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人类学的“继嗣”理论及其意义

（1）利维斯的“继嗣论”

最早将一定的社会血缘集团的成员资格（membership）（或曰：成员权）与一般家族、亲族集团内的地位继承权和财产相续权区别开来的是英国文化人类学家利维斯。作为辞典的一个条目，他于1915年在关于“母权制”的解说时，关于“继嗣”的含义做了如下论述。

“继嗣”（descent）这一用语，应该在规制“氏族”“种姓集团”“家族”等社会集团的成员资格时使用……这一用语的使用，对共同体在分化为相互不同的社会集团时是最为适宜的。这种分化通过实施外婚规制，将称作“氏族”的社会集团相互明确分离。这对氏族组织的分化是最明确的。以家族或亲族为基础的组织是由难以相互区别的社会集团构成的，对于家族内严格意义上的继嗣或广义上的继嗣是可以使用的。（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随后，利维斯在1926年的《社会组织》一书中更进一步强调了“继嗣集团”的“单系性”特征以及与“外婚制”的关系。

我们将孩子属于父亲的社会集团时称为父系继嗣，孩子属于母亲的社会集团时称为母系继嗣……这一用语如果不是单系性集团时，是不适用的。原因在于，依据外婚制的规则，孩子归属于父亲或母亲一方的集团，而不同时归属于两者这样的氏族或半族。这一用语在这种状况下是最适用的。而将这一用语使用于双方集团是没有意义的，也几乎是没有价值的……（所谓亲族集团）既包含母方亲戚，又包含父方的亲戚。我们称作亲族集团的，可以说大概就是这样的集团……（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随后，尼崎（E. R. Leach）对上述利维斯的论点做了如下说明。

利维斯（W.H.R. Rivers）的论点，包含把血统（或记有血统的系谱）与继嗣这一概念严格区分开来的含意。前者是个人依据与祖先的关系上溯而建立的，如我的父亲的母亲的父亲的母亲这样，而后者是归属于作为全体社会一部分的某个集团的成员资格。这样的资格是永续的、独立于个人意志之外的，绝无含糊的余地。

综上所述，可以明确以下三点。

其一，所谓“继嗣”集团成员资格认定，是指根据社会的一定规约，即“系的”（lineally）传递祖先的血统。

其二，“继嗣”集团成员资格的范围，即成员并非血缘集团的全体成员，而是属于“父系”或“母系”中一个集团的成员，这种情况下父亲、母亲分别归属于两个不同血缘系统的集团，而这必须以外婚规制为前提。这样的血缘“继嗣”集团，除了共同体由绝对分化的集团构成之外，是不成立的，甚至不具备完整的意义。也就是说，继嗣集团“并不是由不确定的集团，或者相互重叠的集团组成的”。

其三，利维斯明确区分了血缘集团的成员资格和集团内公共权力（族长、家长等地位）的继承权和财产的相续权。也就是说，根据利维斯的“继嗣理论”, “继嗣集团”的成员资格指继承并向后代传递祖先血统的资格，而并非指血缘集团内的公共权力如地位继承（succession）和财产相续（inheritance）的资格。

可见，“继嗣集团”成员的资格是由从祖先传递的血统来决定的。因此“继嗣集团”必须采取“外婚制”。在采取“外婚制”的社会里，父和母的家族成员（member）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血缘家族集团。孩子继承父或母任何一方祖先的血统，并可以向后代传递。但在未实行“外婚制”的社会中，无论是父或是母的血缘“系统”都是不存在的，因为父和母双方的血统浑然一体。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探讨“继嗣集团”是不可能的。这是利维斯“继嗣理论”的核心内容。

明确了上述“继嗣集团”概念的核心内容，即可知道成员的范围和界限是明确的。因此就有了可以明确记载“继嗣集团”成员系谱的可能。前述《文化人类学事典》的“继嗣”词条中这样表述：

所谓继嗣，是对集团成员资格（membership）的系谱性规范。而继嗣集团则是建立在上述规范基础上的排他性的、封闭性的团体（corporation）。系谱的追溯方式必须是单系的，只有对继嗣集团成员资格（membership）的单系系谱进行规范，继嗣才具备意义。

上述以利维斯为代表的“继嗣”论，已经成为体系化、科学化的理论。在上述弘文堂出版的《文化人类学事典》中也指出：“利维斯（W.H.R. Rivers）的定义（指继嗣）即便是在现在也被诸多人类学者所认同”, “利维斯（W.H.R. Rivers）此前的上述观点，再加上以后逐渐补充的内容，已经确立了一个理论体系”。

但是，随着文化人类学家实地调查的范围和区域的扩大，以及世界各民族文化存在的方式和形态的进一步明确，我们会发现利维斯的“继嗣”论仍然存在某些局限性。例如在未实行“外婚制”的社会里，社会血缘集团的结构应为什么样的形态？在存在“外婚制”规范的单系继嗣社会里，集团成员资格除了属于母系或父系的单系“继嗣集团”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形态？如果存在其他形态，对于这种形态的集团结构又应当如何分析？另外，对于“单系继嗣”集团的成员资格与未实行外婚规范的社会血缘集团的成员资格如何界定？20世纪40年代以后，通过学者们的不断努力，随着文化人类学理论的飞跃发展，“继嗣”理论中也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

（2）“非单系”结构及“双系继嗣”的特征

根据中根千枝的研究，雷蒙德·弗斯在《关于波利尼西亚的“继嗣集团”的笔记》中，主张用ramage表示与“单系的”（lineal）相对的“非单系的”血缘集团这一概念。Ramage这一“非单系的”血缘集团的最大特色在于没有实行“外婚制”以及血缘集团成员间的“非系谱”关系。

最初的“外婚”指分别隶属于不同血统集团成员间的婚姻。所谓“外婚制”只允许不同血缘集团成员间的婚姻。而在一个不禁止同属于一个血统集团成员间相互结婚，即实行“内婚制”的社会里，对配偶的选择是比较自由的，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间的婚姻也很普遍。这样的婚姻规制被称作“非外婚”或“族内婚”。在这种非外婚形态的社会血缘集团中，不存在父系、母系的血缘“系统”。因此，“所有的（血缘集团的）体系，（在血缘关系上）都具有由普遍性的婚姻而导致血统上的扩散和无差别体系的扩展”。

“非单系”的血缘集团和“单系继嗣”集团的另一个最大区别在于“非单系”的血缘集团中不存在“继嗣系谱”。“单系继嗣”集团因为实行“外婚制”，父和母的亲族成员隶属于各自的血缘集团，集团与集团间的界限是明确的，各集团的成员既固定且稳定。因此，这种集团能够根据系谱关系顺次追溯一定范围的成员，并由固定的、稳定的成员组成。

而在“非单系”的血缘集团中，因实行“族内婚”，父亲和母亲属于同一血缘集团，且孩子的成员资格属于父方血缘集团的同时，也属于母方的血缘集团。从社会整体来看，在“非单系”的集团中，不存在血统的排他性，血缘亲族关系通过父和母可以无限地追溯。而且“非单系”血缘集团的成员的流动性很强。因此，无法出现如同“单系继嗣”集团那样记载成员资格的系谱，成员间只存在非系谱性关系。这种社会集团最重要的特征是血统上的无差别性和无血系性。因此在文化人类学中，只能将其称为“非单系”（non-unilineal）、“共系”（cognatic stock）、“无差别血系或混合系”（indifferent filiation）。以下为了便于讨论，笔者将这种“非单系”继嗣集团结构的亲族集团称作“无血系的”或“血统上未分化的”亲族集团。

在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将“继嗣”类型分为（1）“单系”[父系、母系，包括父和母双方并存的二重单系或曰双单系（double unilineal）]和（2）“共系”（cognatic）（非单系、无差别、混合系）两类的是利维斯的弟子拉德克利夫·布朗（A.R. Radcliffe-Brown）。

拉德克利夫·布朗的上述分类有以下两点必须注意。

第一，他把“二重单系”（也有学者称之为“双系继嗣”“两系继嗣”）算作“单系继嗣”的范畴。原因在于，在采取“外婚制”的社会中，父、母的血缘“系统”是各自独立的，“是以各自排他性地统合某种权力传递的两个‘单系继嗣’系统并存为特征的”。血缘集团成员资格各自在父亲和母亲的血缘“系统”中继承和传递。也就是说，父亲和母亲的血缘“系统”可以看作两个不同的“单系继嗣”集团。关于这一点，应该说拉德克利夫·布朗沿袭了利维斯的“继嗣”理论，他的这一理论也被诸多人类学者所接受。

第二，根据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理论，所谓“共系”是指认定某个人的祖先（到特定的辈分）的血统时，并不是排他性地追溯性别，而是采取同时在父和母双方的血统中无限地追溯血统关系这一方式。因此，如果追溯至8个世代，会出现64对祖先，呈几何级数持续增加。另外，反过来从祖先向下认定子孙的血统时，该祖先的所有男女子孙都可被认定。但这种认知和认定“继嗣”的模式，实际上是非常难以确立和维持的。因此在现实世界中这样的集团几乎是不存在的，这只不过是纯理论性的体系而已。

总之，（1）“二重单系”（“双系继嗣”“两系继嗣”）和（2）“共系”“无血系”的血缘亲族集团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的婚姻关系不具有排他性，血统在父和母双方的血缘关系者中无限制地扩散。因此，血缘关系者无法根据血缘来确定血缘“系统”。但“二重单系”（“双系继嗣”“两系继嗣”“双单系继嗣”）集团成员资格的认定模式不同于“单系继嗣”。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本章第二节“‘成员资格’的意义及其认定方式”中做详细论述。

（3）“继嗣”和“亲族”、“双系继嗣集团”和“双方亲族集团”

为了厘清日本古代社会血缘集团的结构，同时从根本上解决日本史学界关于这一研究的论争，避免“继嗣”和“亲族”、“双系继嗣集团”和“双方亲族集团”之间概念的混同和误解，有必要对上述用语的概念予以明确的界定。

以“继嗣”为基准的集合类型被称为“继嗣范畴”（descent category），由 “亲类”（kindred）组合而成的集合类型被称为“亲族”（kinship）。

首先，以“继嗣”为基准是指以追溯祖先血统为最终极的顶点，以“系的”（lineal）基准继承和传递该祖先的血缘系统，即血统遵循一定的规范世代传递。存在“继嗣集团”的社会中，只有实行“外婚制”，孩子才有可能属于父或母双方中其中任何一方的血统集团，这样根据祖先血统“系的”（lineal）基准的“继嗣集团”才具有世代的永续性和成员的稳定性，见图1、图2。与此相对，亲族（kinship）规范是指以个人为中心的“方的”（lateral）血缘（指父方或母方的血缘，而并非父系或母系的血统）关系者的集合。依据这种“方的”（lateral）规范而集合的亲族关系的成员资格，是以某一个特定的个人（自己）为中心，以社会约定俗成的亲属关系确认父、母双方的亲属成员的范畴。因此可以说以不同的“个人”为中心组合的亲族集团其成员范畴也不同。这是以“方的”规范而集合的亲族集团的特征。尼崎将此称为“personal kindred”的成员资格。换言之，如果改变了作为中心的“个人”，则其亲族关系的范畴也将随之变化。与图1、图2所示的“继嗣集团”不同，以“个人”为中心的“亲族集团”的成员不是永续的、稳定的血缘集团，见图3、图4、图5。

以下，为使论述更加明确，关于上述用语的使用，在涉及血缘集团的性质时，笔者使用“继嗣”（descent）和与此相对的“亲族”（kinship）；在论及血缘集团集合的成员范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集合（group）]时，笔者使用“继嗣范畴”（descent category）和与此相对的“亲属范畴”（kindred）。

首先，“继嗣”分为“父系继嗣”“母系继嗣”“二重继嗣”或“双系继嗣”等；“亲族”也可分为“在双方社会中属于未分化范畴的家族关系”和“在具有单系继嗣体系的社会中属于内在化范畴的双方亲族”。而 “继嗣范畴”是以祖先为中心的按照祖先的血统“系的”关系基准集合的集团（见图1、图2）。“亲类”是根据以自己为中心的血缘（并非血统）关系的“方的”规范而集合的范畴（见图3、图4、图5）。

这里必须注意的问题是，“双系继嗣集团”和“双方亲族集团”非常容易混淆。正如第一章第二节（4）中“鬼头清明的‘双方亲族集团’论及其问题”中所述，“双方亲族集团”存在于具有“单系继嗣”体系的社会，“单系继嗣”社会以“外婚制”为前提。因此，“双方亲族集团”也应该以“外婚制”为条件。在“单系继嗣”的社会中，只有当父、母各自属于不同血统的继嗣集团时，孩子才能够从父亲或母亲任何一方继承、并向后代传递血缘祖先的血统。“父系继嗣”集团和“母系继嗣”集团互为“外婚”集团时，其祖先的血统才可能在各自排他性统合的两个“单系继嗣”集团并存的“双系继嗣集团”中继承和传递。在这样的社会中，自己父亲的亲族和母亲的亲族，都各自属于排他性统合的两个亲族集团，“双方亲族集团”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方能成立。为了更好地阐明这一结构，可以参照图5。

综上所述，“双方亲族集团”和“双系继嗣集团”都以“外婚制”为原则，这是“双系继嗣集团”和“双方亲族集团”两者最重要的共同点。它们的区别在于“双系继嗣集团”是以父或母的血统追溯顶端的祖先、成员范围固定的集团，因而这样的血缘集团具有永续性和稳定性的特征。但“双方亲族集团”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集合，因此如果“自己”发生变化，其亲族关系的范畴也将随之改变，这又是“双方亲族集团”和“双系继嗣集团”之间最重要的不同点。

另外，父、母血统未分化的亲族关系与父、母血统分化的双方亲族相比，如图3所示，未分化的亲族关系的成员，包括自己的父母及其子女（即包括“自己”的兄弟姐妹），祖父母、曾祖父母及其所有的子孙（男性和女性），但排除其所有子孙的配偶。这是弗里曼学说的特征。但W. E. Mitchell、G. P. Murdock以及日本东京都立大学的文化人类学家渡边欣雄等关于未分化的亲族关系和双方亲族成员的认识，与弗里曼的认识有所不同。W. E. Mitchell、G. P. Murdock和渡边氏认为，作为未分化的亲族关系的成员，除了自己的父母及其子女以及祖父母、曾祖父母及其所有子孙外，还应该包括他们的配偶，双系亲族集团的成员也同样不排除作为亲族成员的配偶。以汉民族双方亲族关系的成员为例，如图5所示。汉民族是典型的父系继嗣社会，因此在其亲族关系中，“自己”与父亲一方及与母亲一方的血缘关系并不是同等的，有亲疏即亲等关系的差别。父亲一方的家族关系称被作血族（cognates），母亲一方的家族关系被称作姻族（affines）。另外，对父亲一方和母亲一方的亲戚的称呼也是有明确区分的。这样的亲族关系并非只有在汉民族中存在，丘克群岛居民的亲族关系也呈现上述状态。

无论是弗里曼说，还是W. E. Mitchell、G. P. Murdock的主张，在“双系继嗣集团”和“双方亲族集团”以“外婚制”为原则这一点上，他们的认识是一致的。

正如第一章所述，从鬼头氏对吉田孝、义江明子观点的批判来看，鬼头氏援用了以利维斯为代表的“继嗣”论的核心。即①“继嗣集团”中只有继承祖先血统、传递血统关系的人才具有成员资格；②继嗣集团必定以“外婚制”为原则。关于①，他指出“吉田孝说并未慎重地采用继嗣集团的圆锥形氏族”模式，对于义江的论说，鬼头氏则指出“继嗣集团的含义在这里是暧昧的”。关于②，他指出吉田氏、义江氏仅引用了其他学者关于婚姻形态的结论（参照本书第三章），而并未详细地展开研究。这里鬼头氏虽然指出在论述“继嗣集团”时应该考虑婚姻规制，但只将“继嗣集团和通婚圈是否一致”作为今后的研究课题而并未做进一步的讨论。

但是，婚姻规范不仅决定“继嗣集团”的结构，也决定着亲族集团和“双方亲族集团”的结构。因此笔者认为，导致鬼头氏的“日本社会为‘双方亲族集团’”这一错误结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没有明确婚姻规制如何决定血缘集团结构这一关键点。在日本古代社会中，除同父、同母兄妹之间的婚姻被禁止以外，没有关于婚姻的其他禁忌。血缘集团处于父和母血统上未分化及父母同血缘，也就是无血系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仅不可能形成“继嗣集团”，就连鬼头氏所说的“双方亲族集团”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父和母是同血缘的近亲，从婚后子女来看，父方的亲属与母方的亲属是浑然一体而无法区分的。所以在“内婚制”的社会里“双方亲族集团”与“继嗣集团”一样都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