 先秦功利思想的重要意义

实际上,先秦时代的社会大变革集中体现为不同诸侯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多重领域的竞争、联合。在这种需要之下,诸子百家思想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自身的“救世”主张,而这些主张又都极具鲜明的经验、现实特征。其中,儒家、法家、墨家、纵横家等思想学派都对功利的问题进行了较为专门的讨论,体现了自身不同的理论视角。儒家在其道德优先的范式下分析功利问题,形成了贬抑功利与承认功利的两种不同思想进路;法家则强调功利的优先性,否定道德在社会、政治中的作用,形成了共同利益与利益冲突的两种不同分析侧重;墨家强调“兼相爱、交相利”,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现代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纵横家则从言语以及心理活动的客观表现入手,分析信息中蕴含的利益,其论证与现代语言哲学的讨论多有呼应。其余如兵家、农家、名家等思想也或多或少地讨论了功利的问题。

遗憾的是,在先秦众多思想学派的研究之中,功利思想是被学界忽视的重要方面。实际上,先秦各家思想对现实、功利问题进行论证是有其内在必然性的:第一,从社会发展来看,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大变革,必然要求对旧的奴隶制度进行批判、对新的封建制度进行论证。这种论证,显然其重心不可能是超凡虚无的宇宙本体、高度抽象的道德原则等具有保守性质的理论论题,其必然要从现实、功利的视角进行分析;第二,先秦诸学派对功利问题的论证,实际上是为统治者治国理政提供了现实的工具。其与春秋战国时期诸国富国强兵、巩固君权、强化统治的需要密切相关,与这些国家对外的交往和政治军事斗争需要紧密相连;第三,先秦功利思想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萌发的利益、需要。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不仅仅是宏观社会的变革,更是微观社会中,每一个人个体性的解放。这种解放,突出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利益的认可。这不仅仅是解放奴隶,使其成为有一定人身自由的雇农,更体现为先秦时期手工业、商业繁荣之下的各领域专业技术活动的大发展,以及政治、军事、外交领域涌现的大批人才;第四,先秦功利思想也深刻体现了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远发展。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手工业、商业等经济领域、政治、外交、军事等治理领域的分工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才的技术、知识和能力分化日益细密。法家借鉴道家思想的君臣分工理念、墨家关于手工业技术的记述等都表明了这一点;第五,先秦诸学派对功利的分析,本质上也是围绕着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问题而出发的。一般而言,功利思想通常与改革思想密不可分,其往往代表了现实的社会力量和历史的发展趋势。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强调功利越彻底的思想,其革新性就越强,反之亦然。功利思想的革新性从理论观点来看,是现实对理念、利益对道德、理性对感性、经验对先验的解构,其深刻、犀利的革新属性,贯穿了哲学、伦理与政治的思想脉络,深刻地影响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活动;第六,先秦功利思想对于后世功利思想影响深远。从两宋儒家功利思想的著作来看,李觏、王安石、郑伯熊、叶适、陈亮等人都或多或少地借鉴、继承了法家思想的资源。如“义不离利”的论证中对功利的强调,在具体政策中分析人才的培养与任用、经济政策中对资源计算的强调等等。当然,先秦功利思想还没有普遍地上升为人本主义的侧重,也没有启蒙的色彩。所以其影响到明清时期就已经式微,被更加反映时代特色的、具有启蒙意义的、深受心学影响的明清儒家事功思想所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