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讨论：转型社会工作的中国本土特征何在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能够对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提供哪些洞见呢？前面已经指出，当前建筑业农民工的困境不是法律缺乏造成的，而是法律执行过程中由资本和地方行政联合形成的剥权机制造成的。所以，单纯依靠外部维权服务是举步维艰的。同样，如果缺乏建筑工人的参与和动员，单纯靠NGO对开发商和建筑企业施加压力也不能彻底解决建筑业农民工的困境。这个案例，试图从基层建筑工人的日常生活出发，提供切身相关的教育和服务，来动员基层力量，同时连接NGO和社会公众的支持，试图实现对建筑业农民工的增权，培养工人积极分子，建立基层工会，解决建筑业农民工困难，转换当前非法和非正式的建筑业分包体制。相对于上述三种解决问题的思路，本案例提供的解决问题模式的独特贡献在于，它试图通过社会工作深入而具体的工作手法，把对基层工人的增权和外部社会支援，以及官方体制的借用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扭转性力量。借用福柯（2005）的权力观，我们不敢说，他们的工作就能够保证改变中国建筑行业的包工体制，从根本上帮助建筑业农民工切实解决劳动和生活问题，但是至少，他们的工作方式和目标是切中了当前建筑业农民工面临问题的根源的，通过权力网络中的各种力量的重组和翻转，可以实现局部的改变和持久的活力。
这种社会工作模式比较符合国际上所谓的结构转换导向的激进社会工作派别（structural radical social work）。激进社会工作有自己的传统，早期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社会工作模式进行批判，但是缺乏一种建设性的工作模式。后来随着南美解放神学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观点的引入，英国学者皮特·李奥纳（Peter Leonard）提出了一种建设性的激进社会工作模式。其具体目标包括这几点：第一是教育，教育当事人了解自己的受压迫处境，并发展出批判的意识；第二是人与系统的连接，帮助当事人发展出和那些对自己有利的系统的连接；第三是建立对立的系统，对压迫当事人的社会系统进行反抗；第四是个人与结构的反应，对那些确实遭受困境的当事人提供直接的服务和帮助。而具体的工作手段包括：第一是通过对话关系来开展教育，达到批判性反思的目的；第二是通过团体支持个人的意识觉醒，帮助那些已经觉醒的个人消除紧张和焦虑，并通过倡导、结盟和面质等策略来集体推动解决社会问题；第三是通过精心的组织和计划，来推动个人和团体的解放使命的实现（Leonard，1975）。
随着时代的进步，博卜·穆拉利（Bob Mullaly）进一步提出结构社会工作观，更加明确了社会工作转换社会结构的使命。他提出了系统内激进社会工作和系统外激进社会工作两种类别。所谓系统内激进社会工作，他称之为激进的人文主义，意指在现有的社会福利体系内，通过个人政治化、增能、意识觉醒、正常化、集体化、重新定义、对话关系等策略，来转变现有社会福利体系的压迫和牵制性特性，促进服务对象的解放。所谓系统外激进社会工作，他称之为激进的结构主义，意指要在现有的社会福利体系之外，通过发展另类服务和组织、联盟和社会运动、工会、专业协会、选举政治、日常生活的政治化等，来转换资本主义压迫体制（Mullaly，1997）。
穆拉利提出的激进结构主义，对中国当前建筑业农民工的干预策略，乃至整个劳工社会工作服务模式，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借鉴意义。然而，中国处境的独特性，以及受福柯后结构主义的启发，基于上述案例，我们发现，中国处境下的结构转型导向的激进社会工作，具备如下特征。
第一，正如汤普森所言，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和集体身份的形成，并不是如早晨的太阳在某个时段固定升起，而是一个历史过程（汤普森，2001）。尽管当下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阶级身份的转换期，然而简单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并不能起到实际效果。该机构的做法是把建筑工人面临的日常问题当作介入点，通过培养实际的行动策略和建立支持网络，获得实际成效，进而引发更加深入的讨论，然后提供理论教育，提高建筑工人的觉悟。
第二，中国作为总体性社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在不断地被重新复兴和强化，这不仅可以成为统治的合法性武器，而且可以成为基层社会抵制压迫和支配的武器。所以，中国的结构转换导向的社会工作可能不是寻找西方的民主、公正理念，而是借用和挪用官方意识形态，来抵制和反抗各个实践领域中的压迫和支配。比如，该机构在工人宣传和教育中，也在不断地对新老意识形态进行宣传和利用。一方面，他们利用老意识形态，在工人宣传教育中唱《咱们工人有力量》等老歌曲，鼓励工人的自豪感，增加工人的集体身份意识；另一方面，他们更加注意宣传党和国家的新意识形态，在工人中进行劳动权益法律宣传和维权策略的培养，鼓励工人沿着公民身份的方向，走合法、理性的维权道路。这种看似矛盾的工人阶级意识和公民身份权利的结合，正是当前中国建筑行业，乃至整个劳工服务的务实而激进的行动模式。
第三，中国传统社会的亲缘和地缘的连带关系，既是一种可以被资本用来组织和支配基层群体的手段（沈原，2007），同时也可以用来团结和组织基层群体，抵抗资本的剥削和支配。例如，该机构注意动员和培训小包工头，利用他们在分包体制节点上的特殊位置，团结自己所带的工人，掌握维权策略，和各种违法行为进行斗争。
第四，这种结构转型导向的激进社会工作，并不排斥社会工作的基本技巧和手段，关键是明确社会工作服务的目的和方向。比如和案主建立关系的技巧、个案会谈和沟通的技巧、组织活动的技巧、社会教育和倡导的技巧等，都在该机构的工作实务中得到具体运用。
第五，在中国处境下，开展结构转型导向的激进社会工作，存在以下策略性限制。比如，西方社会中的组织罢工和游行抗争等对抗性策略，在中国社会还有很大压力风险，尤其是对于一个专业发展存在很大的威胁。比较可行的行动策略可能是对服务对象持续的意识觉醒教育，基层草根组织的发育、协商和谈判能力的培养，社会支持动员和社会倡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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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eness and Action：the Micro-foundation of Just Social Transformation
—A Case Study of Social Work with Construction Migrant Workers
Weihe Guo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and Law Science）
Abstract：Chinese construction industry migrant workers are described as“indenture workers of twenty first century”. Under the coat of flexibility and high salary，there exist serious working and living condition problems—lack of labor contract，intensified labor risk，liability of salary etc. How to raise consciousness and facilitate effective action as the base of transforming unfair labor regime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the unique mission of Chinese social work. The study，based on a case of an agency serving construction industry workers，primarily explores transformative social work model in china：long-term education of citizenship and class consciousness，facilitating workers union，connecting with support of under-graduate volunteers，and social advocate by public intellectuals，promoting construction migrant workers’ expression of rights and striving for empowerment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Key Words：construction migrant worker，subcontracting production regime，transformative social work，empowerment
[1] 本文是“农村社区发展中的社会工作干预策略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该研究受到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的利丰社会政策研究基金资助。
[2] 参阅人民网《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系列刑事案一审判决》，《人民日报》2011年8月3日09版。
[3]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建筑业农民工现状调查的简要情况》，2004年11月10日，转引自《我国建筑农民工面临六大困难》，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s/2004-11-11/16584211471s.shtml，2009年2月13日访问。
[4] 参见其中文版（2004）《社会工作概论》第九版，隋玉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 任务中心个案模式参见马尔科姆·派恩（2008）《现代社会工作理论》第五章，冯亚丽、叶鹏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