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

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1857—1903）是英国19世纪晚期的一名重要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曾说，吉辛“或许是英国最好的小说家”。[1]此言不免夸张，不过，奥威尔给出的原由却是不无道理。因为吉辛的严肃风格几乎无人能及。[2]事实上，吉辛作品不但风格严肃，主题也是如此。有学者归纳了其作品主题，包括阶级关系危机、社会转型危机、性别危机、晚期帝国主义危机、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文化危机和文学生产新模式危机等。[3]可见危机意识是其突出特征。其中，作家生存危机毫无疑问是吉辛作品的首要主题。不仅因为这是吉辛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还由于它牵扯其他诸多危机，提供了观察危机的独特视角。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作家生存危机的视角对作品做一系统性研究。

在最近的一本吉辛研究专著中，路易斯·莫尔（Lewis Moore）指出，吉辛笔下的作家生存竞争与个体自由互不相容，胜出的往往是中庸之士。[4]换言之，作家的生存要以牺牲现代自由精神为代价，这不能不说与现代化前进的初衷相悖。莫尔的观点内含一个文化命题，即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审视作家的生存危机。学者们对此做过探讨，其中最直接的成果是《吉辛对“进步”的挑战——〈文苑外史〉中“列车”的含义》一文。论文结合作家人物的谋生方式解读列车意象，指出列车的象征意义在于对现代化主流话语——“进步”——的质疑。[5]不过，该文侧重对“进步”话语的挑战，尚未细化关于作家生存危机的讨论，因而该危机也没有被视为质疑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方式。可以说，现代化进程中的作家生存危机是吉辛作品研究中一个尚未深入挖掘的话题，也是当下无法回避的一个紧迫问题。故此，本书将聚焦于此话题，多角度、多层面地对吉辛作品做一系统研究，力图在危机视角中把握作品深刻反思现代进步话语的意义。

在社会学中，现代化是从传统的、乡村的农业社会向世俗的、城市的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6]这一社会学概念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替代了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念，旨在以一种前后连贯、视野开阔的方式来阐释各国进程中的共同点。[7]不过，现代化的发端远远先于概念的确立。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化已经具有200多年的历史。确切地说，它起源于18世纪后半期的革命运动。[8]其中以美法两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最具影响力。前者提供了一种政治模式，确立了现代政治的两大特制——宪法制和民主制。后者则通过技术革新创立了现代社会经济模式，并带来一系列革命性变化，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层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英国，现代化进程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即工业革命与写作商业化几乎同时开始。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52—1883）在《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书中将工业革命的起始时间框定在1760年。[9]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写作开始走上商业化道路。学术界的一个共识是，写作赞助制度在1755年左右急剧解体。[10]虽然在18世纪末之前，赞助制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11]但是写作商业化的脚步在1755年后明显加速。越来越多的作家失去恩主的资助，在商业市场中寻求谋生之道。

工业革命与写作商业化的同时起步或许是一种巧合。然而，写作商业化的发展历史却表明，两者不仅在发端时间上重合，而且在各个发展阶段也存在同步现象。18世纪既见证了工业革命的快步前行，也目睹了写作商业化的蓬勃发展。除了赞助制的衰退，当时相关行业还出现了一系列催生现代作家的革新，包括版权制的发明、文学市场的兴起、印刷业的发展、业余作家人数的减少、职业作家的出现等等。进入19世纪后，工业化的脚步更加强劲。至世纪中叶，工业革命达到一个高峰。1851年在伦敦召开的万国工业博览会就是一个里程碑。博览会展示辉煌科技成果，确立了英国世界工厂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英国的书报业也进入普遍盈利的阶段，写作行业完成了职业化进程。[12]19世纪后期，英国在二次工业革命中再次发挥积极作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13]无独有偶，此时出版商的目标也从中产阶级转向大众读者。大众文化产业开始崛兴，持续至今，依然一片欣荣之象。因此，工业化与写作商业化亦步亦趋的发展节奏不可谓不巧合。不过，偶然性的背后往往是必然。工业化促进了造纸业、印刷业、运输业等的发展，是写作商业化的有力推手。如果说工业化是现代化浪潮中的主流，那么写作商业化则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支流。它们不但同宗同源，而且终将汇聚一起，推动现代化的大浪向前涌进。

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现代化”词条的编写者所言，社会进步与病症相伴而行。[14]现代化的进步浪潮摧枯拉朽，树立社会新风，但若洪浪过猛，则又难免伤及无辜，亦或引发肆行瘟疫。写作商业化的进程也难以例外。进程中的主角——作家——的处境最能说明问题。随着赞助人施加的种种制约的消失，作家的创作是否赢得了更大的自由？他们的生活质量是否随之提高？他们代言的社会文化有无进步？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早已有之。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博士在《群愚外史》（The Dunciad）中就以嘲讽的笔调做出了回应。而约翰逊博士的个人经历也是一例。作为“现代作家身份的范式”[15]，它既代表了从贵族资助体制中解放出来的作家职业自主性，也展示了被迫在文学市场的新机制中寻求生存的新模式。[16]可以说，自18世纪工业革命兴起之后，作家生存危机的征兆就已出现。但是，上述问题的答案往往需等到病症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得以明晰。从写作商业化的历史进程来看，19世纪后期就是一个症状明朗化的阶段。1840—1880年间，得益于书报业的普遍盈利，大部分作家尚能收支平衡；1880年后，出版商把消费目标扩大到大众读者，文化市场随之前所未有地繁荣起来，但是大部分作家的生活反而陷入困境。[17]此时显现的病症就是，作家的生活质量曲线没有跟随工业化的进步一直上升，反而掉头下滑。如何给这一症状把脉？作家个体生活质量下滑至何种程度？为何下滑？是否有良方可医治？吉辛在19世纪后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其作品集中关注了该时期的作家生存问题，并将此问题深化为一种危机意识，体现了一种在危机时代[18]对英国现代化进程的升级考量。

过去数十年的研究表明，吉辛作品突出反映了19世纪后期英国作家生存危机的主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Q.D.利维斯（Q.D.Leavis，1906—1981）——利维斯夫人——就专门撰文指出，吉辛的最大兴趣点是“文人在现实文学世界中如何能够不失诚信地生活下去”，而且当吉辛以此作为小说主题时，他就“为英国小说做出了一份永久的贡献”。[19]可以说，利维斯夫人目光敏锐，一语道破吉辛热切关注的焦点，并且突出了他在整个英国小说发展史中的独特贡献。实际上，利维斯夫人指明了吉辛作品研究的一个方向，即作家生存问题。之后的学者沿着这个方向不断探索推进。在60年代吉辛研究复兴之际，雅克布·考格（Jacob Korg）在吉辛传记中就明确提出“作家生存”这一关键词。他认为，吉辛的成名作《新格拉布街》（New Grub Street）是“对商业时代作家生存问题的一次独特考察”。[20]70年代的学者为关键词注入了新的元素——历史维度的视角。杰罗米·巴克利（Jerome Buckley）认为，《新格拉布街》的主题是“维多利亚晚期文人的生存抗争”。[21]此说的意义在于将生存问题置于一个有别于维多利亚早中期的特定历史时期。约翰·古德（John Goode）的发现最清晰地阐明了个中原因。通过对比吉辛与狄更斯的创作经历，古德指出，两者所处的时期已有了质的变化。在狄更斯时代，即维多利亚早中期，作家为成功和名誉而奋斗，试图激发个体的善行和改革的信念；而到了吉辛身处的维多利亚后期，整个基调完全不同，“求生的挣扎”替代了之前博得荣誉的诉求。[22]即是说，在19世纪后期，作家的奋斗目标发生了根本变化，生存成为首要问题。而且，根据艾德里恩·普尔（Adrain Poole）的研究，生存问题具有普遍性和严重性。普遍性在于该生存问题不仅属于吉辛，也属于之后的作家；严重性则表现在“内在诚信”的退位和生存斗争的绝望程度上。[23]显然，普尔既重申了利维斯夫人关于诚信与生存的论断，又点明了生存问题的紧迫感。90年代的学者开始从具体历史状况中看待作家生存问题。戴维·洛奇（David Lodge）关于文学市场的说法具有代表性。19世纪后期的市场规模更宏大，竞争更激烈，宣传意识也更加强烈。[24]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普尔所说的生存斗争紧迫的原因，即作家遭受的生命威胁是史无前例的。至此，吉辛作品中的作家生存问题演化为一种历史性危机。进入21世纪后，研究视野有了突破。莫尔指出，当生存斗争的压力过大而作家力量过弱时，危机可能的结果只能是“失败的自由”[25]。此说的意义在于，对生存危机的观照从作家自身延伸至一个普遍意义上的概念，即作为现代社会追求目标之一的自由。这说明，作家生存危机不仅是作家群体的问题，还是一个关乎现代社会整体状况的命题。至此，经过研究者80余年的探索，利维斯夫人提出的作家生存问题已被深化为一场严重影响作家生命的危机，一场属于19世纪后期的时代危机，一场涉及现代自由观念的危机。

令人遗憾的是，学术界尚未对吉辛作品的作家生存危机主题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为数不少，但还未曾有过专门的研究著作。国内的吉辛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无专著出版，相关论文则更是少见。

在已有的研究专著中，相关主题的研究主要有三个视角。首先是艺术与商业的冲突关系。《吉辛的悖论》（The Paradox of Gissing）一书指出，吉辛创作中充满了互相矛盾的想象元素。艺术与商业的冲突就是其中之一。在吉辛作品中，这对矛盾十分重要，因为它是吉辛最优秀作品的主题。另一专著《含糊的描述：乔治·吉辛小说中的金钱与叙事》（Unsettled Accounts:Money and Narrative in the Novels of George Gissing）重续艺术与市场的话题，将上述矛盾视作维多利亚后期英国文学价值观与文学生产现实之间的冲突。第二个视角是解读作家的成功。《乔治·吉辛：文化挑战》（George Gissing:The Cultural Challenge）中有一章以成功标准为切入点，阐明吉辛的目标是质疑将文学退变为商品的文化现状。在《乔治·吉辛虚构作品批评研究》（The Fiction of George Gissing:A Critical Analysis）的作者眼中，文学界的成功已与自由理念背道而驰。结合历史语境的解读是第三种视角。如其题目所示，《意境中的吉辛》（Gissing in Context）将吉辛作品置于其前辈和同辈作家的作品语境中进行解读。该书专辟一章审视吉辛笔下的作家生活与文学界内情，指出吉辛批判的重点是写作的工业化和文学界的物化。历史语境的解读往往离不开意识形态。《乔治·吉辛：意识形态与小说》（George Gissing:Ideology and Fiction）就在吉辛戏仿的意识形态中揭开了包括作家生存在内的时代中心议题的神秘面纱。

在期刊论文和论文集中，专注作家生存问题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一方面，相关的研究成果大都局限于吉辛的成名作《新格拉布街》。这与该小说的知名度和主题有关。小说描写了各类作家在伦敦文学界的生活和工作，在出版之际就广受欢迎。关于这本小说的研究视角比较丰富。国外研究包括出版业、作家的异化、现实主义的地位、职业文化、作家身份等；国内学界研究视角包括人物塑造、小说悲观基调的缘由和进步话语的反思等。其中一个重要共识是，小说的主题是文学商品化。另一方面，近年来研究范围有所扩展。主要相关议题是吉辛的美学理想和吉辛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关系。前一议题有两种相反的观点。在戴安娜·莫尔兹（Diana Maltz）看来，吉辛的美学理想是破灭的。因为吉辛试图将美学从公众领域拉至一个纯粹的私人空间，这是一种逃离。另一学者凯文·斯瓦福特（Kevin Swafford）则看到了吉辛作品竭力倡导的另一面——审美愉悦。后一议题研究将吉辛视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先行者。马丁·莱尔（Martin Ryle）觉察到，吉辛试图建立文化权威的努力，因而预示了文学上现代主义的到来。玛丽·哈蒙德（Mary Hammond）也在吉辛的另一名作《四季随笔》（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中发现，吉辛反复使用现代性语境来显示自身与现代主义先驱之间的联系。

上述研究现状表明，学术界已经为作家生存危机主题的研究提供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前期基础，但是系统性的研究还未形成。就吉辛研究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作为国内吉辛研究的首次尝试，选择作家生存危机这个主题具有一定开拓性。这样既可深化吉辛作品研究，又可促发对当下现代化发展问题的考量。

前期研究显示，文学市场在作家生存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19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坛关系错综复杂，包括出版商、杂志社、大众读者在内的诸多方面的联系都会影响作家的生存。厘清文坛的各种关系显得十分关键。因此，在结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批评、心理分析等多种当代研究方法的同时，本书借鉴文学场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在一个空间结构和关系结构中考察作家生存危机的生成和发展。由于文学场在权力场中处于被统治和被支配的地位，所以除了文学作品、作者和读者外，来自权力场的因素也需加以考虑，如赞助商、出版人、监察机构等行动者和社会制度。这些都是现代化的产物，将其纳入研究，有助于在现代化进程的语境中发掘作家生存危机主题的丰富内涵。

除已有研究关注的吉辛成名作外，纳入本书研究的还有吉辛各个创作时期的相关代表作。早期作品以《无所归属的人们》（The Unclassed）和《瑟尔萨》（Thyrza）为代表。前者是吉辛第一本以作家为主要人物的小说，后者则展示了作家人物回应危机的实践。中期作品的代表作是《新格拉布街》。作为一本反映文人生活的力作，该小说的重要性已获公认。不过，作家生存危机主题的探讨还留存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吉辛的最后一本作品《四季随笔》是后期的代表作。它集中体现了吉辛对作家生存问题的最成熟思考。当然，对于著述颇丰的吉辛来说，上述四本作品未必能够涵括他所有的思考。作为国内对吉辛作品的第一次系统性研究尝试，本书旨在提供一个基本的脉络，力图在综合吉辛其他作品的基础上绘制一幅图景，并抛砖引玉，以期日后至有份量的研究成果面世，不断充实图景。

本书的主体部分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将作家的早逝置于现代化的背景中加以考察，阐明作家在19世纪后期遭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现代化带来物质生活的富足和死亡率的下降，但是吉辛作品中的作家人物在为生存而抗争的过程中相继早逝。本章聚焦于两位严肃作家人物。前者为一名诗人，是吉辛笔下首个陷入生存危机的作家人物。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受尊敬的一类作家，诗人的早逝令人警觉，象征了现代化进程中严肃作家的生存危机。后者是一名小说家。虽然他从事19世纪最受欢迎的小说体裁的写作，但是坚持艺术理想的努力未能让他躲过生存危机。在这两位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后期的严肃作家委实陷入了一场生死攸关的生存危机之中。

第二章考察吉辛作品对危机成因的探索。如果说作家的早逝可以唤起世人对作家生存危机的关注，那么对该时期文学场的深度呈现则能够促使大家进一步思考危机的成因。本章以作品的标题作为切入点，在历史语境中探查文学场内情。现代科技发展推动文学场规模史无前例的发展。但是，在繁荣表象之下，文学场的本质发生了深层改变。文化资本退位，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横行，自制原则丧失，文学场内乱象丛生。这些内情揭示场内艺术信念的大坝已然决堤。科技发展的大潮扫荡传统文化信仰，助长单维度的物质繁华，冲垮了知晓且认可艺术品的集体信念。在此意义上，作家生存危机始于现代信仰危机。

第三章至第五章探求吉辛作品中为危机开出的药方。开具药方并非易事。对症下药，方能显效。这三章针对危机的三个具体症状分别进行论述。虽然危机已有病入膏肓的危险，激浊扬清的药方也未必不可寻。第三章研究的症状是作家工作方式的异化。吉辛为此病症把脉问药。异化指的是机械的写作方式，实质为人的异化。工业化以来的功利思想根深蒂固，机械化的蔓延则为虎添翼，窒息灵感，压制想象力，令作家劳心焦思，黯然离世。要断病根，还需从人的异化入手。逃避远非良方。作品中一道“生命写作”的风景带来一线希望。它蕴含生命意志，与尼采的生命哲学息息相通。唯有拥抱生命的热情，追求生命美学的愉悦，方能抽薪止沸，与机械的写作方式决裂，抵御危机。

第四章探究危机的第二病症——文艺作品接受模式的嬗变。19世纪后期读者群体和阅读趣味都发生了转变。福斯特法案实施后涌现了大批头脑空洞、趣味低俗的新型读者群。阅读趣味的普遍滑坡是表象，症结在于对生活质量的认识上。以享乐为目的的庸俗生活观不但对低俗读物缺乏抵抗力，而且与之臭味相投，驱逐高雅读物。如果任由这种文艺接受模式泛滥，那么个体乃至社会的生活难免要坠入无底的深渊。底层读者通过培养阅读趣味来提升生活质量的故事则令人振奋。自尊、自由、思考等精神生活品质的塑造帮助读者摆脱拜金、嫉妒和机械的物质生活。作家在其中扮演的向导角色不可忽视。文艺作品反庸俗、反功利的社会价值因而得以体现，严肃作家为争取生存权利找到了自我突破的话语权。即便困难重重，作家坚定的艺术信念犹如北极星光，穿透黑暗，抵达目标。

第五章聚焦于危机的第三个病症——人际交往模式的畸变。现代化不仅带来数目激增的读者群体，还产生了庞大的作家队伍。当象征资本源于社会资本——同行之间的关系，作家就陷入了人际交往模式的困境。在为获取资本而不择手段的竞争中，部分作家丑态百出。阿谀逢迎、口诛笔伐、虚情假意、尔虞我诈等伎俩轮番上阵。彼此间或剑拔弩张，或沆瀣一气，皆为功利的个人私欲所致。然而，就在遥远的古典文化中，蕴藏着走出困境的智慧。基于共同文化爱好的友谊造就一段情同手足的莫逆之交。家园精神的回归被寄予厚望。它摒弃私欲，超尘拔俗，在春风化雨间谱写共同体的理想篇章。

结语部分阐明吉辛关于作家生存危机的探索是19世纪英国文学家推敲“进步”话语历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速度含义的“进步”概念在19世纪开始流行，并形成有关“进步”的宏大叙述，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主流话语。但是，进步的方向发生了偏差，演化为一种“病态的匆忙”[26]和机械且功利的精神模式。与此同时，富有洞察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反躬自省，奋笔疾书，推敲“进步”话语，斐然成章。吉辛的书写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别开蹊径，在对现代作家生存危机的观察中质疑了“进步”的速度、机械的时代精神和功利的人际关系。他的观察生动且敏锐，在“进步”推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注释

[1]George Orwell,"Not Enough Money:A Sketch of George Gissing",Tribune,2 April 1943.

[2]George Orwell,"Not Enough Money:A Sketch of George Gissing",Tribune,2 April 1943.

[3]Martin Ryle and Jenny Bourne Taylor,"Introduction:Gissing's Critical Contexts",George Gissing:Voices of the Unclassed,eds.,Martin Ryle and Jenny Bourne Taylor,Aldershot:Ashage,2005,p.1.

[4]Lewis Moore,The Fiction of George Gissing:A Critical Analysis,Jefferson:McFarland,2008,p.28.

[5]殷企平：《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19世纪的英国》，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17—438页。

[6]"Modernization",Encyclopedia Britannica,7 July 2017(

[7]Alberto Martinelli,Global Modernization:Rethinking the Project of Modernity,London,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Sage,2005,p.8.

[8]Alberto Martinelli,Global Modernization:Rethinking the Project of Modernity,London,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Sage,2005,p.8.

[9]Arnold Toynbee,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Boston:The Beacon Press,1884,p.1.

[10]Dustin Griffin,Literary Patronage in England,1650—18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46.

[11]Dustin Griffin,Literary Patronage in England,1650—18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48.

[12]Richard Salmon,The Formation of the Victorian Literary Profess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13.

[13][美]克莱顿·罗伯茨、戴维·罗伯茨、道格拉斯·比松：《英国史》，潘兴明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46页。

[14]"Modernization",Encyclopedia Britannica,7 July 2017(

[15]Richard Salmon,The Formation of the Victorian literary Profess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41.

[16]Richard Salmon,The Formation of the Victorian literary Profess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41.

[17]Nigel Cross,The Common Writer:Life in Nineteenth-century Grub Street,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5.

[18]克莱顿·罗伯茨等人称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为“危机时代”。详见克莱顿·罗伯茨、戴维·罗伯茨、道格拉斯·比松《英国史》，潘兴明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45页。

[19]Q.D.Leavis,Collected Essays,Vol.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266.

[20]Jacob Korg,George Gissing:A Critical Biograph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3,p.154.

[21]Jerome Buckley,"A World of Literature:New Grub Street",The Worlds of Victorian Fiction,ed.,Jerome Buckley,Cambridge,M 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133.

[22]John Goode,George Gissing:Ideology and Fiction,London:Vision Press,1978,p.26.

[23]Adrain Poole,Gissing in Context,Totowa:Rowman and Littlefield,1978,p.108.

[24]David Lodge,The Art of Fiction,London:Penguin Books,1992,p.195.

[25]Lewis Moore,The Fiction of George Gissing:A Critical Analysis,Jefferson:McFarland,2008,p.28.

[26]Richard Altick,Victorian People and Ideas,New York:W.W.Norton,1973,p.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