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医源于巫说

山东和苏北的大汶口文化区出土了獐牙钩形器，柄上有孔，柄上还对称装有四枚獐牙，制作精美，又非工具，经考证，乃巫的法具。大汶口还出土了大口陶尊，刻有山、日、月等文字，内置猪头。经研究，这是巫特有的随葬品。青海尕马台齐家文化遗址出土了一面镜面凸出的铜镜，背面凹处装有一钮，原来是巫跳舞时的响器，又可照妖。史前巫跳舞的生动形象，也出现在崖画画面上，如广西左江流域的崖壁画，是中外学者都十分关注的研究课题。在左江及其支流两岸的灰白色悬崖上，发现有183处崖画，以宁明山崖画保存得最好，高40米，宽221米，可辨认的人物有1819个，皆以赭红颜料绘制而成。经考古论证，它真实地反映了原始人的巫师祭水神与祈求生殖的生动场面。它是壮民祖先——骆越人的文化遗产。画面除人物外，有狗、鸟、船、刀、剑、鼓等。其中心人物形象高大，占画面中心地位，双手曲肘上举，两腿叉开，做蛙形，其余围绕着中心人物有数量众多的小人，半蹲式侧面，发式富有变化。场面宏大，画法朴实，蔚为壮观。画面中心人物——蛙形人便是当时的巫师。他们举行这样庞大的祭祀是为了求水神保佑丰收和繁衍旺盛。

我国巫师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即母系氏族社会中期。有许多事实可证实：

早期的巫就是女性，《说文》有“觋，能斋肃事神明也，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徐锴注曰：“能见神鬼。”《礼记·檀弓下》说穆公因天旱欲曝巫，也指女巫。《史记·滑稽列传》中西门豹治邺之事中讲的巫师也是女性。

有些民族虽然有男巫，但在举行宗教活动时往往要男扮女装。如瑶族、黎族男性巫师在跳神时必穿女巫师的服装，东北地区的汉族男巫在请神时也要穿女巫的裙子，是缘于对女始祖的崇拜。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妇女不仅是生产、生活、生育的主力，也是血缘纽带的体现者，所以母系氏族社会是女巫的时代。父权制兴起以后，认为妇女不洁，不能请神，女巫才逐渐为男巫所取代，但是女巫在各氏族中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有不同程度的保留。

巫还是原始社会里最有“文化”、最有“本领”的人，这点也可以在民俗学中得到证明。

彝族的巫师毕摩，在史前时代主持宗教活动，也保存和传播文化知识，如《梅葛》中的朵觋，《查姆》中的西波、《勒俄特衣》中的毕摩、《西南彝志》中的布博，均是这类巫师，为人朴实，受人尊重。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巫师依然是宗教活动的主持人，也是彝文的发明者，掌握天文、医药知识，通晓该族的文学、历史、音乐、舞蹈。但是他们已由氏族、部落的公仆发展为奴隶主阶级的工具，与当时彝族的统治者“兹”（君）“莫”（臣）并列。故谚语有“君施令，臣断事，师祭祀”之说。

原始人的世界观就是鬼神观，即鬼神主宰世界。认为一切山川变化、风雨雷电、地震水灾、生老病死，都有鬼神支配。因而，祈求生育、治病必须驱鬼祈神。谁能驱鬼？当然是当时掌握一些天文地理知识、掌握医药知识较多的人。《说文》：“巫，祝也，女能无形，以舞降神者。像人而裒，舞形，与工同意。”所谓无形，即指鬼神，说明巫是与鬼神打交道的人，他们为了求神降鬼。必须载歌载舞，取悦于神。原始人认为人鬼神共居世界上，人不通鬼神，而巫却是人与鬼神交往的媒介和桥梁。高山族把“人”字写成 形，“鬼”字写成 形，“巫”字写成 形，称“胡求”，便是说明巫界于人鬼之间。可见，远古时期治疗疾病的重担落在巫的肩上，这是史前时代医巫结合的历史背景。因而我国古代的医字写作“毉”，如《管子》“上恃龟筮，好用巫毉”，《论语·子路》“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较早期的名医皆为巫，《山海经·海内西经》：“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窦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这些人兼巫兼医，以驱鬼祈神法疗疾，当然也有相当的医药知识，所谓操不死之药以疗疾。《韩诗外传》卷十：“吾闻上古医曰弟父，弟父之为医也，以莞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之。”《素问·移精变气论》亦谓：“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可见以巫术代医，众多文献皆有记载。巫在原始社会这一历史阶段对科学文化有重要的贡献，他们发明和传播了文字，如甲骨文和彝文，便是在巫师的占卜中逐渐积累的。巫师还在占星术中传播了天文知识，还是史前医学的重要发明者，后来的医生也是由巫师中分化出来的。余景芳先生曾经精辟地分析过：“我们不要简单地说巫都是骗子，实际上当时的知识分子就是巫，巫不仅要婆娑降神，而且天文、历法、医药、卜筮等皆出于巫，天文历法今天看来，纯粹是科学。”（余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

巫的活动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史前的巫是古朴原始的，它不存在欺骗、敲诈和故弄玄虚，巫与人一样虔诚希望鬼神保佑生殖旺盛，祛除疾病。殷商是巫的黄金时代，商代有男巫也有女巫，商王本身就是群巫之首，经常主持占卜和祭祀，甲骨文常有“王卜曰”，便是明证。《礼记·丧礼》说“三代明王，皆得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亦可为佐证。巫师请神跳舞，杀牲用酒，还用活人祭礼。在下一章甲骨文中可以看到疾病、生育皆要占卜，巫的活动无处不在，在这样频繁的占卜之中，巫也不断总结经验，积累知识，从卜辞可以看出，巫对某些疾病、生育的预言何等准确、明晰。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科学文化的进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便是巫术的没落时期了，出现了西门豹治邺，让巫婆祭水神的记载，《左传·僖公十六年》云“吉凶由人”，扁鹊也说“信巫不信医者，不治也”。人类由愚昧走向文明，医学便由巫术中分离出来，有了专职医生。

但是，这种上古巫术活动的遗留却始终没有终止。《左传·成公十年》中有“桑田巫料疾如神”之论，《史记·龟策列传》有“自古帝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之言，说兴建帝业必得以卜筮为宝。隋唐时，宫廷依然信巫，太医署下设有咒禁师，专司画符驱鬼、施行巫术。元朝宫廷信奉萨满。明清以降，民间巫术活动依然活跃，但此时的巫术已根本不能与原始人古朴的巫术相比了。

从以上可以了解，巫产生于史前时代。由于神会活动的需要，以及知识分子在巫师中的孕育成长，使史前时代的巫师在科学文化领域中有了不少建树。巫在奴隶社会殷商时代达到了顶峰，到了无事不问巫，大臣皆是巫的程度。春秋战国以降，巫术逐渐没落，科学逐渐兴盛。但是秦汉至明清，巫术从未停止。此时的巫术，鱼龙混杂，三教九流，不乏欺骗害人之术，又当别论了。今天我们一提医源于巫，就会有人质疑，认为医源于实践，医源于劳动人民等。但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也应该看到，劳动人民的很多实践经验，需要总结、提高，笔之于史册。正是史前的巫，才使劳动人民在实践斗争中所获得的认识得以总结，流传至今，并且在祈求生殖的活动、祭山祭水祭祖等巫术活动中不断实践，不断提高，对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氏族社会的巫是当时的“知识阶层”，这一历史事实是不能抹杀的。

[1]《隋书·经籍志》载《黄帝针灸虾蟆忌》1卷，即《黄帝蛤蟆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