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现代小说反讽精神的生成

在西方，反讽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反讽经由古希腊的修辞技艺与哲学探索，到德国浪漫主义的哲学推进与文论阐发，继而到英美新批评的反讽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到当下，反讽作为后现代主义解构中心的最主要的参与方式，可以说，西方大多数思想活跃的时代都留下了反讽独具魅力的身影。在中国思想与文论发展史上，有没有反讽，这一点学界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论断，但毫无疑问，“讽刺”“讽喻”“讽谏”这些字面与反讽接近的概念，不同程度地显现用委婉的语言或隐或显地表达自己主张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言说者一定程度的超然感，话语主体暂时跳出言说主题的修辞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与思想，闪烁着反讽的魅影。然而，反讽不仅是一种言语的修辞方式，从古希腊到当代，西方的反讽隐藏在修辞方式下的是对人、自然和社会关系的一种哲学探求，反讽这一修辞表象中包含了西方思想发展史。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哲学思想的影响力往往与社会政治的适用度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手段，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这为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也建立了中国古代思想发展与社会政治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具有了明显的积极入世的品格。因此，在人与自然特别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哲学思考中，人的主体性的忽视与社会主体性的强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常态中社会政治秩序的必然选择。而春秋战国、魏晋和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处于非常态社会政治秩序的三个时期。春秋诸子学说中消极出世的老庄哲学与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思想资源，而老庄哲学对社会政治的疏远从某种程度上是人的主体性追求的体现。因此，《逍遥游》中通过大鹏、蜩、学鸠等的“有所侍”的不自由，而推及“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无用”之境，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展现了其对所在社会政治的反讽姿态。以何晏、嵇康、阮籍等为代表的魏晋玄学是对老庄哲学的进一步诠释，他们在“以无为本”中强化了对“自然”“无为”的天人关系。魏晋玄学是对人、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的哲学思考，是对魏晋混乱无序的社会政治秩序的理论反思与哲学探求。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主要记载了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亦是对“自然”“无为”天人关系的形象诠释。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让社会再一次陷入动荡不安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空前紧张，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大量对社会政治直接讽刺的小说中，《儒林外史》是一部少见的带有反讽色彩的小说，小说通过精确的白描以漫不经心的方式展现人物言与行的矛盾，或是通过把极不和谐的场景并置一处的方式，展现叙述者的反讽姿态。

可见，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产生反讽思想的土壤，却没有真正产生与反讽相关的理论，这与中国哲学一直以来的致用思想有直接的关联。然而，没有反讽的理论，并不表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没有反讽的创作手法与修辞方式。史书中的“春秋笔法”、《世说新语》中的“皮里阳秋”以及史书、笔记小说中的“曲笔”，与反讽修辞有着极大的相关性。也正由于此，西方的反讽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产生共鸣，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大放异彩。

一 西方反讽理论在现代中国的译介

西方反讽理论在中国传播始于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紧密的20世纪初，20世纪的30年代和40年代，是反讽理论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时期。由于社会政治与大众化文艺政策的导向，40年代后期、60年代和70年代是反讽理论与创作实践的沉寂期，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国门再一次向世界敞开，西方近百年来的各种文艺思潮被中国学人译介引进，它们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文艺与思想界传播，而集修辞、文化与哲学理论于一身的反讽迎来了在中国传播的第二个高潮。

1932年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为中国修辞学“建立了一个系统性强、科学性鲜明的体系，该书后来被公认为是现代修辞学正式成立的标志”[35]，此书被认为是中国修辞学划时代的著作。该书中把修辞分为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两大类，而在其罗列的三十八个积极修辞辞格中，陈望道对“倒反”这一修辞格是这样解释的：“说者口头的意思和心里的意思完全相反的，名叫倒反辞。”在这一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与反讽在西方常见的理解与定义即“反讽是口头上说一件事，心里指相反的事”[36]、“言在此而意在彼”和“说与本意相反的事”等高度一致。有学人认为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一书中对辞格体系的论述与日本的增田藤之助的体系最为接近[37]，陈望道1915年至1919年留学日本，受到日本修辞界的影响也是自然中的事，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陈望道留学日本期间也正是西方修辞学理论在日本传播的黄金时期，因此，陈望道通过日本修辞间接了解与接受西方修辞学理论也在情理之中。而在《“倒反”在西方文学中的意义》一文中，作者把陈望道修辞格中的“倒反”与西方的“Irony”直接对等进行分析论述[38]。在此基础上，陈望道还对“倒反”做了具体解释，“倒反辞可以分作两类：或因情深难言，或因嫌忌怕说，便将正意用了倒头的语言来表现，但又别无嘲弄讽刺等意思包含在内的，是第一类，我们可以称为倒辞。……第二类不止语意相反，而且含有嘲弄讽刺等意思的，我们称为反语”[39]。通过其分类以及书中所举的实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陈望道的“倒反”这一辞格与西方的反讽有着较大的差异性，但表面意义与实际意义之间形成的反差与张力，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西方反讽修辞的实质。

反讽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推进过程中，冯至这位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留下了较为浓重的一笔。冯至于1930年年底至1935年6月留学德国，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文体原则》中，他认为“诺瓦利斯并非囿于浪漫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即浪漫主义的反讽。在当时的志同道合者中，他是一个使一切都统一和谐的纯粹诗人和独一无二的神秘主义者”[40]。从对诺瓦利斯的分析论断中，我们不难看出，德国留学时期的冯至对德国的浪漫反讽特征有了极为明确的理解。在冯至到德国的第二年，他被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中流露出来的意义深深感动而开始着手翻译，“为的是寄给不能读德文的远方的朋友”，并于1938年在国内由商务印书馆正式结集出版。在其第二封信中，里尔克提到了“Ironie”，冯至翻译成“暗嘲”，信中这样写道：

你不要让你被它支配，尤其是在创造力贫乏的时刻。在创造力丰富的时候你可以试行运用它，当作一种方法去理解人生。纯洁地用，它就是纯洁的，不必因为它而感到羞愧；如果你觉得你同它过于亲密，又怕同它的亲密日见增长，那么你就转向伟大、严肃的事物吧，在它们面前它会变得又渺小又可怜。寻求事物的深处：在深处暗嘲是走不下去的，——若是你把它引近伟大的边缘，你应该立即考量这个理解的方式（暗嘲）是不是发自你本性的一种需要。因为在严肃事物的影响下（如果它真是天生就属于你），它就会强固成为一个严正的工具，而列入你的创作艺术的一些方法的行列中。[41]

这一段翻译中冯至提出的反讽，已跳出了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以“倒反”这一辞格传达出来的反讽修辞层面上的意义，反讽被作为“理解人生”和“寻求事物”的方法，并成为一种独特的创作方法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更为重要的是，里尔克指出，“发自本性的一种需要”是理解和运用反讽的根本所在，这使反讽由方法论而升至了哲学层面，反讽成为主体对存在思考的一种重要态度。此书发行之时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印数不多，流传也有限，但此书为国人进一步理解反讽做了较好的理论铺垫。

反讽的译介与输入传播从陈望道到冯至还处于单方面个人化的吸收与推介状态，影响力非常有限。而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瑞恰慈于1929年至1930年在清华大学任客座教授讲学，燕卜逊1937年至1939年在燕京大学以及西南联大任教，并于1947年至1952年再度任教燕京大学，他们通过教学的形式直接把欧美的反讽理论输入中国，极大影响了当时校园中包括袁可嘉、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和唐湜等在内的一批年轻诗人。特别是燕卜逊，以自己的著作《朦胧的七种类型》传播英美新批评的文艺理论，并以此分析英国的诗歌，让中国这一批年轻的诗人掌握了第一手的反讽理论，他们开始翻译并用相关理论对诗歌创作进行批评，特别是袁可嘉，在《论新诗现代化》一书中，他介绍了戏剧主义常用的批评术语，其中一个便是反讽感，他当时翻译成“讽刺感”：

讽刺感（sense of irony）——这个术语最不好释，也最难凭空解释。粗略来说，它是指一位作者在指陈自己的态度时，同时希望有其他相反相成的态度而使之明朗化的欲望与心情。它与机智不同：机智只是消极地承认异己的存在，而讽刺感则积极地争取异己，使自己得到反衬烘托而更为清晰明朗。这儿所谓“异己”，在诗中便是许多不同于诗中主要情绪的因素。[42]

在这一段对创作反讽感的诠释中，反讽作为平衡诗歌诸多相异因素的结构原则，很好地体现了英美新批评的反讽理论。

英美新批评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奥登，是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卞之琳的老朋友，卞之琳把他的诗作翻译成中文在国内传播，燕卜逊在西南联大的课堂里讲授过奥登的诗作，而奥登本人也于1938年到过武汉等地，因此，奥登在西南联大的诗人们心中的地位便可以想象了。袁可嘉在《新诗戏剧化》一文中把奥登作为戏剧化诗人进行单独介绍，“他的习惯的方法是通过心理的了解把诗作的对象搬上纸面，利用诗人的机智、聪明及运用文字的特殊才能把他们写得栩栩如生，而诗人对处理对象的同情、厌恶、仇恨、讽刺都只是从语气及比喻部分表现，而从不坦然裸露”[43]。这里写到的对对象不坦然裸露“同情、厌恶、仇恨、讽刺”，便是对反讽诗艺特征的很好诠释，在该文中，袁可嘉还对卞之琳翻译的奥登的诗作《小说家》进行了评论。可以说经过了西南联大诗人们的推崇与介绍，作为英美新批评理论核心术语的反讽也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年，中西文化的学术交流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对外国文艺理论著作的翻译绝大部分是苏俄的文论，主要集中于宣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论著，这成为中国学术界与文化界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中介。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1961年6月出刊至1966年4月停刊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前后出刊十一期，即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论（第一辑）、近代德法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第二辑）、莎士比亚（第三辑）、东欧文论（第四辑）、十八世纪西欧美学思想专辑（第五辑）、欧洲悲剧理论（第六辑）、欧洲喜剧理论（第七辑）、十九世纪中期美学思想（第八辑）、莎士比亚评论（第九辑）、东方诸国重要古典文论及巴尔扎克（第十辑）、关于形象思维资料（第十一辑），文论编委会成员包括卞之琳、朱光潜、杨周翰、钱锺书等对西方反讽理论较为熟悉的学者，而译者中冯至、袁可嘉、钱锺书等不但是一流的翻译家，他们对西方的反讽理论也有着较为全面的了解。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黑格尔的《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诗学·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44]，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意在供中国学术界对资产阶级文化进行批判而出版的《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中，收录了燕卜逊的《论含混》和布鲁克斯的《嘲弄——一种结构原则》这两篇文章，这也给中国当时的文艺理论界了解西方的反讽提供了文本参考。在苏俄文论独领风骚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这些不多的译著中，反讽（译为“讽刺”“讥讽”“嘲弄”等）已然作为一种哲学观念开始在中国传播。

钱锺书在其1979年出版的《管锥篇》中明确提到过西方的反讽，书中他把irony翻译成讽刺，“莫非明在迩求远、变出防外。视为鬼神事先之诏告，聊以作弄凡夫，自属无稽；而视为草野事后之附会，聊以嘲讪君上，又殊有味，正古希腊悲剧所示世事人生之‘讽刺’（irony）尔。”[45]很显然，钱锺书没有把反讽作为一种具体的修辞，而把其置于情境之中作为历史人物无知的嘲弄。尽管钱锺书在此并没有对反讽这个词进行具体的分析与比较，但是反讽这一概念也通过钱锺书的巨著《管锥篇》进行了较好的传播。由此可见，国内理论界对于西方反讽及相关理论的译介传播一直没有中断，这一方面表明西方的反讽理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丰硕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中国学术界对于反讽理论的持续关注，而这背后都显示了反讽理论本身的无限魅力。当然，在国外著作翻译过程中，反讽（Irony）这一概念被翻译成“讽刺”（朱光潜、袁可嘉、钱锺书等）、“讥诮”（方重）、“暗嘲”（冯至）、“嘲弄”（钱锺书）、“反语”（张隆溪）等，从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西方这一反讽概念在中国传播中的认知度，然而，反讽本身包含的修辞、创作手法和哲学观念的多重性意蕴影响了不少中国现代作家，他们的创作实践体现了西方反讽的魅力，同时，他们的作品也因反讽的创作手法以及蕴含其中的反讽思想而获得了世界性的共鸣。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基本停滞，西方文化的翻译与传播也只以供人批判和内部资料的形式在读者中流传。直到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之门迎来了中西文艺思想交流与沟通的新潮，反讽理论也再一次与中国文艺理论界相遇。

二 中国现代小说反讽的生成与影响

西方反讽理论一方面通过学者们对相关文本的翻译在中国传播，为国人逐渐认知与接受；另一方面通过如瑞恰慈、燕卜逊和奥登等国外学者的讲学与访问等形式，使国人对新批评反讽的理论有直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清末以来大批有识之士走出国门寻求强国之路，他们对国外反讽理论的接触与接受，为一直浸淫在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他们打开了一扇创作之窗，赋予他们的创作以现代性特征，从某种程度上也开启了中国文学由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型。从反讽理论的译介与传播来看，西方反讽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小说与诗歌这两大体裁中。

就小说创作而言，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他以思想的深刻和创作个性的独特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石与高峰。而鲁迅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接触到反讽理论的文人。魏韶华在《“林中路”上的精神相遇——鲁迅与克尔凯郭尔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留日期间的鲁迅受到过克尔凯郭尔的影响，鲁迅在日期间购读的克尔凯郭尔的书籍主要有《诱惑者日记》《索伦·克尔凯郭尔及其对“她”的关系》《作为哲学家的索伦·克尔凯郭尔》等，而鲁迅在逝世前一年，还购买了这位丹麦哲学家的《克尔凯郭尔选集》和《恐惧的概念》等著作。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鲁迅对反讽理论的接受从一开始就不仅关注反讽的修辞层面，而是更多立足反讽的哲学层面，或者可以这样说，反讽哲学思想给了鲁迅对主体性探索的精神与勇气，而他所钟情的国外作家们的文学创作，使鲁迅从文本层面对反讽修辞有了较好的认知与把握，可以说是创作技艺层面的反讽修辞与对人的主体性的反讽哲学思考，使鲁迅的作品在艺术与思想两个层面都达到了时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1922年，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对于鲁迅的《阿Q正传》做过这样的评论：“《阿Q正传》里的讽刺在中国历代文学中最为少见，因为他多是反语（Irony）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中国近代小说只有《镜花缘》与《儒林外史》的一小部分略略有点相近，《官场现形记》和《怪现状》等多是热骂，性质很是不同，虽然这些也是属于讽刺小说范围之内的。《阿Q正传》的笔法的来源，据我所知道是从外国短篇小说而来的，其中以俄国的果戈理与波兰的显克微支最为显著，日本的夏目漱石、森欧外两人的著作也留下不少的影响。果戈理的《外套》和《疯人日记》，显克微支的《炭画》和《酋长》等，森欧外的《沉默之塔》，都已经译成汉文，只就这几篇参看起来也可以得到多少痕迹；夏目漱石的影响，则在他的充满反语的杰作《我是猫》。”[46]这里，周作人从“笔法”即写作技巧分析鲁迅作品中的“反语”“冷的讽刺”和“冷嘲”，其实质便是“反讽”，可以说周作人是第一个对鲁迅作品中的反讽修辞有所分析的人，这源自周作人对于鲁迅西方创作技巧接受过程的了解与熟知。周作人在鲁迅逝世后写的《回忆鲁迅》这篇文章中，提到当年他对《阿Q正传》的评论的初稿曾给鲁迅看过，鲁迅接受了周作人的看法。鲁迅的同乡许钦文在其《彷徨分析》中称自己的写作方法是反语[47]，在《学习鲁迅先生》一书中，他记述了鲁迅怎样教会他使用客观的，但实际上是运用反语讥讽的技巧[48]。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反讽这一写作手法的运用完全是自觉的，他了解西方反讽哲学，并通过西方的文学作品对反讽修辞有了较直观的认知，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作品的反讽与中国传统小说特别是《儒林外史》中的反讽式的写作，在鲁迅身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反讽作为贯通中西方文学创作手法的桥梁，在鲁迅的笔下显现了独特魅力。早在1923年初印的《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对于清朝的讽刺小说就有专章论述，在其开篇评述中，鲁迅先对古代讽刺小说做了概括性的评述，在此基础上，对于传统讽刺小说的艺术手法进行分析，并以“秉持公心”“慼而能谐，婉而多讽”来概括《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并认为此小说才是真正的讽刺小说。1924年，鲁迅在西安暑期讲学时再一次强调：“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了文艺上的价值，而它的末流都没有顾到这一点，所以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49]在鲁迅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秉持公心”点出了小说创作者的超然姿态，而“慼而能谐，婉而多讽”及“旨微而语婉”又点出了反讽表象的“言此”与事实的“意彼”之间形成对立和反差，因此，鲁迅笔下的讽刺其实质已接近甚至等同于西方的反讽。

鲁迅通过西方的文学作品对反讽修辞有了全面的了解，然而鲁迅对反讽的理解并不局限在修辞领域，正如前面提到的，鲁迅在日本期间对克尔凯郭尔作品的阅读，使其能把反讽放置在哲学的高度去思考与理解。1933年9月5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帮闲法发隐》的杂文，里面写道：

吉开迦尔是丹麦的忧郁的人，他的作品，总是带着悲愤。不过其中也有很有趣味的，我看见了这样的几句——“戏场里失了火。丑角站在戏台前，来通知了看客。大家以为这是丑角的笑话，喝采了。丑角又通知说是火灾。但大家越加哄笑，喝采了。我想，人世是要完结在当作笑话的开心的人们的大家欢迎之中的罢。”[50]

这里的吉开迦尔便是克尔凯郭尔，无论是鲁迅对克尔凯郭尔书中这个句子的特别关注，还是鲁迅对“人世是要完结在当作笑话的开心的人们的大家欢迎之中的罢”的共鸣，都能切实感受到鲁迅对于反讽的理解已深深地融入其思想与精神层面，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鲁迅包含在其散文诗《野草》中的复杂、矛盾、含混与多义。

1947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帕特里克·哈南（Patrick Hanan）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74年第34期）的《鲁迅小说技巧》是西方较早对鲁迅小说中的反讽修辞做全面分析的论文。在文中，哈南对鲁迅接触西方文学反讽修辞的过程进行较全面考察，认为“鲁迅在选择写作的艺术传统时，首先感兴趣的是果戈理、显克维支和夏目漱石，是他们那种讥讽的反语技巧，其次才是安特莱夫和文学上的现代派。……因此到目前还没有下个定义的反语的概念，是分析鲁迅技巧一个合适的出发点”[51]。文中，紧接其后对“反语”做这样的解释和定义：“‘反语’这个术语很久以前就从批评家定义的羊栏里逃了出来，而历来的批评家们也一直在兴致勃勃地追赶它，目前看来还不可能很快把它重新捉回来。……基本或核心的反语就是表面上贬低而实际上提高听者对某一事物的评价，或表面上提高而实际上贬低听者对某一事物的评价这种技巧。”[52]很显然，此处的反语便是反讽。之后，哈南从描述性反语和性格反语两个方面对鲁迅的两个短篇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的小说做了具体的分析，并在文末指出，“在同时代的所有作家之中，很好地把握了这种方法的，几乎只有鲁迅一人”[53]。

鲁迅在作品中显现的那种克制叙述者情感，并以超然的态度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反讽叙述，是中西方写作技巧融合的体现，也暗含着鲁迅的道德标准，包含着鲁迅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质疑。

西方的反讽理论通过鲁迅的理论接受与创作实践，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开始扎根。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集《呐喊》与《彷徨》成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高峰。鲁迅小说的反讽艺术成为其最为重要的艺术特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继者，许饮文、台静农和柔石等人有意识地研习和运用反讽，可以说，无论是最为直接的乡土小说，还是其他题材的小说，反讽成了中国现代文学艺术花园中的一支带刺的玫瑰，绽放着它的美丽。

如果说鲁迅式反讽赋予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特征，那么钱锺书对于反讽的接受与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反讽艺术增添了新质。学贯中西的钱锺书是一位博学睿智的学者，1935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到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1937年获副博士学位，后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38年秋回国至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而从其1937年牛津大学的毕业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开始，中西文学相互比较与影响的研究成为他一生学术研究的方法与旨归。正如钱锺书在其《谈艺录·序》里写到的：

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二西”名本《昭代丛书》甲集《西方要纪·小引》《鲒埼亭诗集》卷八《二西诗》），以供三隅之反。盖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流布四方，可征气泽芳臭。故李斯上书，有逐客之谏；郑君序谱，曰“旁行以观”。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虽宣尼书不过拔提河，每同《七音略序》所慨；而西来意即名“东土法”，堪譬《借根方说》之言。非作调人，稍通骑驿。[54]

由此不难看出，钱锺书站在了世界文明的高度审视中西方的学术与文化，《谈艺录》是以当时西方人文社科新学来诠评中国古典诗学诗艺，以达中西文化“稍通骑驿”之目的，《宋诗选注》在博引古今中西材料中洞悉与总结诗歌艺术。《管锥编》是一本笔记体著作，贯串不同语言的文本中审美原则与思想趋同之思想，而《七缀集》被钱锺书自己戏称为“半中不西、半洋不古的研究文章”[55]，因此，我们可以说，钱锺书一生的学术成就基于他对于中西方学术与文化的全面了解，而他也在打通中西方学术与文化中竖起了一座丰碑。

钱锺书在对西方各类经典文学与哲学著作的涉猎中，对作为西方重要哲学概念的“反讽”不可能一无所知。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就的《管锥编》中两次提及“反讽”，一处见《周易正义》中“希腊古文学中好咏叹‘造化嘲弄’‘鬼神忌盈’‘报应’（Irony of fate,Divine jealousy,Nemesis）”[56]，一处是《秦始皇本纪》中“正古希腊悲剧所示世事人生之‘讽刺’（irony）尔”[57]，而钱锺书对西方文化接受特别是其在英国牛津大学求学时期，正是英美新批评在文学理论界崭露头脚、显现其影响力的时期，艾略特、瑞恰慈、燕卜逊等在当时的理论界都有了较大影响。因此，不管是钱锺书的理论批评，还是其文学创作，其受到英美新批评理论的影响也在情理之中。

钱锺书对西方反讽理论的理解主要通过其文学创作进行传播。其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集《人·兽·鬼》中的反讽修辞也早为学者所关注与研究，然而正如张清华在《启蒙神话的坍塌和殖民文化的反讽——〈围城〉主题与文化策略新论》中这样表述：“仅把荒诞与反讽视为《围城》一书的技术性特征，视为手法的选择是没有抓住其根本意义的。事实上，荒诞和反讽是这部奇书所采用的整体文化视角，这才是它不同凡响的新颖与深刻之处。”[58]确实，从1929年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接触西方语言文化，到1935年至1938年在英国与法国深入学习与研究西方文化，钱锺书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开始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与对话，40年代创作的小说《围城》，通过知识分子群像展现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在实用层面存在的尴尬困境，更为重要的是，《围城》本身是一部中西方创作手法相交融而成的优秀小说。讽刺这一艺术手法在中国传统的小说中并不少见，然而正如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钱锺书的评论：“钱锺书不像狄更斯那样，要求读者去纵溺这些角色的缺点，他亦不爱用古典讽刺文学的说教口吻。他知得很清楚，愚昧和自私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存在，而讽刺家的职务，就是透过高度的智慧与素养去把这引起众生相刻画出来。”[59]在这里，夏志清点出了钱锺书不同于狄更斯与中国古典小说讽刺的特点，并认为钱锺书基于其自身高度的智慧与素养成功刻画出众生相，这样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然而，笔者认为，钱锺书的小说承载其智慧与素养的是独特的讽刺与新奇比喻结合后产生的反讽效果。而借比喻与讽刺完美结合走向反讽，这是中国现代小说反讽的新质。克制陈述与夸大陈述以及直接矛盾式的反讽修辞，在钱锺书小说中随处可见，在正与谐、虚与实、抽象与具体的对照中，小说的反讽色彩显得越来越强烈。

鲁迅在暗含的道德标准中以超然的态度对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反讽叙述，是新旧时代精神裂痕的直接书写，是“五四”启蒙精神的艺术呈现，亦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理性精神追求的体现；钱锺书已然脱下了身上沉重的枷锁，他在比喻式的反讽中努力剥离40年代中国社会的种种文化假象，把站在知识与道德顶峰的知识分子作为解析的对象，在对知识分子的怀疑与批判中显现40年代中国社会的乱象，这是钱锺书小说中反讽最核心的特质。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受西方反讽思想或是反讽作品的影响显然不局限于鲁迅与钱锺书，在小说创作中，老舍与张爱玲的小说同样充满着反讽的魅力。尽管从目前资料来看，无法明确考证老舍与张爱玲是否受到过西方反讽理论的直接影响，但老舍在1924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阶段，发表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力的小说，而1946年至1949年美国讲学期间，他完成了巨著《四世同堂》，老舍的创作丰收期正是他在国外的讲学期。如果说20年代初的英国新批评派理论还是起步期，那么40年代“二战”后的美国正是英美新批评独霸理论界的重要阶段，因此，老舍与反讽理论的相遇有着某种必然性。而在老舍的创作中，无论是前期被视为幽默风格的小说创作，还是之后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都能感受到老舍的反讽是对鲁迅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中知识分子理性精神追求的承继，正如老舍自己所言：“像阿Q那样的作品，后起的作家简直没法不受他的影响。”[60]老舍的创作以一种笑中隐含泪水的方式展现其反讽的效果。张爱玲的中小学教育是在美国教会学校完成的，1939年至1942年，她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大学的学习经历，使她更有机会接触到英美新批评理论与作品。当然，张爱玲的阅读较为随性，其阅读面也不是很广泛，但对英国作家毛姆的喜欢是在她小说创作成名之前。毛姆对人性与欲望极为冷静的反讽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更为重要的是，张爱玲所处的时代与她个人的人生经历让她对命运与人世多了一份独特的体验。因此，张爱玲在其小说叙述中隐藏自己的褒贬，她以一种超然的心态“去掉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然而这背后却包含着张爱玲更为深层的思考：“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61]因此，张爱玲的超脱的叙述口吻中已然把反讽引向了解构之途，这是张爱玲在厚重的中国文明历史与混乱的现实之间以反讽的姿态写出了人的困境与无奈。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无论是鲁迅、老舍式的理性精神烛照下的反讽，抑或是钱锺书式的在中西文化共通中由独特的反讽修辞生成的质疑与批判，还是张爱玲对人世与社会解构式的反讽，他们打通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壁垒，反讽成为一座沟通中西方文艺理论与思想的桥梁，反讽的艺术与中国传统的讽刺融为一体，在文学艺术领域散发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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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D.C.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2]转引自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颜一、崔延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页。（注：此译本将“eironeia”译为了“调侃”。）

[4][法]格里马尔迪：《巫师苏格拉底》，邓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5][德]施莱格尔：《浪漫派风格——施莱格尔批评文集》，李伯杰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6]转引自[美]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论马克思主义神话诗学的本源》，陈开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7][德]施莱格尔：《浪漫派风格——施莱格尔批评文集》，李伯杰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8][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5、310页。（注：朱光潜翻译中的滑稽即为反讽）

[9]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10][丹麦]克尔凯郭尔：《反讽的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汤晨溪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页。

[11][丹麦]克尔凯郭尔：《反讽的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汤晨溪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页。

[12][丹麦]克尔凯郭尔：《反讽的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汤晨溪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3][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5页。

[14][丹麦]克尔凯郭尔：《反讽的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汤晨溪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页。

[15]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5页。

[16]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6页。

[17]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5页。

[18]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117页。

[19]赵毅衡：《重访新批评》，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页。

[20]Ihab Hassan,Paracriticisms: Seven Speculations of the Times,Urbana,Chicago,Lond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5,P.50.转引自陈安慧《反讽的轨迹--西方与中国》，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67页。

[21]Ihab Hassan,Paracriticisms: Seven Speculations of the Times,Urbana,Chicago,Lond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5,P.50.转引自陈安慧《反讽的轨迹--西方与中国》，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67页。

[22]李伯杰：《弗·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说初探》,《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1期。

[23][德]施莱格尔：《雅典娜神段断片集》，李伯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1—22页。

[24][德]施莱格尔：《雅典娜神段断片集》，李伯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2页。

[25][德]弗·施莱格尔：《弗·施莱格尔作品选集》（两卷本）第一卷，魏玛建设出版社1980年版，第169页。转引自李伯杰《弗·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说初探》,《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1期。

[26]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27]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28]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7—336页。

[29][加]诺思洛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30][英]D.C.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

[31][英]D.C.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

[32][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页。

[33][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页。

[34][美]伊哈布·哈桑：《何谓后现代主义》，王岳川译，《文艺研究》1990年第2期。

[35]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36][英]D.C.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37]霍四通：《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考释为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页。

[38]陈家宁：《“倒反”在西方文学中的意义》,《外国文学》1989年第6期。

[39]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133页。

[40]冯至：《冯至全集》第七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41][奥地利]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冯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页。

[42]袁可嘉：《论新诗的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8—39页。原载1948年6月8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

[43]袁可嘉：《论新诗的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6页。原载《诗创造》十二期（1948年6月）。

[44]谢天振、田全金：《外国文论在中国的译介（1949——2009）》,《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5期。

[45]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1页。

[46]周作人：《阿Q正传（自己的园地）》，载《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

[47]许钦文：《彷徨分析》，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第39页。

[48]许钦文：《学习鲁迅先生》，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57—60页。

[4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页。

[50]鲁迅：《帮闲法发隐》,《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页。

[51][美]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技巧》，张隆溪译，选自乐黛云主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2页。

[52][美]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技巧》，张隆溪译，选自乐黛云主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2—313页。

[53][美]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技巧》，张隆溪译，选自乐黛云主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2—333页。

[54]钱锺书：《谈艺录·序》（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55]钱锺书：《七缀集·序》（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56]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53页。

[57]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271页。

[58]张清华：《启蒙神话的坍塌和殖民文化的反讽——〈围城〉主题与文化策略新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4期。

[59]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香港），第383页。

[60]曾广灿、范亦豪、关纪新编：《老舍与二十世纪》，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61]张爱玲：《烬余录》，选自《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