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意识觉醒和合理行动——跳出双重困境的另类可能

解决建筑业农民工问题需要我们思考新的道路和模式。如何增加建筑业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和行动能力？如何改变分散薄弱的建筑业农民工存在方式？如何发育来自基层的建筑业农民工自己的组织？如何倡导社会的集体意识和阶级身份？只有来自当事人的主体意识和行动能力的增强，才有希望形成一支社会力量，推动建筑行业转变现在扭曲的分包体制，履行国家基本的劳动法规和企业社会责任。说的学术一点，这是一个卡尔·博兰尼所谓的积极公民社会的发育过程（博兰尼，1989）。然而，这个积极公民社会的发育过程是怎样的呢？是一个自然自发的过程呢？还是需要有人协助推动发育呢？博兰尼从宏观历史发展出发，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社会双重运动的辩证过程，指出了社会力量在遭到市场-资本的破坏之后的反抗，进而出现了保护社会、牵制资本的力量。

但是如果考察得再仔细一些，我们发现在博兰尼的著作里，缺少具体的历史行动当事人社会行动的过程描述。他们是如何觉悟了自己的社会地位、集体利益、集体身份和历史使命，从而集合成一种社会力量，来制约市场的过度恶性竞争和资本的残酷压榨？这个问题我们不得而知。迈克尔·布若威找到了博兰尼的公民社会发育理论和汤普森的阶级形成理论之间的关联（Burawoy，2003）。布若威指出，汤普森的研究弥补了博兰尼理论的不足，汤普森发现了英国工人阶级如何由一个分散的、传统的手工匠人，通过形形色色的具体历史斗争过程，形成了自己的阶级身份和阶级意识，构成了一支重要的社会保护力量。这个微观过程的分析显示，工人阶级的形成和集体行动，离不开各个国家具体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因素，也离不开各个国家工人组织的具体模式和行动策略（汤普森，2001；吴清军，2006）。

这些理论家帮助我们理清了一个西方社会发展逻辑：单个分散的传统工匠，在卷入现代工业资本体系中时，造就了一种共同的客观社会地位，提供了联合反抗的基础，进而通过共同利益的斗争，形成了一支积极保护社会的阶级力量。然而，当前中国建筑工人面临的问题和19世纪的英国工匠不一样。英国工匠是被卷进工业资本的积累过程的，而当前中国建筑资本则是主动利用传统身份和联系纽带，来限制建筑工人彻底进入工业资本关系，继续保留其乡间生活基础，从而更加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工人（沈原，2007；任焰、贾文娟，2010）。加上地方政府亲资本的招商引资政策，利用过时的户籍管理制度，配合资方的利益，有意把农民工限制为农民身份，剥夺其公民身份权利，维持其半无产阶级地位（潘毅、卢辉临、张慧鹏，2010）。这就打破了建筑工人的统一社会基础，使得分散的建筑工人难以形成联合的力量反抗建筑资本的支配和剥削。所以，中国建筑业农民工在遭遇各项困境时，一般是通过非正式老乡关系网络积极协商争取，但往往无功而返，最后演变成通过自我伤害的暴力表演来博得社会同情（潘毅、卢辉临，2009）。

如何把非正式的，乃至创伤性的社会抗争转变为正式的、积极的、建设性社会抗争？这需要一种外部力量的积极协助，来促进建筑业农民工集体意识的觉悟和集体身份的建构，进而通过合理、合法的集体行动，来争取自身权益，乃至改变现行分包体制。这种外部力量的连接，可以通过转型社会工作专业来承担。转型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专业较为激进的一个派别，是以对传统社会工作的保守治疗倾向的批判为基础的。它指出，传统社会工作建立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人道主义基础之上，以社会系统功能的协调发挥为标准，对那些苦难的弱势群体，要么从功能主义出发标定为功能失调者，要么从科学主义出发标定为心理扭曲者，进而提供辅导或治疗，目的是恢复其社会功能（Mullaly，1997）。这种传统社会工作强调其技术性和专业判断，缺乏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分析和干预，最多注意分析社会政策过程和资源分配问题。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福利国家危机，传统社会工作面临管理主义的压力，日益被剥夺其技术和专业判断，成为一个机械化的、常规化的工作。有人把社会工作者的这个变化过程形容为“工业化”和“无产阶级化”，也就是说，专业社会工作者日益被贬低为一个执行上级标准程序的流水线上的工人（Fabricant and Burghardt，1992）。基于这种双重批判，一些学者开始提倡转型社会工作，希望通过激进的人道主义和结构主义（Mullaly，1997），或者通过创造性社会服务模式（Fabricant and Burghardt，1992），或者通过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理论（Pease and Fook，1999），来实现服务对象的解放和增能，建立合作关系，推动社会工作实践的转型，以及推动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转型。

中国社会工作刚刚处在一个专业化进程起步阶段，然而我们遭遇的问题却是快速转型的社会问题。而中国社会的转型又遭遇了全球化时代的资本灵活积累体制，导致中国社会日益被分裂成福利优厚的核心员工队伍和中产阶层，以及缺乏基本公民资格和工业公民身份的边缘劳动力。这种分裂的社会转型处境给中国社会工作制造了一个困境——要么违背社会公正价值，仅仅关注中产阶层个案的社会功能失调和核心员工的职业福利问题；要么坚持社会公正价值，关注那些日益被排斥出去的边缘群体的公民资格问题。这种分裂的目标群体定位难以借鉴西方福利国家时期的自由改良主义的康复性社会工作。中国社会转型处境需要发展一种自己本土的转型社会工作模式。以下，我们尝试通过一个案例，来展现在建筑行业，社会工作专业如何介入建筑业农民工的教育和组织建设，进而推动建筑行业农民工的增权和行动能力，培育推动建筑行业体制转型的内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