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个反思性案例呈现

下面案例是基于一个建筑业农民工社会服务机构的工作。该机构是2008年成立的一个专门为建筑业农民工提供文化服务、教育、组织、支持和倡导的机构。该机构依托大学老师作为董事，提供劳工问题的学术研究和把握工作方向，具体服务工作由几名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和其他专业背景的大学毕业生负责。机构的宗旨是改善建筑业农民工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保护建筑业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促进建筑业农民工用工制度合法化。机构坐落在北京西北郊区的建筑工地附近的移民社区，设置有工人文化活动中心，提供录像、讲座、图书和咨询等各种服务给工人。为了更加主动地接触工人，机构还深入到北京周边的建筑工地宿舍区和工伤救治医院探访，和工人建立联系，发放建筑工人权益手册，提供流动的文化、教育和娱乐服务。机构也希望通过工地探访，能够发现有特别麻烦的工人，提供具体的个案干预，协助建筑业农民工维护合法权益。但是机构不限于提供服务，而是希望在此基础上，对建筑工人增权，增强他们自身维护合法权益的能力，同时机构相信必须推动建立建筑业农民工自己的骨干网络，乃至工人组织，通过团结合作的方式，来增强建筑业农民工的力量。机构还相信，必须动员社会公众关注和支持建筑业农民工这个群体，于是着重在首都高校动员大学生志愿者进行建筑工地的探访和普法宣传教育。同时，机构积极联系公共知识分子，通过论坛、关爱日等活动，扩展社会公众对建筑工人生存状况的认识，倡导社会政策改善等。下面，我将具体呈现和分析该机构是如何经由外展服务、个案干预、社会倡导和志愿动员、下乡社区教育、工人网络建构等工作策略，来实践转型社会工作的使命。

1.工地探访

建筑业农民工是在分包体制下，跟随承包工程而流动的。他们在城市并没有固定的居住点，一般都是在工地附近设有简陋的宿舍区，实现工作地和生活地的合并。所以对这个群体的服务很难通过固定的服务中心提供。面对这个处境，该机构虽然设有工人文化活动中心，但是并不限于在机构中提供服务，而是主动地深入到工地中提供外展服务。到工地的外展服务通常是机构的工作员与动员的大学生志愿者一起开展，通过给工人提供文化宣传和表演，来丰富建筑工人的业余生活；然后在此基础上，密切和建筑工人的关系，从中发现和动员积极分子，给他们提供更加切实的法律知识和维权方法的培训。这个过程中，机构也注意发现一些特殊的案例，提供后续的个案干预。以下是该机构的一份工地探访计划，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工地探访的内容、方式和理念。

探访计划

续表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机构已经探访了6个工地13个宿舍区近10000名工人。我们发现，这个探访计划主要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对建筑工进行普法宣传，另一个是进行建筑工积极分子的动员。采取的策略主要是通过大学生志愿者的服务活动，从而获得大学生和建筑工的互相了解与互相教育的效果，为以后的焦点事件获得社会支持奠定基础。由此我们发现，这和一般的维权服务机构的工作既相同也不同。有相同的工作目的——建筑工的普法宣传。然而，这个机构强调普法宣传的策略和意义不同于一般的维权机构，他们更加强调工人积极分子教育和动员，以及大学生志愿者的参与和连接。这就凸显了社会工作的专业特色——帮助人们挖掘自身和身边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总是依靠外界解决问题。

2.个案服务

在工地探访的基础上，他们发现了一些特别困难的工友。于是，他们就开展积极的协助和支持来帮助这些工友解决问题。但是他们的工作手法既不是传统社会工作意义上的个人辅导和家庭调解，也不是单纯法律意义上的法律援助，而是以案主的问题解决为中心，通过动员社会支持力量和案主自身力量的连接，来增强案主解决问题的能力。目前他们已经帮助6个案例50多人讨薪，帮助2名工人解决了工伤认定和赔偿，正在跟进4名工伤工人解决工伤问题。我下面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展现如何通过社会支持来实现案主增权的内在精神。

北京西郊的马连洼某工地宿舍里，工人与往常一样，躺在床上闲聊，或在水桶边洗漱，或者边打牌边开些无关痛痒的玩笑。机构动员的大学生志愿者随机地进入了这间宿舍。看到陌生人闯入，几人一齐抬头向门口张望。气氛紧张。大学生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留下几本维权手册后，说了句“一定要维护自己的权利”，随后就退了出来。

一个喝过酒的农民工追出来，连问了几个问题，“假如有人在工地死了，应该怎么办？”“假设他死在宿舍不是工地上算不算工伤？”

随即，又有两个工人上来解释“他喝醉了”。

然而一名大学生志愿者断定“肯定发生什么事了”。

晚上回到宿舍，他们在网上通过QQ聊天，一名学生的发言刺激了他们：“我们中有很多人都是父母打工供出来的大学生，现在为不相识的农民工维权，可能有一天我的父母就会受惠。”

当晚的讨论有了结果：第二天返回工地，确定是否有农民工发生不幸。

第二天他们返回工地，发现一名57岁的工人干活时说不舒服，后回到工地宿舍（工地施工楼盘地下室）休息，在宿舍里突然发病死亡。工地因此遣散了年龄超过55岁的工人。死者女儿已经进京，但施工方认为不属工伤，只拿到2万元“同情费”。

再一次QQ群内讨论，“同情费”三个字让这群大学生为之一颤。这次十几个人毫无争议的决定，采取行动声援死者家属。他们将调查的过程详细记录下来，列举马连洼工地11条违法违规的问题，将信件寄至施工方，副稿送至北京市海淀区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北京市劳动局。

但一时间，未得到任何回复。

随后，他们将调查的详细经过转发到各大高校BBS上，并呼吁关心农民工权益的大学生一起参与，为死者讨要工伤赔偿而非同情费。

瞬间，帖子的点击量超过千次，帖子连同被点燃的情绪一起，通过校内网、Email、QQ群以及口耳相传的方式在高校中不断蔓延。

经过和死者女儿的联络，得知她因为势孤力单，正准备接受2万元的同情费离开北京。大学生们随即鼓励她说：“我们都支持你，再争取谈判机会，重新谈判这个赔偿。”

3月29日，死者女儿争取到再一次跟工地负责人谈判的机会。上午10点，当她来到工地时，只见许多穿着朴素的年轻人，拿着白色菊花，唱着《生命之歌》。死者女儿感慨地说：“打电话时，我以为他们闹着玩的，没想到竟然会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村人这样费劲。”

谈判从上午10点一直持续到下午6点。20余位学生在工墙外站了一天，期间工地管理方和学生发生争执，片警以及110来过两次。

屋内的谈判和屋外的阵势一度非常紧张，一个陪同家属谈判的女生，见负责人没有解决问题就要离开，她上去哭着喊：“为什么你竟敢走？为什么这条人命这么贱？”然后，站在墙外冻得哆嗦的学生，几乎都哭了。

“后来我们大家都进去那间房子，不放他走，在那里唱《生命之歌》。期间冲突闹大，警察开车来过，建议我们走法律程序，他说，这里毕竟是北京呐！”一名大学生志愿者说。

事后，一名志愿者在日记里写道：眼前这个人开出了5万元的价码，我是初来乍到，亦不大解世故，谈判之前，我拿着我们计算好的22万元，没想到竟一下子缩到这么一点点。那一瞬，我觉得我想要脱离人生。

最后，施工方将同情费上升至6万元，但不承认是工伤。

大学生们继续鼓励死者女儿走工伤认定之路，要求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但是最终因为行政程序的繁琐和法律专家的冷酷，死者女儿觉得拖不起这个漫长的维权道路，而接受了公司64000元的赔偿。

之所以详细回顾这个个案，是想印证我们在文献回顾中曾经指出的通过行政程序和法律诉讼为农民工维权，存在很多陷阱。真正能够帮助农民工解决实际困难的是要通过社会支持和当事人能力的连接，来争取实际的利益。当然，这不是说对中国行政环境和司法环境完全失去信心，而是说要改变这个环境，使之更加公平和有效，还要靠社会力量的发育和动员。

另外，这个案例说明他们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个案社会工作方法。这个个案有点类似任务中心模式。它始终紧紧围绕当事人面临的问题而展开服务，并且把案主的问题分解成清晰的任务来完成^[5]。但是，它又不同于传统的任务中心个案模式，而是把个人的行动策略纳入一个集体行动网络中，缓解个人的孤单和无奈，从而引发案主内心的动机和能量，得到增权的效果。所以，动员大学生志愿者陪伴和支持，是对案主增权的最主要方式。当然，整个个案始终都是以案主为中心的，而不是大学生包办代替。当案主觉得已经耗不起漫长、冷漠的行政程序和法律程序而自愿选择务实的妥协时，学生们虽然感觉有些遗憾，但是也尊重案主的选择。

3.社会倡导和志愿动员

很显然，个案服务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建筑业农民工的问题的。上述个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建筑业农民工的问题需要从体制上改变建筑业包工体制和非法用工形式。而这个制度的改变，就需要发育广泛的社会力量来推动。而社会力量的发育，就需要开展社会倡导和志愿动员工作。事实上，该机构在建立之初，就注意动员北京高校的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参与到工地探访和个案支持过程。起初他们是吸纳高校社会工作系的学生到机构实习，之后吸纳更加广泛的大学生加入到对工地的探访过程。而对大学生的动员过程是结合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状况高校巡展这一社会倡导和教育过程进行的。为了促进社会对建筑业农民工的理解和支持，该机构使用香港SACOM机构开展的中国建筑业农民工工地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同时结合全国总工会的建筑工人现状调查资料，制作了建筑业农民工图片，在北京高校里进行巡回展和系列学术讲座。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12所高校开展了图片展，并举办了10场学术讲座。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沈原、潘毅、卢辉临等都参与了学术讲座。

通过图片巡回展和学术讲座，一方面在青年学生中普及宣传了21世纪“包身工”的生存困境和社会原因，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另一方面，他们因势利导，和各个高校的社团合作，进一步吸纳动员高校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加入到对北京建筑工地的探访、对建筑工流出地家乡的宣传教育、对困境农民工的支持行列。

4.下乡社区教育

因为建筑工人是通过传统乡缘关系而组织起来，逐工地而流动，又加上工地管理制度，所以很难在工地上对建筑业农民工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动员和服务。于是，该机构发明出跟随农民工返乡提供社区教育。一年来，他们已经深入河南、河北两省10个乡村给2000多名农民提供宣传教育。经过机构工作员的精心准备，他们的宣传教育工作受到了当地村民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回应。

工作员说：“我们在河南济源一个工友家里住宿，临走了要留给老乡200元的食宿费，结果那个大嫂坚决不要。我们只好把钱压在了老乡家的枕头下面，火车开了以后再电话告诉那个大嫂。结果那个大嫂通过增值手机话费的方法，把钱又打到了我的手机上。老乡这么热情，而我们做得其实很简单，也就是给他们家一个普法大使的光荣称号。他们感觉到真正的被尊重、被帮助，所以才对我们有这么深的感情！”

当老百姓表达出对这些学生、工作员的感激之情时，机构工作员也深深地被感动，为自己能够受到肯定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荣幸！通过下乡社区教育，真正密切了工作员和建筑业农民工的关系，增强了感情，达到了互相感动和彼此成长的效果。

5.工人组织的发育

通过工地探访、个案服务、下乡教育，机构发现和动员了一些建筑业农民工的积极分子，参与到建筑工人的权益宣传和维护过程中来。在此基础上，机构相信建筑业农民工的问题需要推动建立工人组织，走组织化集体行动道路，才能逐步解决现在的包工制存在的问题。当然这个过程更加的漫长和艰难。当前，该机构为推动建筑工人的组织化，主要采取了如下策略。

（1）建立建筑业农民工骨干分子联络网。他们通过手机短信等方式，给原来服务中动员起来的建筑业农民工骨干分子定期发送机构整理的最新劳动政策、工人维权、工地状况资讯。这样，这些骨干分子即使分散开来，仍然可以有一个联系网络，交流资讯和心得体会。

（2）组织骨干分子进行集中教育和培训，转化小包工头。实际上许多建筑工人骨干分子也是小包工头。这些小包工头身处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末层，自己也遭遇双重压力，一方面他们遭受大包工头和建筑公司的工资克扣压力；另一方面他们遭受自己带领的工人追讨工资的压力。所以，工人骨干分子培训，除了进行有关劳工权益内容培训，该机构注重于对小包工头的转化培训，把他们由分包体制下的乡土资源的动员者转化为工人组织的维权领袖。通过参与式培训，使这些小包工头切身体会到他们和自己带领的工人是利益共同体，并学会对自己工人的组织、团结和行动策略选择等具体的行动技巧。

通过培训，已经有若干小包工头有了权利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来自山东的小包工头建华大哥说，“我以后知道了，要注意收集劳动关系证据，到关键时候和建筑公司打官司，追讨双倍工资”。而来自河北的小包工头会笑则已经开始组织工人追讨双倍工资。

（3）促进建筑工人基层工会的建立。不管是在下乡社区教育中，还是在工人骨干的集中培训中，该机构都注重利用《工会法》的规定，推动基层工会的成立，希望法定的工会组织能够真正发挥维护工人权益的作用。虽然中国工会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要服从地方经济发展的大局，把工人队伍稳定及和谐劳资关系当成工作中心。但是不同地区作为建筑工人的流出地和流入地，存在地方利益的差异。作为流出地工会，在地方政府的维稳大局下，也会把维护本地农民工的权益作为一项政绩列入政府的工作考核范围。该机构正是利用这一结构性差异，积极配合流出地工会，推动成立建筑业农民工流动工会，作为维护工人权益的合法组织。他们已经在河北的邢台地区个别乡村尝试建立了这样的工会，受到了当地建筑工人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