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詹姆逊：叙事中的政治无意识——生产方式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对叙事政治学问题有最深入研究的当然要数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最近40年，他应该是西马阵营中最负盛名的学者，视野开阔、思想深邃、成果丰硕。在其学术成果中，最重要的构成之一是叙事政治学的有关论述，这不仅体现在《政治无意识》这样的叙事学专著，还体现在他大部分论文论著中。收入王逢振先生主编的《詹姆逊文集》（14册）中的论文论著中，几乎有一大半都全部或局部涉及叙事政治分析。因此，可以认为，叙事政治学，这是詹姆逊思想学术构成的重要方面。詹姆逊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解：人类的世界是文化的世界，而文化最重要的构成和传播方式就是讲故事。这个认知就给叙事活动赋予了最高等级的文化价值。叙事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是在特定社会群体中发生、展开和完成的，社会性是叙事最基础的属性。而詹姆逊认为，一切社会的都是政治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与政治是同义语。所以，说叙事活动是社会活动逻辑上也就等于说它是政治活动。詹姆逊并不仅仅是从社会学角度这样定位叙事活动的政治属性，更重要的，他还从叙事活动的内在构成角度定位其政治属性，后者特别值得注意。由于笔者已经发表对詹姆逊叙事政治学研究的7篇专论，为避免重复，本处不具体展开对他叙事政治学成果的介评，只归纳他有关形式政治性问题的几个核心见解。

詹姆逊总体上以黑格尔逻辑主义和卢卡契式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为基础，吸纳阿尔都塞等人以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结构统合性要素的思想，建立了自己的历史哲学。这个历史哲学的核心观点我们可以概括出下面几点。

1.历史具有总体性。但这个总体性的决定因素既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或“阶级斗争”，而是“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覆盖社会结构所有层面的具有统合性作用的构成。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一文中，他对此进行了明确的表述，[25]在《单一的现代性》中，他再次指认“马克思主义的‘主符码’是以生产方式的序列为基础，以具有特殊地位的资本主义为认识立场”。[26]詹姆逊对于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主符码所作的这种改变，主要是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历史观在20世纪西方广为诟病，他希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中找到更有覆盖力和表述力的概念，以使马克思主义仍然能在后现代社会保持理论的前沿性和对话能力，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2.尽管“生产方式”是覆盖社会结构所有层面的统摄性力量，但它最重要的构成要素还是经济活动领域的，在《认知的测绘》一文中，在谈到理解后现代社会时，詹姆逊特别指出，“资本”和“商品交换”是两个重要的概念，“这里事先假定了一股统一的和总体化的力量——尽管这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是政党，不是斯大林，而不过是资本本身……至少可以确信的是，资本的概念随着这个社会制度本身的某个统一逻辑的概念而兴起和衰亡。即是说，在我稍后将要重谈的那种被指责的语言中，这两个概念都无法挽回地成了总体化概念”。[27]这意味着，詹姆逊尽管将“生产方式”作为保证历史总体性的统摄性符码，这个符码的核心内容，其实还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中属于经济基础中的那些要素。在笔者看来，詹姆逊是在后现代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经济因素的作用重新强化而产生巨大解释力量的思想家，这尽管也会带来某些理论困难，但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

3.尽管“生产方式”是社会结构的统摄性力量，是对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力量，但几乎所有的时候，任何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中，都不可能对这种力量有全面、真实、深刻的感受、体验和认知，它是“缺场的存在”。对此詹姆逊说“这些新的巨大的全球现实是任何个别主体或意识所接触不到的……这就是说，这些基本现实最终似乎是不能再现的，或用阿尔都塞的话说，是颇似缺场的原因的东西，从未曾进入感觉在场的东西”。[28]相当多的时候，对于这个总体性历史的终极性统摄力量，我们的具体感受和经验甚至都是错误的。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既有“生产方式”的隐蔽性、无所不在性与个人经验的有限性、局部性不对称，还有现代物化社会分工的细碎性的遮蔽等，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意识形态的“遏制策略”的遮蔽。意识形态的“遏制策略”是詹姆逊十分重要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指的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运用各种策略遮蔽人们对于历史真相的感受和认知。受意识形态控制的社会成员，意识不到社会的总体性也就成为必然。

4.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以一种生产方式为主，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时代。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冲突时时展开，这种矛盾冲突的观念形式，就是意识形态领域（或曰文化生产领域）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的激烈形式和症候，就是社会精神生活领域中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正是社会存在领域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矛盾冲突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的顶点形式。

5.包括叙事活动在内的文学艺术活动，必定会参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而在根本上与意识形态有内在关联。但意识形态的“遏制策略”恰恰是有意无意地使人们不能明确清晰地了解它后面的决定性力量——生产方式，这使得包括叙事在内的所有文学艺术活动，都只能是一种症候，理论家和批评家需要特殊的症候解读技巧和能力，才能透过这种症候，部分地窥见或领悟深藏其后的决定性力量。

在这样历史观的前提下，詹姆逊对包括中世纪神学阐释学模式在内的几种重要阐释学模式进行了分析，他对各自的优势和局限都有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叙事政治学阐释模式。这个模式以文本为中心，由内到外，由局部到整体的三个层次构成，关于这个阐释框架，詹姆逊特别提示说：“这些框架标志着文本社会基础的意义通过下列观念而拓宽：首先是政治历史观，即狭义的定期发生的事件和颇似年代顺序的系列事件；然后是社会观，在现在已经不太具有历时性和时间限制的意义上指的是社会阶级之间的构成性张力和斗争；最后是历史观，即现在被认为是最宽泛意义上的一系列生产方式以及各种不同的人类社会构造的接续和命运。从为我们储存的史前生活到不管多么遥远的未来历史。”[29]显然，这是一个由文本开始、以文本为核心逐层扩大的文学政治阐释模式。

这个模式的第一层是“文本”中叙述的那些具体的社会生活事件和生活过程，詹姆逊将其称为“狭隘的政治或历史视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阐释和其他阐释模式的文本观在这一层面的根本差异，乃在于“个别作品在这里实际上被视作象征性行为”。[30]也就是说，特定文本中的叙事世界是范围更广大的社会政治世界的象征。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叙事政治阐释的目的是从单个文本的叙事世界中发现对整个社会生活的象征表述。

进入叙事政治分析的第二圈层，詹姆逊说：“我们以前视作个别文本的东西现在则解作实际上是集体或阶级话语中的‘言论’（utterances）。”[31]也就是说，这个圈层其实是要将文本具体叙事放置于更广大的阶级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詹姆逊又将其称作“文化领域”）去阐释，以揭示具体文本叙事与更广大的社会阶级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性。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借以理解文化客体的语义范畴已经扩展而把社会秩序包括进来时，我们将发现，我们分析的客体本身已经被辩证地改造，已不再被理解成狭义的个别的‘文本’或作品，而在形式上被重构成伟大的集体和阶级话语，而文本不过是这些话语的个别言语或表达。在这种新的视域内，我们的研究客体将证明是意识形态素”。[32]以叙事方式出现的文本（“文化产品”）隐藏其内的“终极原材料”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素。但詹姆逊认为，叙事文本中这种意识形态素并不容易直接发现，这是因为具有特定阶级立场的作家，往往会有意无意采用各种“遏制策略”遮蔽这种意识形态素。因此，需要通过历史化分析的方法为其去蔽，掘发出叙事文本内隐含的意识形态素。

但只有进入第三个圈层，即政治分析的绝对、终极视域——历史阐释时，叙事的政治分析才算最后完成。这一层次的分析是要将文本叙述的世界置于特定生产方式构成的历史框架中去解读。在这里，“当一种特定社会构成的激情和价值不知不觉地由于整个人类历史的终极视域、以及它们各自在整个生产方式的复杂序列中的位置而被置于新的看上去相对化了的视角之中时，个别文本与其意识形态素都将经历最后一次改造，……即是由不同符号系统的共存而传达给我们的象征性信息，这些符号系统本身就是生产方式的痕迹或预示”。[33]叙事政治阐释最后一个层次的目标，就是要在具体叙事文本中发现特定生产方式的存在或其存在的印痕。在詹姆逊的历史观中，生产方式是统摄社会一切领域的总体框架性因素，也是一切社会现象的终极性原因所在。叙事政治分析只有走向最后一个圈层，才算得以完成。

从这个“具体社会历史事件—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总体生产方式”三层次叙事政治分析模式可以看出，詹姆逊的分析模式，既批判性借鉴了欧洲中世纪那个四层次神学阐释学模式，又批判性借鉴了戈尔德曼的由小到大、由局部到整体、由微观到宏观的分析模式，在它们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叙事政治分析模式。这个模式对于有层次地分析叙事文本的政治内涵是一个改进。它保留了戈尔德曼分析模式的分层阐释、由低到高、由小到大、由局部到整体的基本原则，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戈尔德曼模式的简单化和僵板以及庸俗社会学毛病，具有较大解释弹性和包容力。但在这个前提下，笔者也注意到，这个叙事政治学阐释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詹姆逊的叙事政治学阐释模式中，对“政治”这个核心符码做了最为宽泛的界定，他说一切社会的、历史的都是政治的，这意味着政治、社会、历史成了具有内在同一性的概念，这种对政治无边泛化的处理，给他的叙事政治分析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也带来了问题。这个便利就是，任何对叙事问题的社会分析、历史分析，都是政治分析，所以，政治分析就成了一个宽广无边的领域，詹姆逊将“政治阐释”认定为文学阐释的“终极视域”，就与这种理解相关。这种界定带来的问题是，这等于将政治分析的规定性和特殊领域取消了，在逻辑上也就等于取消了政治分析本身。[34]

其次，詹姆逊叙事政治学阐释模式中，对另一个主符码“历史”和与之相关的“生产方式”做了神秘化处理，他继承了卢卡契历史具有的总体性认识，将这个总体性的最终力量确认为“生产方式”，这个生产方式统摄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一切都在它的统摄中、控制中，但我们任何个体的生活经验和感受都不能把握它，是一种“缺场的存在”。这种思路还是延续了从古代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到黑格尔哲学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将世界的本原设定为某种超越个体甚至超越所有人类的神秘力量，这种神秘力量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和目标，个体乃至人类的生活过程和经验受这种神秘力量的支配但却把握不了它。詹姆逊这种对“历史”和“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的处理方式，延续的依然是这种思维模式，而在后现代，这种思维模式已经遭到普遍的质疑。[35]同时，詹姆逊推出“生产方式”的意图尽管是要超越在20世纪中后期被人诟病的经济决定论，但实际上，他对这个概念的具体使用和阐释，仍然带有经济决定论的明显痕迹。并且，他的社会结构模型中，基础性的生产活动中，只有社会的经济生产，没有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十分重视的种群生产，这导致他的社会结构模式存在明显的缺陷，也无法合理地解释人类社会从政治结构到意识形态各个层面中那些不能被经济因素完全解释的现象。[36]

最后，关于社会意识形态，尽管詹姆逊的叙事政治分析的所有论述都直接与这个领域相关，他的叙事政治学分析，因此也被许多学者称之为叙事意识形态分析。他关于意识形态的遏制策略是极具洞见的命题，内含着一些锐利的发现。但詹姆逊对意识形态这个领域本身并没有提出一套富有特色的系统的理论和分析模式，他基本只是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已有的意识形态概念基础上，结合20世纪中后期一些现代和后现代学者的相关论述来运用这个概念。相比之下，巴赫金以对话理论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理论、布洛赫以乌托邦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理论、曼海姆（Karl Manheim）的意识形态理论、弗洛姆（Erich Fromm）关于社会意识结构的理论等，显然更系统和有特色。而更重要的是，以“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表述叙事活动中存在的社会精神世界里的复杂冲突和斗争，是否最为有力？詹姆逊对此并未有合适意识。

詹姆逊理论存在上面这些方面的问题，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叙事政治分析理论和具体成果。我们确实很惊讶和震撼于詹姆逊令人眼花缭乱的叙事政治分析，他在自己开阔的知识和理论视野中，熟练和得心应手地运用西方古代到当代各种理论与文化资源进行自己的叙事分析，其中不乏犀利过人的洞见，但也时时让笔者感到与上述问题相关的缺憾。有关詹姆逊叙事政治学的过人洞见和存在的缺憾，笔者在本论文集第二辑有专题讨论，于此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