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生死之忧：作家生存危机的加剧》：“假若生活能够善待我一些”

人口增长是现代化成果之一。工业革命带来人类历史上第二次人口数量的飞跃。19世纪下半叶，人口数量和增长率大幅上升。在英国，人口增长还体现为死亡率的下降。英国人口死亡率从1861—1865年的22.6‰下降至1911—1915年的14.3‰。[1]这显示了现代科技的进步，如生活环境的改善、食物供给的增加、医疗技术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吉辛作品中作家人物的频频去世就不免成为一种异常状态，他们的英年早逝更加触目惊心。现代化带来物质生活的富足，为何作家们反而面临失去生存保障之虞？本章重点研究吉辛小说中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人物走向绝境的历程，旨在表明在19世纪后期，英国作家们的生存问题已然演化为一个迫在眉睫的生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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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归属的人们》（The Unclassed）[2]是吉辛的第二本小说，可视作他思考作家生存危机的起点。有学者将此书列入工人阶级小说之列。[3]不过，小说题目本身提示，小说人物不可能被简单地划入某一阶级。吉辛本人也做出专门的解释：“无所归属的人”是“居住在被社会遗忘角落里的人”。[4]由此可见，以阶级区分小说人物不是作者的本意。事实上，小说的主要人物大都算不上是工人阶级。两位主人公分别从事过经营药铺和私人学校教师的工作。而且，他们扮演的主要角色是作家。因为文学写作是他们共同的爱好，他们的写作生活是小说的一个叙述焦点。因此，确切地说，该小说是一本关于两位作家生活的作品。而且，《无所归属的人们》是吉辛首次专门表现作家生活的作品。莫尔发现，吉辛在这本小说中开始把写作焦点扩展到了艺术和文学领域。[5]莫尔的说法不无道理，却不够精准。因为吉辛的前一本小说《黎明时的劳工》（Workers in the Dawn）已经开始关注艺术家的生活。其主人公阿瑟·戈丁就是一个颇具绘画天赋的人。《无所归属的人们》则专门指向了作为艺术家的作家。总之，若要探查吉辛对作家生活问题的思考，从《无所归属的人们》开始是最佳选择。

耐人寻味的是，在吉辛的首部关于作家人物的作品中，主人公就遭遇了英年早逝的悲惨结局。朱利安·卡斯蒂是一名诗人。他在写作过程中屡遭阻挠，被迫出逃，最终客死他乡。可以说，作家的生存问题是吉辛一开始就着意表现的一个主题。那么，诗人的早逝是否偶然？这出悲剧的潜台词又是什么？

关于卡斯蒂的早逝，研究者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这是由其懦弱性格所致。[6]他生性善良，经常不忍拒绝他人要求。他受已故舅父所托，照看表妹，却不想遭受算计，落入表妹骗婚的圈套。他委曲求全，虽无丝毫爱恋之意，还是答应与她结婚。谁知婚后表妹时常无理取闹，他又处处忍耐，落得身心疲惫，终因肺炎不治而亡。从婚姻上看，卡斯蒂的早逝与他的软弱性格不无关系。他未能在奸诈行为面前奋力抗争。但是，除了不如意的婚姻生活外，令卡斯蒂更加心力交瘁的是写作生活。他去世前说道：“假若生活能够善待我一些，我可能也已经是一名诗人。”[7]这里的生活不仅是个体生活，还隐含了时代生活状况。因为从上下文来看，卡斯蒂对自己失败的婚姻已无所留恋，一心牵挂写作。但是，他的作品因不受读者欢迎而被拒稿。因此，卡斯蒂的早逝其实隐含着一场时代诗人的悲剧。实情如何？笔者认为，答案存在于卡斯蒂的梦想与时代现实的张力之中。小说中有两个典故深刻反映了这种张力。或许因为吉辛着墨不多，它们未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实际上，它们前呼后应，从不同层面揭示卡斯蒂悲剧的真实所指。

一 卡斯蒂与《岁时记》：生存危机的显现

卡斯蒂的名字内含典故。该典故有些隐晦，但是熟悉吉辛的读者则不难领会。学术界有一种共识，即吉辛作品的自传成分显著。卡斯蒂身上也有吉辛的影子。吉辛自幼广读古罗马史书，其中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的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是他最爱的一本书。据他曾教过的一名学生回忆，吉辛对希腊罗马辉煌的文学有着极大的热情。[8]循此线索就不难发现，卡斯蒂与古罗马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并且上述典故就是一部古罗马诗作。

卡斯蒂的姓名本身具有鲜明的古罗马遗风。他继承了父亲意大利人的姓氏。小说关于父亲的介绍寥寥数字，简要地提及他是意大利人，与卡斯蒂母亲结婚后回到意大利，此后便再无音讯。介绍父亲的唯一意图似乎就是强调卡斯蒂的意大利血统。在介绍卡斯蒂的名字“朱利安”时，吉辛特意注明这是一个被英语化了的名字。[9]“朱利安”一名来自拉丁语名Julianus。[10]这应与他母亲是英国人有关，而且他自幼寄住在英国的舅父家。不过，注释反而提醒了读者注意名字的古罗马渊源。由此可见，人物的命名意在彰显卡斯蒂是古罗马后人的事实。

与此同时，卡斯蒂熟识并热爱古罗马文化。自求学开始，他就对罗马历史表现出如饥似渴的兴趣。他的房间墙上挂着罗马艺术家的版画，书架上排列着拉丁诗人和罗马诗集。[11]他还立志要完成一本跟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Aeneid）一样伟大的古罗马史诗。《埃涅阿斯记》是代表古罗马文学最高成就的巨著。若非精通古罗马文化，普通人是很难有此勇气。因此，卡斯蒂的古罗马文化造诣可见一斑。他可谓是古罗马文化的传人。

不过，对于精通古罗马文化的吉辛而言，卡斯蒂姓名的象征意义很可能并不止于此。置于卡斯蒂书架上的拉丁文诗集至少应该包括古罗马三大诗人的作品。其中有一本既与卡斯蒂钟爱的《埃涅阿斯记》关系密切，又与卡斯蒂的悲剧有关。有学者考证，奥维德在《岁时记》（Fasti）中十分频繁地提及维吉尔的作品，[12]并且特别运用了《埃涅阿斯记》中的内容。[13]吉辛的写作笔记也显示，他本人十分熟悉这本作品。[14]而且，巧合的是，《岁时记》是一本未竟的著作，卡斯蒂的诗稿最终也未能完成。也就是说，两位诗人都未能如愿完成诗作。故而卡斯蒂的名字很可能与《岁时记》有关联。事实上，两者的拼写和读音十分相似。《岁时记》的英译名是Fasti，与卡斯蒂（Casti）的名字仅有一个字母之差。吉辛熟悉古罗马文化，建立这种联系乃轻而易举之事；对于普通的西方读者而言，识别联系也非难事。《岁时记》影响了西方艺术传统中大量神话题材的绘画创作，是西方文化中的一本知名作品。[15]至此，我们有理由说，卡斯蒂名字中内含的典故就是《岁时记》。该典故强调了他作为古罗马文化传人的角色，更暗示了他无法完成诗稿的结局。诗作是一名诗人安身立命之本。不能完成诗稿意味着诗人的生存困境。

如果卡斯蒂完成诗稿，他是否可以逃过早逝的悲剧？《岁时记》的典故预示，前景依然不容乐观。该典故同时包含了死亡的意思。奥维德是在被国王奥古斯都流放至托米斯（Tomis）一地时创作《岁时记》的，而卡斯蒂也是在被迫逃离住处后才真正开始撰写史诗。卡斯蒂实际上同样处于流放的状态。流亡则是小说的另一个主题。据普尔所言，《无所归属的人》继续了吉辛前一本小说中隐含的一个中心主题——流亡。[16]流放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对生存的威胁。奥维德最终客死他乡；卡斯蒂也在逃离家乡后撒手人寰。因而，典故的第二层涵义就是卡斯蒂的死亡结局。事实上，卡斯蒂创作的题材和主题都证明，诗稿的完成不足以帮助他躲过悲剧。

从其投稿经历来看，卡斯蒂选择的题材将他流放到了文学市场的边缘。诗稿选材于罗马帝国的历史。他之前完成的一个剧本也是关于古罗马的一位将军，被出版商退稿。拒绝的原因是，这类题材“几乎不可能引起公众的兴趣”[17]。那么，公众兴趣是什么？根据理查德·奥尔提克（Richard Altick）的考察，19世纪的英国有一种“强烈的维多利亚主张”[18]，即将近期的事件作为艺术的主流话题。也就是说，公众的兴趣在于当下，而非过去。同时期的英国诗人布朗宁就因描写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法国的诗歌而背负了忽视维多利亚现状的罪名。[19]由此推断，讲述更遥远的古罗马帝国的作品将会面临更多的责难，无法获得出版商的青睐。卡斯蒂对古罗马文化的痴迷反而酿成了他的悲剧。

更关键的是，诗稿的主题有违当时的意识形态。卡斯蒂计划写的是亚拉里克一世围攻和洗劫古罗马城的那段历史。该历史事件是古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卡斯蒂的创作时间19世纪70年代是英国工业化的一个顶峰时期。1851年伦敦举办的世界工业博览会展示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辉煌成果。此后二十余年，英国工业持续繁荣。该时期被称作“维多利亚大繁荣期”（Great Victorian Boom）[20]。与此同时，英国公众的思想也发生变化。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进化论思想的普及。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高速步伐推动了社会进化论的传播。1859年《物种起源》的问世并非晴天霹雳。它正好契合了当时推进进化论的写作潮流。[21]早在1851年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就已提出社会进化论的观点。此后，进化的概念及随之产生的进步概念开始渗透维多利亚人的生活和思想的每个方面。[22]浸润在进化论思想中的公众相信，人类社会发展是线性向前的，后人总是优于前人。他们没有看见，也拒绝看到繁荣过后的负面效应，如19世纪70年代晚期的农业危机、城市地貌的恶化和失业率的增加。卡斯蒂通过创作表达了他对时代的直观感受——由英国现代化盛极而衰引发的焦虑，大有以史为鉴之意。但是，公众依然在进化论思想中乐不思蜀，并且愈发坚定地将之奉为圭臬。他们虽不会否定历史，但不愿模仿过去，也不想从过去汲取教训。[23]在对历史的傲慢态度中显现的是盲目的进步意识。回首历史的愿望在进步的车轮下被碾压得粉碎。在此意义上，在现代化进程中，卡斯蒂的早逝成为一种必然，他的生存问题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严峻考验。

二 卡斯蒂与济慈：生存危机的加剧

如果说《岁时记》的典故从小说开篇就预示了卡斯蒂的生存危机，那么小说末尾的另一典故则宣告了危机的加剧。这一典故就出现在上述卡斯蒂遗言之前：“我的情况不是与济慈有相同之处吗？他也是一名药剂师，和我一样不喜欢这份工作，年纪轻轻就死于肺结核。”[24]很显然，卡斯蒂视自己为济慈的化身。因为两人的生活经历出奇地相似。卡斯蒂自幼在舅父的药铺里帮工；舅父去世后，他打理药铺。不过，他的兴趣不在于卖药，而是写诗。后来，他患了肺结核，身体每况愈下，最终不治身亡。济慈早年做过一名持证的药剂师，后来弃医从文，最后也因染上肺结核而去世。而且，两人的创作经历也有相仿之处。卡斯蒂计划写一部史诗，但未能在去世前完成；济慈也遗留了一部未竟的史诗《海伯利安的失败》（The Fall of Hyperion）。[25]因此，济慈的生平典故回应了前文《岁时记》的典故，强化了卡斯蒂即将离世的悲剧氛围。

但是，卡斯蒂更想强调的是两人的不同之处——未能完成诗作的原因。济慈在去世前给友人的信件中写道：“我没有留下不朽之作，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的朋友为我自豪的，……，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会让大家记住我的。”[26]也就是说，济慈自认为生命短暂是主要原因。对于25岁就逝世的济慈来说，的确如此。但是，同样年轻的卡斯蒂则不然。“假若生活能够善待我一些”的遗言暗示，时代环境的变迁才是主因。

卡斯蒂时代的写作环境已大不如前。济慈在世时出版了大量诗作；卡斯蒂却未能如愿，并且坦言“无论如何我是没有能力让它（笔者注：诗歌）得以出版的”[27]。就诗歌这一文学体裁而言，卡斯蒂所言并不夸张。在维多利亚时代，诗歌被称作“市场的毒药”[28]。在19世纪初，济慈尚能遇到愿意出版诗作的出版商泰勒与荷赛（Taylor and Hessey）。济慈去世后，诗歌市场就开始减缩。[29]当时有出版商直言：“现在没人要读诗歌。”[30]读者数量的锐减导致出版利润的缩水。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中，500—1000册是一个相当体面的印刷数目，但是由于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同样的册数在世纪后期却变得毫无盈利。[31]如塞蒙·詹姆斯（Simon James）所言，济慈的典故为“两人之间的历史间隔做了一个反讽的评论”[32]。诗人们的创作生活因此受到影响。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的创作在20年代从诗歌转向小说，其目的是偿还出版商的债务；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则因为收入原因被迫停止诗歌创作，直到后期经济宽裕后才重新执笔写诗。总之，诗人的生活状况并未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而得到改善，反而陷入今不如昔的境地。

济慈典故还进一步预示，诗人的生存危机将会愈演愈烈。就在济慈去世后的第四年，托马斯·麦考雷（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预言：“随着文明的推进，诗歌几乎必然会衰退。”[33]不出所料，在卡斯蒂生活的19世纪70年代，诗歌就已然成为一种“身处重重困难的形式”[34]。时至80年代，诸如罗赛蒂、布朗宁等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诗人相继过世，英国再不见伟大的诗人出现。等到丁尼生辞世后，桂冠诗人的继承者阿尔弗雷德·奥斯丁（Alfred Austin，1835—1913）也无传世之作。更令人痛心的是，90年代出现了诗人早逝的普遍现象。叶芝称之为“不幸的一代”（the tragic generation）[35]。事实上，这种时代的不幸在卡斯蒂的身上就已开始上演。在讲述济慈典故的次日早晨，卡斯蒂溘然辞世。小说中对他的去世描述得十分隐晦，仅有短短的两句：“第二天早餐时间卡斯蒂没有出现。魏玛克敲门，没人答应，就转动把手进入。”[36]有了之前典故的铺垫，这一叙述不再有悬念，反而在轻描淡写中透露出无限的悲痛。因此，济慈典故揭示，卡斯蒂的悲剧不可避免，继而宣告了19世纪后期诗人生存危机持续恶化的趋势。

简而概之，小说中的两个典故一隐一明，构成首位相接的常山之阵，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反复言说卡斯蒂的悲剧。它们发出警告，悲剧并非偶然，而是预兆了19世纪后期英国诗人与日俱增的生存危机。作为人类历史最久远的一类作家，诗人的困境有着特别的警示意义。人类文化史上，诗人素来居于受人敬仰的地位。他们在19世纪后期日益没落的处境实际上也预示了严肃作家的命运。这大抵也是吉辛将一名诗人设为他笔下首个陷入生存危机的作家人物的良苦用心。

注释

[1]Roderick Floud and Donald Nansen McCloskey,The Economic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since 1700,Vol.2,Cambridge: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1983,p.145.

[2]本小说译名参考了薛鸿时先生的译法。参见薛鸿时《乔治·吉辛前期小说初探》，载文美惠主编《英国小说研究1875—1914：超越传统的新起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186页。

[3]参见Robert Selig,George Gissing,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5,p.19。

[4]George Gissing,The Unclassed,2nd edition,London:Lawrence and Bullen,1895,p.v.

[5]Lewis Moore,The Fiction of George Gissing:A Critical Analysis,Jefferson:McFarland,2008,p.210.

[6]参见Gillian Tindall,The Born Exile:George Gissing,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4,p.214;Lewis D.Moore,The Fiction of George Gissing:A Critical Analysis,Jefferson:McFarland,2008,p.63;Pierre Coustillas,The Heroic Life of George Gissing(Part I),London:Routledge,2012,p.232。

[7]George Gissing,The Unclassed,New York:R.F.Fenno,1896,p.288.

[8]转引自Pierre Coustillas,The Heroic Life of George Gissing(Part 1),London:Routledge,2012,p.300。

[9]George Gissing,The Unclassed,New York:R.F.Fenno,1896,p.29.

[10]参见Patrick Hanks,Kate Hardcastle and Flavia Hodges,A Dictionary of First Names,2nd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中“Julian”词条。

[11]George Gissing,The Unclassed,New York:R.F.Fenno,1896,p.40.

[12]Paul Murgatroyd,Mythical and Legendary Narrative in Ovid's Fasti,Leidon:Brill,2005,p.98.

[13]参见Mythical and Legendary Narrative in Ovid's Fasti一书第四章“Ovid and Virgil”。

[14]George Gissing,George Gissing'.commonplace Book,ed.,Jaob Korg,New York: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1962,p.68.

[15]T.p.Wiseman,The Myth of Rome,Exeter: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2004,p.6.

[16]Adrain Poole,Gissing in Context,Totowa:Rowman and Littlefield,1978,p.64.

[17]George Gissing,The Unclassed,New York:R.F.Fenno,1896,p.93.

[18]Richard Altick,Victorian People and Ideas,New York:W.W.Norton,1973,p.276.

[19]Richard Altick,Victorian People and Ideas,New York:W.W.Norton,1973,p.277.

[20]Roderick Floud and Donald Nansen McCloskey,The Economic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since 1700,Vol.2,Cambridge: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1983,p.1.

[21]Kenneth O.Morgan,ed.,The Oxford History of Britai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522.

[22]Kenneth O.Morgan,ed.,The Oxford History of Britai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523.

[23]Alberto Martinelli,Global Modernization:Rethinking the Project of Modernity,London,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2005,p.7.

[24]George Gissing,The Unclassed,New York:R.F.Fenno,1896,p.288.

[25]济慈1818年放弃《海伯利安》的写作，之后改写为《海伯利安的失败》，但是再度弃写，至1821年去世前未完成。

[26]John Keats,The Letters of John Keats,ed.,Buxton Forman,London:Reeves&Turner,1895,p.465.

[27]George Gissing,The Unclassed,New York:R.F.Fenno,1896,p.69.

[28]Matthew Bevis,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Victorian Poet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656.

[29]19世纪英国诗歌市场的缩减始于1820年左右。济慈去世时间是1821年。两个时间正好重合。参见Lisa Rodensky,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Victorian Novel,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589。

[30]转引自Matthew Bevis,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Victorian Poetry,New York:R.F.Fenno,1896,p.656。

[31]Joseph Guy,"Authors and Authorship",The Cambridg.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1830—1914,ed.,Joanne Shattoc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4.

[32]Simon James,Unsettled Accounts:Money and Narrative in the Novels of George Gissing,London:Anthem Press,2003,p.72.

[33]转引自Philip Davis,The Victorians,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2,p.222。

[34]转引自Philip Davis,The Victorians,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2,p.456.

[35]Vivian de Sola Pinto,Crisis in English Poetry,1880-1940,London: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1967,p.15.

[36]George Gissing,The Unclassed,New York:R.F.Fenno,1896,p.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