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父系氏族社会的产育观

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鼎盛时期。这时人人平等，没有严重的贫富分化，作为一家之长的祖母以她的慈爱而不是强权统治着她的儿女。也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的母系氏族社会是温和的“野蛮”时代，一个氏族的女“族长”对她的族员更多的是爱护、抚养、关心及管理。而到了父系氏族社会，便进入了粗暴的“野蛮”时代了，此时期出土的墓葬中，随葬品已相差悬殊，用妻妾、战俘殉葬的现象已不罕见；频繁战争成为掠夺财产的重要手段，众多的岩画记录了这些惊心动魄的征战场面；各种出土玉器已有了表示氏族权威的徽号；青铜器上的铭文已是歌功颂德传给后人的吉金纪念；抢夺、占有、战争成了显示氏族首领强大的手段。父系氏族社会孕育了奴隶制度的胚芽，父系氏族社会的晚期，更加残酷的社会——奴隶制社会便产生了。

一、男性生殖崇拜

约在母系氏族社会的晚期，即新石器时代的晚期（约公元前2000年），人类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存在着明显的男性生殖崇拜。因为男性在社会生产及日常生活中占据了支配地位而女性降到从属地位，人们更加重视父系的传宗接代。随着父权制的建立和私有财产的出现，社会需要确立和巩固父系血缘关系来保证财产由直系男性子孙继承，这就为男性祖先崇拜代替女性祖先崇拜创造了社会条件。

1.出土文物考略

当然，男性生殖崇拜也经历了与女性生殖崇拜同样的认识三阶段：始则崇拜男性生殖器，叫男根崇拜；继则崇拜男人、男性祖先；后来便成了抽象的吉祥图案了。

史前考古中有若干“祖”器，即男性阴茎模型，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许多地方发现有石祖或陶祖（图1-7），也有木祖。发现“且”造型的地方有：陕西临潼姜寨四期文化、铜川李家沟遗址、渭南泉护村遗址、西安客省庄遗址，河南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信阳三里店遗址、郑州二里岗遗址，山西省万荣县荆村遗址，山东潍坊鲁家口遗址，湖南安乡汤家岗遗址，甘肃临夏张家嘴遗址、甘谷灰地儿遗址，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枝江关庙山遗址，广西钦州独料遗址，新疆罗布淖尔遗址，黑龙江齐齐哈尔昂昂溪遗址等。即使在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后，传统文化中仍然崇拜生殖神，如1982年西安三里店村西汉墓出土铜制阳具模型两件，1968年河北满城汉代中山靖王墓出土玉质阳具模型一件，陕西黄陵县发现了北宋时期的瓷制阳具模型等。

图1-7 陶祖、陶尊

这些“祖”器除少数为仰韶文化晚期外，大部分相当于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时期，也就是说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且”为男性生殖器的造型，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且”为 ，其形像男性生殖器，人们便把它当作生育繁衍之神来崇拜。上海博物馆所收藏的甲骨文中，有一个“祖”字（图1-8），字形为一人揖拜于“且”物之前，“且”即祖的本字，意为阳具、男根。现用的“祖”字为后起字，是为了启示后人知“且”。只要看看出土的铜且、陶且、瓷且、木且、玉且等的形象，便会毫不怀疑男根崇拜的史实。

图1-8 甲骨文中的“祖”字

1973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一个舞蹈纹彩陶盆，五人一组，手拉手排列整齐地起舞，每个小人都有一个夸大的直竖的阴茎，说明当时认为男根是美的，是值得崇拜的神物（图1-9）。

图1-9 舞蹈纹彩陶盆

内蒙古阴山山脉发现的新石器晚期的大型岩画上，舞蹈者有人形，有鸟形，都有一个特别夸大的男根，说明当时人们认为这样才有旺盛的生命力、繁殖能力。

继而，人们开始寻求男根的象征物，将它加以美化和抽象化。母系氏族社会晚期文化遗存中，鸟纹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纹样，分布广泛。鸟纹首先见于西安半坡的彩陶残片上。此外，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存中的骨匕柄和象牙器上有双鸟纹样，陕西临潼姜寨二期彩陶葫芦瓶上绘有鸟纹，河南庙底沟彩陶残片上有鸟纹，陕西宝鸡北首岭彩陶壶上绘有鸟纹，陕西渭南柳枝镇泉护村彩陶上也绘有鸟纹（图1-10），等等。其中，庙底沟彩陶上的鸟纹可以排列出从写实到写意再到抽象的发展顺序。此外，西安半坡出土有鸟

图1-10 各种鸟纹

头形陶器盖钮，河姆渡有鸟头形象牙圆雕、鸟首形木器及陶器盖钮，陕西渭南华州区（原华县）太平庄出土了一个完整的黑泥质大陶鹰鼎。在诸多鸟纹和鸟形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庙底沟出土的一个陶塑鸟头。这一形象已非写实，而系象征，它以特定的形状，尤其是以颈部螺纹似的皱折，向人们毫不含糊地展示了鸟纹、鸟形象征男根的意义（图1-11）。郭沫若在论“玄鸟生商”传说时认为，“玄鸟旧说以为燕子”“玄鸟就是凤凰”，“但无论是燕子或凤，我相信这传说是生殖器的象征，‘鸟’直到现在都是生殖器的别名，‘卵’是睾丸的别名”。郭氏关于“玄鸟”为男性生殖器象征之说甚确。《水浒传》中李逵口中之“鸟”，今天俗语中的“雀雀”，河南人称小男孩生殖器叫“鸡鸡”，甚至英人俚语中的cock（公鸡），也都是指男根。看来，远古先民将鸟作为男根的象征，是毋庸置疑的。

远古人类起初不了解男性的生育作用，只知道女性具有繁殖功能。他们观察到鸟类的生育过程之后，发现鸟类不是直接生鸟，而是生卵，由卵再孵化成鸟，并且有一个时间过程。这使他们认识到，新生命是由卵发育而成的。于是，他们联想到男性生殖器也有两个“卵”，又联想到女性与男性的结合，故认为生儿育女乃是男卵进入女腹的结果，从而认识了男根所特有的生殖功能，亦即悟到了“种”的作用。这是人类对自身生育功能和繁殖过程认识的又一次深化，是认识带有飞跃性质的一种深化。男性有两个“卵”，相比之下，鸟不仅生卵，而且数目更多。因此，远古先民遂将鸟作为男根的象征，予以崇拜，以祈求生殖繁盛。中国古文字中的“卵”字，原作 ，像男根睾丸之形，这也体现了古人对男根的实质性认识，以及对种的特别重视。中医学将男子两个睾丸叫卵。如《灵枢·五色》：“男子色在于面王，为小腹痛，下为卵痛，其圜直为茎痛。”《素问·诊要经终论》：“厥阴终者，中热嗌干，善溺心烦，甚则舌缩、卵上缩而终矣。”马王堆帛书《大成之起死食鸟精之道》认为，食鸟之卵可以治疗男子阳痿等证。需要强调的是，人类由女阴崇拜发展为男根崇拜，其意义非同小可。正是男根崇拜和对“种”的推崇，为以后父系氏族社会的最终确立提供了血缘根据，也为医学认识人类生育的奥秘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

图1-11 庙底沟陶塑鸟头

远古先民在彩陶上绘制象征男根的鸟纹时，为了强调男根，鸟纹出现了三足。河南庙底沟彩陶残片上的三足鸟纹即是一例（图1-12）。汉画砖中的鸟也多是三足。

殷商以降，鸟纹变成一种象征祥瑞的图案了。西汉的官赐木鸠的“玉杖”，显然源于男根崇拜，但人们反而忘却了它的原始含意。而半坡晚期出现的三足鼎，是用其三足象征男根，鼎三足尖端的三点构成一个平面，便于放置，客观上推动了后来出现的鬶、鬲、角等陶器也都制作为三足。

图1-12 河南陕县庙底沟 陶片上三足鸟纹

此外，龟纹是此期出土文物常见的图形，如西安半坡彩陶片上有龟纹，1973年辽宁阜新胡头沟出土了（新石器晚期）龟形玉佩，钟鼎文上有数十个龟纹等。人们当然也是以乌龟的头颈来比喻男根，龟的头颈不仅形态与男根相像，而且动作的伸缩亦很相似。古人就是如此直观坦率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来取类比象的。今天医学中仍把男根叫作龟头便是佐证。

中国母系氏族社会晚期遗存发掘中，甘肃省甘谷县西坪镇出土的彩陶瓶上绘有蜥蜴纹，河南庙底沟彩陶残片上有捏塑的壁虎像，江南地区印纹陶上有蛇纹，也都有象征男根的含义。尤其是蛇，世界各地的原始人类往往用之象征男根。

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出现的男根象征物，如鸟、蜥蜴、龟等，都是性情比较温和的动物。随着整个社会由女阴崇拜转变为主要崇拜男根，促使男性十分看重自己生殖器的“价值”。为此，男性自己选择了新的男根象征物。特别在父系氏族社会建立之后，男性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进而强调表现男根的凶猛和威严的内涵，又选择了虎、野牛等动物（印度古人还用雄狮）象征男根。商周青铜器上的蛇纹、龙纹和许多神秘的怪兽纹饰，即由此起源。

以后，男根变成了抽象的图案，成为后来人们的装饰画和吉祥物了。

男根崇拜是世界上原始人类普遍存在过的历史现象，其表现之丰富、影响之广泛，令人称奇。如中国汉族人的神主牌位和石碑、满族人祭拜的“祖宗杆子”、北美印第安人的图腾柱、欧洲的十字架等，都与男根崇拜直接相关。

2.民族学资料佐证

大量的民族学的调查资料同样也为我们提供了男性生殖崇拜的佐证。

在四川省木里县俄亚乡卡瓦村高山居住的摩梭人崇拜石祖，卡瓦山中一个山洞内的“久木鲁”就是男神的生殖器。“久木鲁”即生子石，是一个天然的钟乳石柱，高80厘米，呈圆锥状。根部较粗，直径90厘米。顶端有一凹坑，深15厘米，直径20厘米，称为“垮”，即碗。洞内潮湿，凹坑里常年积水，称此水为“哈机”，与该族称精液为“达机”的意义相近。妇女不孕，或者生育畸形婴儿，就在东巴（首领巫师）率领下举行“内考娘”仪式，妇女烧香敬神，洗澡祛邪，然后去喝“哈机水”（精液）受胎，晚上夫妻同床，便可生育。

在四川省木里县大坝村有一个鸡儿洞，里面供一个30厘米高的石祖。当地普米族妇女到洞里向石祖膜拜，在石祖上坐或蹲，认为与石祖接触后才能生育。

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乡达坡村的摩梭人认为，村后的山冈是男神的生殖器。妇女不育向山冈叩拜，即可繁衍子孙。

西藏门巴族一些部族将木祖悬挂在房上。据说，远古时灾疫流行，人畜不旺，是因为有一个女妖作祟。自从挂了木祖，才保佑人畜两旺。

云南西双版纳曼贺山上有一个石柱，被当地傣族视为石祖。

在安徽宣城等地的田里，多供“石和尚”，其性器特大，居民以其为辟邪之物。

《太平御览·南楚新闻》记：古代越人“其妻或诞生，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反具糜以饷婿。婿拥衾抱雏，坐于宿榻，称为产翁”。我国古代僚人，近代傣族、仡佬族等和外国不少民族都有产翁制。产翁风俗当然是父系氏族社会强调父权，强调父亲在生殖中的地位的产物。

以上都能确凿地证实男性生殖崇拜的历史事实。

由女性生殖崇拜过渡到男性生殖崇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中包括人们对自身、对人类来源、对生育的认识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不仅认识到母亲的伟大生育能力，而且认识到父亲在生育中的重要作用，即“卵”“种”的作用，从而为父系氏族社会维护父系血统提供了保证。反对血缘婚姻，主张保证男子对女性的绝对占有权，为优生学打下基础。因而“同姓不婚，其婚不蕃”等早期优生主张便出现了。

二、男女交媾崇拜

在男性生殖崇拜的思想意识支配下，人们不仅知有母，而且知有父，更重要的是了解到男女必须交媾才能生育，因而原始人同样崇拜男女交媾。

1.出土文物考略

众多出土的父系氏族社会文物无可非议地证实了这一认识，有许多男女合体或性交的文物资料。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一件铜饰，上面铸有男女交媾的形象。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发掘出的铜扣上亦有男女交媾图。

1987年，考古学家王炳华发现的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雕刻画，则是目前仅见的一处以此为主题的大型舞蹈岩画，最初凿刻的岩画约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其规模颇大，在长约14米、高9米、面积达120多平方米的岩画上，用浅浮雕手法刻出了总数达数百个、大小不等、身姿各异的舞蹈人物。人像有男有女，有立有卧，有衣有裸，不少男性显示了生殖器及睾丸，甚至有交媾场面。其主体部分是一列巨大的裸体女性舞蹈像和一个斜卧的男性形象。男性人像通体涂朱，特别刻画了勃起的生殖器，指向女性方向（图1-13）。在此组图左下方，又有一高大过于真人的双头、双颈，身体部分合而为一的同体人像（图1-14）。这些表示男女交合的造型，暗含着两性交媾的始祖观念和创世学说。双头同体人像的右下方，为两个性别特征十分明显的舞蹈人物，男性人物手持勃起的生殖器直指对面站立的女性人物（图1-15）。在这隐喻男女交合图像的下面，则是两组各有数十人排列在一起的小型人物，做十分整齐划一的舞蹈情状。双头同体人像的左侧，有10个以上的人像，以男性为主，除人像外还有猴面人身像，以及虎形图。生动传神的猴面人身像腿根部有勃起的生殖器，生殖器正指向一稍小的女性模样的人形，整个构图是一种性媾形态。虎形一大一小，也都突出了雄虎的性器。通观整个画面，几乎都与生育后代、人口繁殖有关。可以肯定，这处岩画是新疆地区的古代先民存在两性交媾生殖崇拜的重要证明。

图1-13 新疆呼图壁石门子岩画主体部分

图1-14 石门子岩画 交媾图（双头同体像）

图1-15 石门子岩画生殖崇拜图

在广西宁明花山岩画的一处13组，龙州沉香角的5组，均有交媾图，前者是两个对站拥抱侧身人，左男右女，女为孕育状。后者是男上女下，卧于床上。一直到四川成都发现的汉代画像砖上，也发现了不同内容的男女交媾形象，一幅是在春天采桑季节，妇女把衣服挂于桑树上，把篮筐丢于一旁，男女在树下交媾（图1-16），甚至有几个男子在排队等候等。

图1-16 四川成都出土汉画砖上的野合图

与前述女性、男根生殖崇拜一样，两性交媾的崇拜也经历了逐渐发展的过程，始则赤裸裸地刻画性交的形象，继而寻求其象征物，加以抽象与美化。

大量父系氏族社会双面一体的刻画像或雕塑模型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为原始人的抽象思维所折服。

重庆巫山大溪文化第64号墓出土一件双面石雕人像，以黑色的火山灰岩制成，呈椭圆形，高6厘米，宽3.6厘米，中厚1厘米。以阴刻手法雕出人面状，但两面各雕一头像，一侧脸颊丰腴，一侧面部瘦削。两人鼻梁挺直，双眼睁开，嘴张开，表现紧张而惊恐状，顶部左右各穿一孔。这显然是男女合一的抽象形态。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也出土过一件男女合体玉雕像。淡灰色，裸体，站立状。一面为男性，另一面为女性。男性有椭圆脸，双目微突，大耳，长宽眉，头上梳两个角状发髻，耸肩，双手放胯间，膝部略内屈，以不同线条表示肌肉。女性的形象与男性近似，唯眉较弯，小口，双手置腹部，脚下有伸出的短榫，似作插嵌之用。高12.5厘米，肩宽4.4厘米，厚1厘米。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夏家店上层出土一件两侧曲刃青铜短剑，在剑柄上铸有裸体立像，一面为男，双手抚腹，一面为女，双手上抬交叉于胸前，两性器突出。

人们也同样以象征女性生殖器的鱼、蛙、贝壳、花卉等图案与象征男性生殖器的鸟、蛇等组合起来表示两性交媾的含意。

陕西宝鸡北首岭原始社会遗址出土的细颈彩陶壶上绘有鸟啄鱼的纹样，河南汝州阎村原始社会遗址出土的带流彩陶罐上绘有鸟衔鱼的纹样，西周青铜器上可见鸟鱼纹，秦汉瓦当上有鸟衔鱼的纹样，山西平朔汉墓出土的一具铜灯为鸟衔鱼的造型，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上屡有鸟衔鱼的纹样，魏晋南北朝金饰品上也有鸟衔鱼的纹样，明代织锦和砖刻上同样有鸟衔鱼的纹样。这些鸟鱼结合的纹样，从公元前几千年延续到公元后一千多年（图1-17）。

图1-17 鸟衔鱼纹

蛙蛇合体，原是男女性结合的象征。在战国早期的青铜豆盖上，可以一再见到蛙蛇纹；在战国早期的青铜匝流顶部，可以见到蛙（蟾蜍）蛇纹；在战国中期的青铜豆圈足上，也可以看到蛙（蟾蜍）蛇纹（图1-18）。蛙蛇结合的纹样，也见于中国的南方。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广西恭城发掘的春秋晚期墓和在广州发掘的西汉赵眜墓中，均出土了有蛇蛙互斗图像的器物。由于时过境迁，蛙和蛇当初象征女性子宫和男性牡器的意义已被后人淡忘，人们只把蛙蛇纹的组合看作一种表示祥瑞的图案了。马王堆帛画就有以日配乌鸦，月配蟾蜍的形象。

图1-18 蛙蛇合体纹

后来大量出土的汉画砖上，女娲与伏羲氏便是人面蛇尾，成交尾状（图1-19）。有的两者中间还有一小儿画像，也充分说明了人们已经认识到只有男女交媾才能繁衍后代。这种人面蛇尾相交的图案一直延续到隋唐以后。

我们的祖先是如此执着地使原始文化延续和光大，直至今天，花鸟画仍是国画精髓，仍有旺盛的生命力。

图1-19 伏羲女娲交尾图

2.民族学资料佐证

《越南随笔》卷三：“有鸳鸯石在肇化七星岩崖口，石凡二，各长丈许……又有鸳鸯石在德庆蔃山下，石也有二，一大一小。”《太平御览》卷五十二《郡国志》：“乞子石在马湖南岸，东石腹中出一小石，西石腹中怀一小石，故梵人乞子于此，有验，因号乞子石。”《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九：“乞子石，在州（四川宜宾）南五里。两石夹青衣江树，对立如夫妇之相向。古老相传，东石从西，乞子将归。故风俗云，人无子，祈祷有应。”以上鸳鸯石、乞子石，实为男女两合像，人们祭拜它们是为了求子。

民俗学资料也印证了上述记载：

四川古蔺县马蹄乡三道坎村，有两座山上各有一石，一为男石，一为女石，当地居民求子则拜男石，求女则拜女石。四川盐源县有座公母山，也是人们求子的神山。

云南宁蒗石笋村有两石似笋，称为公母石，居民多拜两石求子。云南峨山太和村彝族妇女不孕时，要在农历二月第一个午日于村外供两块河光石，号称公母石，然后杀猪、鸡祭祀，村民祭祀后举行会餐。第二天，已婚未育者按性别分开，各抢一石，并绕大树一周，其他人则向人群泼水，祝其早育。据说公母石象征男女交媾，泼水是为了去灾。

在甘肃庆阳地区还有一种喜花剪纸，是双人合体，一侧为男，一侧为女，但是两头一身，两腿分开，双臂平举，在头上、肩上、膝上各有三对鸟，在阴部还孕育一个男婴，男婴双手各捉一兔。这种喜花剪纸生动地说明贴喜花是为了多产多育，而且生育是与父母双方密切相关的。

贵州布依族常在石棺石碑上刻双鱼形图案，一种是双鱼圆月图，即在圆月中有两条对称交尾的鱼；另一种是中央为凹腰葫芦，两侧为对称的两尾鱼。据该族解释，葫芦象征多产，对尾表示交尾，寓意墓主人丁兴旺。

苗族有一种蜡染床单，供新婚夫妇用，其中一面为铜鼓，周围四组对鸟，各组对鸟之间有一对蛇抱一个葫芦，对鸟和蛇之间又飞翔一只蝴蝶。据该族老人解释，蝴蝶是祖先，对鸟、对蛇象征交媾，葫芦代表多产，认为新婚夫妇使用此床单，就会有较强的生育力。

内蒙古呼伦贝尔达翰族有一种神“喀拉尼——喀恰尼”，是传说中的男女祖先神，其偶像用木雕刻，两头两身两腿，头和身子连在一起，据说该神是保护神，又主宰生育。

以上所举的历史文献、民俗学资料和民族学资料，尽管描述对象不同，有人物、蝴蝶、鸟、蛇、狗、葫芦、鱼等，但是都有一个共性，即都是成对的组合，而且是异性相对，甚至是连体或交媾状，个别人物图案还有孕育的产物——男婴。男女相抱的欢喜佛亦形象生动地画在雍和宫的墙上，被密宗视为佛祖，充分揭示了先民们崇拜男女交媾的事实。

其实，古代对于男女交媾不仅不禁止，而且视为神圣。如节日野合的礼法最早是见于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周礼·地宫·媒氏》：“媒氏，掌万民之判……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后汉书·鲜卑传》：“以春季大会，浇乐水上，饮宴毕，然后婚配。”《太平寰宇记·南仪州》：“每月中旬，年少女儿盛服吹笙，相召明月下，以相调弄，号曰夜泊，以为娱。二更后匹耦两两相携，随处相合，至晓则散。”

民族学和民俗学中保留的节日野合资料就更多了。四川木里县俄亚乡有“米华登格”，意为妇女节，从农历十二月底至三月初，由已婚未育的妇女主持，煮酒做菜，在村中广场点燃篝火，男女对歌跳舞，午夜后老人和少年离去，青壮年男女则谈情说爱，建立安达（性朋友）关系，然后到野外同居。汉族地区也有类似风俗，河南淮阳人祖庙会，每年三月三都祭伏羲、女娲，过去也流行一种野合风俗。陕西临潼也有一座人祖庙，供奉女娲，三月三举行祭祀，游古迹，洗桃花水。据调查，此会又名“单子会”，不育妇女挟着床单，怀里藏着布娃娃，拜女娲后可以在林中与意中人过夜，次日她们回村时只能低头走路，不可回顾，否则会“冲喜”。

在湖南湘西侗族地区，祭祀一种“闪巴神”。神坛扎一竹门，供东山老人和南山小妹，两神是该族始祖神，传说是兄弟通婚生育了后代。再用稻草扎一个“闪巴神”像，上穿衣，下赤身，在该神像上扎一根男根，头上涂红，或插辣椒。祭祀中由两个巫师跳舞，一个巫师扮土地神，一个扮“闪巴神”，跳象征交媾的舞蹈。最后，要从多子女的家庭取一张席子，铺在祭坛附近，“闪巴神”在席上模拟交媾动作，妇女则围观之，还用裙子罩“闪巴神”。接着把席子抬到河边用火焚烧成灰烬，每个求育的妇女都要一把席灰，带回家里，放在枕头下，认为这样能怀孕生子。

在贵州台江地区苗族有一种祭祖仪式，称吃牯脏，分请祖、祭祖和送祖三个阶段。最后也有一种交媾舞蹈，由三个男子扮演，其中一个男子在前面背着女祖先雕像，一个男子在后边抱着男祖先雕像。两人边走边舞，不时让两个祖先雕像作交媾状，旁边有一个人用水枪向木雕像喷射酒糟，象征射精，围观者甚众，其中求育的妇女都争先恐后前去，并且以衣裙接之，认为这样才能怀孕。

三、男女媾精的产育观

正由于古人对于两性交媾的崇拜，促使他们留心观察性与生育，积累知识，发掘奥秘，才使人们较早地认识到了男女媾精才能生育繁衍。古代儒家经典中早已论证过，如：

“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郊特牲》）

“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系辞下》）

“天地合而后万物生焉。”（《礼记·郊特牲》）

“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易·系辞下》）

从以上文字已经可以明显看出，崇拜两性媾精的生殖观正是儒家文化以至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层的结构与内涵。正由于儒家遵循的天地—阴阳—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廉耻，才形成了儒家的系统理论。

周予同说：“在这些文字里，我们一目了然地知道儒家是在用哲学而又文学的笔调，庄严、纯洁地描写两性，歌颂本体的两性的性交，赞叹本体的两性之性交后的化育。”

《易·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这些论述其实真正从根本上解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学说观念的起源。

正因为这种“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理论的形成与影响，中医学也较早地确立了两性媾精的生育观。

《灵枢·本神》：“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迫）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正是说明天德下流，地气上交，阴阳构精才有生化之机，所谓天有肇生之德，地有成形之气。此处之德，与《易·系辞下》中的“阴阳合德”之“德”，均当训为“精”字，如《老子·五十五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宋书功注说：“‘含德’之厚的‘德’，从养生学的意义讲，德即为元精。”含德之厚，即人含有元精浓厚的程度。老子认为，初生赤子不懂得男女之情但阳根却常勃起，整日号哭声音并不嘶哑，皆是因元精饱满，未曾施泻之故，因此说含元精厚笃则比如赤子一般。由此可见，古人明确了“天地合德”即男女媾精可以生子。

《灵枢·经脉》又有：“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此处还讲明婴儿始生的元精，乃是来源于父母媾精之遗传，对于人的生育与遗传已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在男女媾精而生人的观点里，无论是儒学还是医学，都特别强调阳为主导的观点。如《易·系辞上》有“夫乾……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之论。又如《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生于地，悬命于天。然则阳先阴后，阳施阴受。肇生之德本乎天，成形之气本乎地，故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素问·六节藏象论》：“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灵枢·天年》：“黄帝问于岐伯曰：愿闻人之始生，何气筑为基？何立而为楯（“楯”通“盾”）？何失而死？何得而生？岐伯曰：以母为基，以父为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这里明确了男施予，女接受，父为主导，母为基础的阴阳构精说；证实了男女相合，两精相搏而生育的科学观点。

这种以阳为主导，以阴阳统一为基础的阴阳相合的观点，正是我们中医学中阴阳学说的精髓。《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正是从《素问》开始便强调人体的阳气与天上的太阳一样重要，天失太阳则不彰（黑暗），人失阳气则折寿。又说：“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这是突出阴阳对立统一之中，阳气的作用是非常显要的，这种重阳气、主扶正的指导思想从始至终一直贯彻在中医学的各个学科里。明代张景岳的《类经附翼·大宝论》专篇重申：“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夕真阳。凡阳气不充，则生意不广，故阳惟畏其衰，阴惟畏其盛，非阴能自盛也，阳衰则阴盛矣。”治疗学上，中医强调“气血俱要，补气在补血之先；阴阳并需，而养阳在滋阴之上”“有形之精血不能速生，无形之阳气所当急固”；并突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预防思想。

以上事实说明，原始的生殖崇拜也孕育了儒家文化，更孕育了中医学的基本观点、基础理论与基本的治疗思想。如果说中医学也植根、生发于生殖崇拜的话，似乎不会是无稽之谈吧！

正因为古人重视生育，崇拜生殖，才较早地观察了男女两性的生理周期。《素问·上古天真论》：“帝曰：人年老而无子者，材力尽邪？将天数然也？岐伯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始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八八，则齿发去。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今五脏皆衰，筋骨解堕坠，天癸尽矣。故发鬓白，身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耳。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寿过度，气脉常通，而肾气有余也。此虽有子，男不过尽八八，女不过尽七七，而天地之精气皆竭矣。帝曰：夫道者年皆百数，能有子乎？岐伯曰：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虽寿，能生子也。”

正因为对于男女媾精的生育观点认识较早，才能较早地促进优生，改变人种，也有可能较早确立中医胎产学说和男科治疗学。

因为认识了男女媾精才能生育，父系必须确保自己的纯正血缘，生育自己的嫡亲子女，以继承财产，并世代相传，开始了抵制对偶婚姻，于是一夫一妻制度开始产生，男娶而女嫁，尽力避免乱婚、近亲婚，改良人的“种”，大大加快了人类进化的进程。

生殖崇拜的原始观念，奠定了中医学两性媾精的科学产育观。在此基础上，以壮阳补肾为重要理论的男科和以养血调经为着眼点的妇产科学较早地走在了中医其他临床各科的前面。比如汉代马王堆帛书《胎产书》、武威汉代医简中的男科病专论等，都是中医临床学科中较早分化出来的。古人为了繁衍健康的后代，需要研究保精壮阳，因而早期的养生学说、神仙家和房中术便应运而生。在今天看来，神仙家中有很多理论符合中医养生观点，房中术的许多研究有利益气保精，促使男欢女爱，对优生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而生殖崇拜直接地促进了医学的进步。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自序中说：“中国的社会固定在封建制度下已经两千多年，所有中国的社会史料，特别是关于封建制度以前的古代，大抵为历来御用学者所湮没、改造、曲解。”几千年封建社会所建立起来的道德规范和思想观念，渗透在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并公然遮掩、回避，甚至涂改、重塑着历史。尤其对于在原始时代人们原本看得比较坦率、单纯、自然，有时甚至是神圣的性的问题，以及关于它的各种遗存，更加以掩饰或篡改。值得庆幸的是，近几十年来，无论是文物和遗迹的发现，还是对原始医学遗存的考察与研究，都出现了许多新的成果，为我们直接探索原始医学起源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即《告子》所谓的“色”，也即人类两性间的相互吸引及选择，以及生殖崇拜，提供了许多有说服力的依据。

生殖崇拜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对中华民族文明的各个领域都有渗透，特别对中医学更是影响至深，因而在探讨中医学的发生及起源的时候不能舍此而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