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当代小说反讽叙事的流变

西方反讽理论，在中国这片经受内忧外患的国土上，提高了中国文学的修辞艺术，更赋予了包括鲁迅、老舍在内的众多中国文人质疑批判的思维和理性的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强了对苏俄文艺思想与理论的翻译与交流，弱化了对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文艺理论译介。尽管从4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前这十七年时间中，国内仍翻译了不少西方经典的哲学与艺术著作，但国内文艺界的导向性使大部分学者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当时的苏俄文艺上。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一方面中断了国内学者、作家与外界的文化沟通，另一方面，包括学者与作家在内的作为社会秩序金字塔顶端的知识分子成为被改造被教育的对象。社会秩序的金字塔轰然倒塌的背后，不仅是对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先贤们对“人”的个体性追求的毁灭，更是对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伦理的悖反。因此，当我们再一次把目光投向“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这十年时间已然化为空间的存在，成为当代中国一个极大的反讽场域，这巨大的历史代价成为1978年以来中国文学叙事的重要主题。正如米克在《论反讽》中曾引用的克尔凯郭尔的话：“事实上，一个人成长的环境越是聚讼纷纭，他越能从自然界里发现反讽。”[1]当一个时代以封闭、排他与独尊来建立一种社会与艺术秩序时，反讽自然会因失去了呼吸的空气和存在的间隙而消亡，无声与空白已然成为社会存在的反讽方式。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国门再一次被打开，中国文学在为改革开放寻求现实根据的同时，对“大写的人”的呼唤和对新的文学艺术的渴求，打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新局面。与此同时，西方近五十年来的文学思潮与哲学思想被引进中国，对于在错综复杂又矛盾交织语境之中的中国社会，成为一种别样的参照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