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晋之际朝贡送质关系背景下的鲜卑系名号

拓跋氏的名号系统，很早就和魏晋中央政权发生关系，这一点可以从很多证据得到证明。鲜卑拓跋氏的早期历史，《魏书·序纪》有一些简略但非常重要的记载，除上节所讨论的“代公”“代王”号以外，还有若干其他名号出现。从中原政权的角度来记载拓跋氏的史料，除唐修《晋书》以外，也有若干零星的出土材料可供比对。关涉到当时名号使用情况的某些细节，也可以从中体现。

1956年内蒙古凉城县蛮汉山南部沙虎子沟出土了一处金银器窖藏，是较为重要的一批出土材料。这批窖藏文物中有三方官印，包括金印两方，银印一方。两方金印分别刻有“晋鲜卑归义侯”“晋乌丸归义侯”字样，银印刻有“晋鲜卑率善中郎将”字样。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四兽型金饰牌，上阴刻“猗 金”3个汉字(90)。“猗 ”当即是《魏书·序纪》中的桓帝猗㐌，蛮汉山遗址位于拓跋氏早期生活的核心地区盛乐古城遗址东面不远处，当为西晋时期的拓跋氏遗物。

这批文物可以反映出几个问题，第一是拓跋氏的族属。官印中的“鲜卑”“乌桓”字样说明西晋政府对拓跋氏的族属有所认识，具体来说就是将其作为鲜卑或乌桓来看待，未将其当作匈奴或者其他族裔。两晋时期的史料也可以看到，拓跋先祖出现在史料中的族称即是“鲜卑”，而且获得了西晋官方的确认。《晋书》对于拓跋珪之前的各代君长，有使用“鲜卑”作为修饰语的情况，如“鲜卑力微”“鲜卑猗卢”；也有以“索头”作为修饰语的，如“索头郁鞠”。其中最早者是魏晋之际的力微。《晋书》虽为唐修，但这些称谓应该还是能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其载刘琨上书中也提到“臣前表当与鲜卑猗卢克今年三月都会平阳”(91)，当系直接引文。又，敦煌残本《晋纪》有如下一段：“及至猗卢败乱，晋人归奔。琨于平城纳其初附，将军姬澹以为‘此虽晋人，久在荒裔不识礼，难以法御。今内牧鲜卑之余谷，外抄残胡之牛羊。’”(92)这里的“鲜卑”指的就是猗卢的残余势力。《魏书·卫操传》附载卫雄、姬澹事(93)，可为参证。《晋纪》是成书于东晋南朝时期的史料，文中很清楚地称猗卢为“鲜卑”，也与《晋书》的记载相合。

第二是拓跋首领的地位。部分学者从猗㐌的史料出发，认为“晋鲜卑归义侯”“晋鲜卑率善中郎将”的颁发当出司马腾之意，并认为这批文物的出土证明《魏书·序纪》中“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之说乃是事实(94)。这种解读看似合理，却隐含有逻辑矛盾。“归义侯”与“大单于”显然是不同的名号，涵义、级别也全不相同。《序纪》对猗卢受封的表述，也是“晋怀帝进帝大单于，封代公”。前节也已考证，同时赐予两个封号已有猗㐌的前例可循，只是由于特殊的情况未能成行。总之，《序纪》所说的司马腾授予猗㐌的官印不可能是“晋鲜卑归义侯”之类，而应是“大单于、代公”。换言之，将这批官印与《序纪》中的“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联系起来，并不一定站得住脚。

也有不少学者从鲜卑和乌桓的官印同出的现象寻求解释，如田余庆先生认为，鲜卑、乌桓两金印都称晋“归义侯”而且形制全同，大小微异，当是同时受赐于晋，而且说不定就是在晋“离间二虏”之时(95)。不过，以这两方官印作为论证拓跋氏与乌桓的共生关系的证据是可靠的，但是否与力微有关则很难确定，所以田先生也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毕竟从力微死去到猗㐌勃兴相去近三十年，其间还有一段“诸部离叛，国内纷扰”的时期。从现有证据看，只能确认这三方官印是西晋时期拓跋部的遗物，至于是颁发给力微还是猗㐌本人或是其他部众的，甚至是源自西晋封授还是部分属于拓跋部的战利品，也都有争议(96)，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都还只能停留在推测阶段。

“归义侯”“率善中郎将”这类名号，其实是汉魏以来授予周边族群常用的名号。在传世史料中的记载就颇多，如《三国志·鲜卑传》有“归泥叛比能，将其部众降，拜归义王”“文帝立素利、弥加为归义王”(97)的记载；又《三国志·东夷传》叙述马韩受魏封号的情况云：“其官有魏率善邑君、归义侯、中郎将、都尉、伯长。”(98)这些封号性质类似但种类、级别繁多，而且数量很大。更值得注意的是“归义王”“归义侯”这类封授的数量。《三国志》裴注引《魏书》记载，东汉建武二十五年，乌丸大人郝旦等率众诣阙，光武帝一次就“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99)。从魏晋政权的角度来说，颁发此类官印本就是对待北方少数民族乃至其他周边国家一贯的政策，并不需要发生特殊事件才封授类似官印。

蛮汉山出土的这批官印，恰恰能说明拓跋氏在西晋朝贡体系下所用名号的性质。自汉代以来，类似官印的授受已经成为标识“外臣”身份的固定模式。日本学者阿部幸信认为，汉代外臣印上附加的“汉”字，并非表示授印对象为异民族，而是说明该印的持有者处于汉朝之“外”，且与汉朝的皇帝缔结了个人关系，形成了“家”(100)。汉代的这个传统被魏晋政权沿用，魏晋这类官印的出土数量也非常之多。仅就晋朝来说，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一书就收录有“晋鲜卑率善邑长”四方、“晋鲜卑率善仟长”三方、“晋鲜卑率善佰长”六方等多种，加上授予乌丸、胡、氐、羌诸部的，数量就更为庞大(101)。蛮汗山出土的带有“晋”国号的“归义”“率善”官印，可算是拓跋氏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外臣”关系的直接证据。拓跋氏是魏晋时代数量颇多的“外臣”之一，地位似乎也没有特殊的突出之处。

需要补充的是，魏晋中央政权经常以方位来命名和区分鲜卑的不同部族，在《三国志》中便出现了“东部鲜卑”“西部鲜卑”“河西鲜卑”的称谓，直到南北朝时期的史料中，这些称号也多有出现。鲜卑本身是多个部族的总称，事实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某些部族在血统、文化方面与匈奴等其他部族也有密切联系。后来用以指称拓跋氏的“北部鲜卑”，也许也在魏晋之际的某个时候出现了。那么对鲜卑内部各个部族的区分，在当时仍旧是需要明确的现实问题。“北部鲜卑”的说法最早见于《晋书·姚兴载记》，这大约是以东晋或者姚氏政权所处的方位来命名的。大约“北部鲜卑”的称法在魏晋时期也会出现，毕竟力微早在魏晋之际就活动在西晋政权的北方，只是史料缺载而已。这种以方位来区分鲜卑族系的方式，也反映出魏晋政权对鲜卑诸部的认识，其立足点也只是基于中央政府自身的视角。鲜卑内部复杂的部族关系及其内部的名号系统，其实多数都不在魏晋政权的关注范围内。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拓跋氏内部发育出一套自身的名号体系，却较少被中原史料所记载。学界已经注意到，拓跋氏拥有一套与匈奴等族系不尽相同的可汗号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资治通鉴》在记拓跋先世君长时，均称“可汗”，另一处记载力微事时，也称其为“力微可汗”，胡注称“此时鲜卑君长已有可汗之称”(102)。温公之说长期以来得不到其他史料的参证，历代也多有怀疑者。不过，嘎仙洞石壁祝文的发现，证明了可汗称号在北魏前期就已经存在，温公之说实言之有据(103)。又北魏《奚智墓志》称：“始与大魏同先，仆脍可汗之后裔，中古迁移，分领部众，遂因所居，改为达奚氏焉。”(104)这里的“仆脍可汗”，部分学者认为即《魏书·官氏志》所记载的献帝邻之弟(105)。“中古迁移”之事，曹永年则确指为献帝邻带领拓跋部众离开呼伦贝尔南迁匈奴故地(106)。若此墓志所说属实，“可汗”号在拓跋部的渊源，甚至可能早到南迁之初(107)。《南齐书·魏虏传》说：“饮食厨名‘阿真厨’，在西，皇后可孙恒出此厨求食”，又云：“佛狸攻破勃勃子昌，娶勃勃女为皇后……可孙昔妾媵之。”(108)这里的“可孙”，就是“可汗”的正妻，但在制度上与华夏的皇后有着某些差异(109)。这些差异出现的原因，主要是来自鲜卑传统。与可汗号相应，作为皇后称号的“可敦”或“可孙”号，也属于这一名号体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