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戈尔德曼：文本形式世界观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同源性

卢卡契的文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一批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者，其中，从叙事政治学角度讲，最重要的学者是吕西安·戈尔德曼，他的《隐蔽的上帝》和《小说社会学》具有代表性。学术界一般认为戈尔德曼是卢卡契思想的忠实追随者，但其实两人思想有明显不同。卢卡契终其一生都不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论的前提下，一直受着前期接受的德国精神哲学的影响，十分重视精神观念对社会的作用，他可以说是追求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谢林、黑格尔等人德国精神哲学的观念决定论统一起来的学者，这几乎不可避免地使他的社会本体论带有二元特征，一直到他最后一部巨著《社会存在本体论》（上、下）中，他还坚持社会存在的本体是由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两个因素构成的。甚至在作为经济基础的“劳动”构成中，他也发现了人类精神的重要作用。他说人类劳动不只是一种人类遵循自然规律（自然尺度因果律）的活动，还是一种内含人类主体设计即目的论的活动，成功的劳动活动，是因果律和目的论两者的统一。所以，他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者，只是在马克思主义阶段，他更重视经济基础的作用而已。但戈尔德曼则坚持经济基础决定论，并在他的叙事分析中有明显的体现。

在戈尔德曼著名的博士论文《隐蔽的上帝》第五章“世界观和社会阶级”和第十七章“拉辛戏剧中的悲剧观”中，他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既获得重视也引起许多批评的阐释模式，并按照这个阐释模式，来阐释他这部著作的研究对象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的《思想录》和拉辛（Jean Racine）的悲剧。这一阐释模式分为三个阶段或者说三个层面。

第一个阶段，通过对具体文本的深入分析，把握文本“有意义的整体” 结构（由文本客观表达出的作者主观创作意图和超出这个意图的、文本结构客观呈现出的意义结构构成）。在戈尔德曼看来，语言是文本构成的第一要素：“文学……首先都是语言，是人与其他人交流思想的手段。……因此，头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语言的特性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11]戈尔德曼提出一个“假设”，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表现的是“各种世界观”，在此基础上，他说，“如果这一点是确定的，那就为研究文学作品得出了重要的结论：实际上，作品就是创作它的某个人的思想或直觉的直接表现形式”。[12]所以，研究者首先要做的就是通过对文本语言和语言创造的形象世界（这是戈尔德曼形式观中两个基本的层次）深入细致的感受、分析和思考，把握文本中的意义整体即世界观，“正是对各种有意义的整体的专门研究，才是研究者唯一有效的向导”。[13]在这个环节，戈尔德曼特别提示，“并不是个人的全部作品本身就已经是意义结构了。只有极少数突出的作品如确实独具特色，……，才属于意义结构”。[14]作品完整的意义结构中，最后都会指向一种世界观——

世界观实际上是对一个群体的成员中实际的精神的、感情的乃至原动的倾向所作的极其严密的概念推论。这是一组紧密结合的问题和答案，它通过利用语词创造一个人和物的具体世界，并在文学方面表现出来。我提出的假设就是美学事实包含两个阶段的必要的一致：

（1）世界观作为实际的现实与作家创造的世界之间的一致。

（2）这个世界与文学的类别、风格、句法、形象，总之就是与作家用来表现这个世界的文学特有的手段两者之间的一致。[15]

由此，戈尔德曼得出结论：“一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是结构严密的，并且表达一种世界观。”[16]这种世界观既是作品中的，也是作家的。研究者在这一阶段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对作品语言和语言创作的形象世界的深入感受、理解和思考，将深藏于语言和形象世界中的世界观提炼出来，准确把握。

第二阶段，将单部作品中的意义结构（世界观）置于更大范围的整体即特定社会群体（社会集团或者阶级）中，确认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戈尔德曼说，“作品世界的结构与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是同源的”，[17]具体作品中表达的意义整体向研究者提出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法，以便把准备研究的哲学或文学作品所代表的意义结构这一有价值的客体纳入一个更大的整体，这个整体也是能分析阐述其组成因素起源的有价值的客体。……就是各种思想和感情现象的潮流的整体（我称之为群体意识，在具体情况下，根据下面我就要指出的原因，则称为阶级意识），这些潮流的哲学体系或文学作品代表最高度的严密性，而且正好可以解释严密性的产生”。[18]戈尔德曼的意思是说，单个作品的意义整体或者说表达的世界观，只有置于特定集团或阶级的意识结构中才能获得合适的定位和解释，才能揭示其来源。这样做的理由是：“凡是有价值的哲学或文学著作，必然包括全部的人类的生活，因此，只有这些作品能与之有联系的群体，才是其意识与行动有助于组成全部社会生活的群体；也就是说，在现代世界里，至少从13世纪以来，文学、艺术和哲学作品就是和各社会阶级相联系的，并且更密切地与阶级意识相联系。”[19]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戈尔德曼强调，作品是作家创造的，作品的世界观表现了作家的世界观，而作家属于特定社会群体（集团或阶级），因此必然和特定社会群体的世界观相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的世界观就一定是单纯的，和所在社会集团和阶级的世界观完全一致。戈尔德曼以拉辛的悲剧表达的世界观与拉辛所属的法国冉森教派（Jansenism）的复杂关系揭示，作家与他所属的社会集团和阶级的世界观总体上是一致的，但这里存在十分复杂的某些偏移情况，需要具体深入地甄别和分析，而不能简单化。简单地将作家的世界观看成特定社会集团和阶级的世界观的完全复制，而忽视这些一定程度的偏移是不合适的。

揭示了作品表达的世界观与作家世界观和特定社会集团、阶级的世界观、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还不是社会政治分析的最终环节。对文学作品社会政治分析最终的解释应该是下面第三个阶段——

将特定阶级的思想体系置于特定社会潮流、社会生活，社会经济结构的总体情势中，去确认这个阶级的思想体系与这个时代的生活潮流、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经济结构的本源性联系，由此，具体文本中表现的世界观与社会经济结构的本源性联系便被揭示出来。对此，戈尔德曼说，“一个社会群体的意识只有在人们把它放进由这一群体的全部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生活构成的更大的整体时，才能完全得到理解，得到解释”。[20]戈尔德曼的意思是，只有从社会经济结构为基础的社会整体生活这个最终极的层次上才能揭示具体文本世界观何以如此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戈尔德曼还是将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生活等并提的，但到了《论小说的社会学》里，他就更为明确地突出了小说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之间的“同源性”了。他在谈到小说形式的复杂性特征后说，“在我们看来，小说形式实际上是在市场生产所产生的个人主义社会里日常生活在文学方面的搬移。在一个为市场而产生的社会里，我们刚才根据卢卡契和吉拉尔的理论所确定的小说的文学形式，和一般来说人与财富，广而言之人与人的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严格的同源性”。[21]很显然，在《论小说的社会学》中，戈尔德曼将文本分析最后一个层次的重心，由《隐蔽的上帝》中的“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生活”等多个因素，最后聚焦到文本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同源性关系研究上去了，在这里，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十分明显地显示出来。

对于文本社会政治分析的这三个阶段，戈尔德曼总结为：“文本—世界观；世界观一群体的意识和精神生活；群体的全部精神和情感生活—经济和社会生活。”[22]对此，他特别提醒，这三个阶段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涉及十分复杂的因素和因果关系的影响，在这三个阶段的研究中，一定要参照这些复杂的因果关系，至少是其中最主要的那些因果关系的影响。其中，最关键的是研究特定“阶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只能通过参照整个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才能理解”。[23]

经过这三步由小到大、由局部到整体的套盒式层层代入分析，具体作品形式和思想与特定社会政治集团、阶级、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就将被层层揭示出来，也就是说，其政治内涵被层层揭示出来。

戈尔德曼的这个分析模式在西方文学理论界产生较大反响，这个反响既有正面认同的，也有批评反对的。由于20世纪西方主流思想界对经济决定论历史观的放弃，对戈尔德曼这个建基于经济决定论历史观基础之上的文学形式政治分析模式的批评反对声更多。总体上看，批评者认为这个分析模式存在下面这样的问题：一是这个分析模式太机械僵板，缺乏灵活性和弹性。例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就是这样批评的；二是这个分析模式有庸俗社会学的毛病，对一切具体文学作品的叙事形式与思想内容，经过层层套盒式的分析，将其根源最后指向特定社会的特定经济生产关系、经济结构，这正是文学分析中庸俗社会学模式的标本。

尽管戈尔德曼的套盒式叙事政治分析模式受到众多批评，但笔者还是认为他的分析模式有不可抹杀的学术价值。无论就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还是整个西方美学而言，这都是将叙事政治分析在内的整个文学政治分析文本化和科学分层化努力的杰出成果。首先，在西方学术史上，对文学艺术政治内涵的分析，往往采取的都是印象式的、个体性的随机分析方式，一种形式，一部作品，其政治内涵是怎样的，取决于不同批评家个体的印象感受，个体性和随机性很强。这种分析方式的优势是突出了主体性个人性感受和领悟的作用，但其不足则是客观可验证性较差。戈尔德曼的分析模式，有助于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毛病。

其次，中西方批评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此前对文学的政治分析往往相对粗糙，多是从批评主体的某种政治观念出发，对文本进行政治分析和认定，对作品本身客观结构的分析不够全面、深入和精细，存在蹈空判断、粗暴切割、野蛮扭曲和武断粘贴政治标签的弊病。这种弊病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界几乎具有普遍性。戈尔德曼从文本形式（语言与形象结构）分析开始的文学政治分析程序正好有助于矫正这个毛病。戈尔德曼的分析模式，提示批评家们，一切对文学作品的政治分析，都要从文本话语、形象、结构等基本形式构成特征的客观分析入手，从客观完整把握特定作品的思想内容入手，层层深入，层层上升，最后完成对文学作品多个层面的社会学即政治学分析。这对于克服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的粗糙和简单化是大有裨益的。

最后，戈尔德曼在具体分析中，特别注意在每一个层次区分作家、集团、阶级思想构成的复杂性和多方面性。这就在客观上表达了一个认知：一个作家、一个作家所属的政治集团、一个政治集团所属的阶级的思想构成，都是复杂的、多样的。一部作品的思想与一个作家的思想的关系不是简单同一的，一个作家的思想与其所属的社会政治集团和阶级的思想，更不是简单同一的，而是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关系样态，其中，最需要注意的是，戈尔德曼的分析模式揭示了作家思想与所属的社会集团思想的偏离现象，如戈尔德曼在《隐蔽的上帝》中分析拉辛的思想与他所属的冉森教派主导思想的差异和距离。这种分析，在客观上揭示了文学史上优秀作家与特定政治集团和阶级关系的复杂性，这种认知对于本课题而言，具有特殊意义。

基于以上几点认知，笔者对戈尔德曼文学政治分析模式的评价是肯定多于否定。在笔者看来，正是经由了他的启发，詹姆逊才会在著于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无意识》中形成和提出那个有名的叙事政治分析阐释模式，尽管后者从多方面明确地批评了戈尔德曼的模式，但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是明显的。

这当然不是说戈尔德曼的分析模式无可挑剔。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批评它太过于机械、僵板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同时，将具体文本的叙事形式通过层层向上的套盒式延伸，最后指向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关系，由此得出结论，说具体文本的叙事形式、思想观念，最终与特定社会的经济生产结构、生产关系有内在的“同源性”，甚至就是由后者决定的，这种认知尽管也不乏某种深度和洞见，但显然存在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人们批评戈尔德曼的批评模式有庸俗社会学的毛病，主要来源于这个地方。这意味着，戈尔德曼在哲学上对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还是比较简单的经济结构具有基础地位，最终决定社会意识的传统认知。这个认知不是完全错了，而是相对简单了，它对于社会意识自身的复杂性构成、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那种召唤—应答式的多向互动互渗关系还缺乏合适认识。

事实上，在戈尔德曼之后，对他小说政治学分析模式的继承者不乏其人。例如法国学者雅克·里纳尔在《小说的政治阅读》一书中，就完全是按照戈尔德曼的分析模式对新小说家罗伯-格里耶的《嫉妒》展开政治阅读的，他在书的扉页明确地写着“纪念吕西安·戈德曼”，而且也是按照戈尔德曼的套盒式模式分析《嫉妒》的。他这样表述自己的分析步骤——

阐释《嫉妒》的意义结构是一个理解的过程；把这种意义结构置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解体过程之中，就是在理解这种意识处于衰落的形式同时对《嫉妒》进行解释。反之，将这种衰落的意识置于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中，就是要对这种衰落的意识作出解释，同时还要对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解释。而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置于这个阶级的历史之中，就是要对这种历史进行理解并解释这种意识形态。最后，将资产阶级的发展史置于法国历史之中，则是要解释这个阶级同其他阶级相对的作用和功能，进而理解整个社会本身。[24]

这几乎完全是戈尔德曼套盒式政治分析模式的照搬，只是淡化了经济基础的作用。

因此，尽管戈尔德曼的分析模式存在某些问题，但其价值仍然不可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