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天下

——揭开国图馆藏地图的神秘面纱

任昳霏

中国国家图书馆（下文称“国图”）是我国馆藏地图最为宏富的公藏机构。自国图的前身——京师图书馆成立之日起，地图一直是其重要的收藏对象。国图百余年的积淀，蕴藏了丰富的地图文化。2014年9月，位于国图总馆南区的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了主题为“咫尺天下”的地图展，展出了国图馆藏地图中的部分珍藏，在公众面前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咫尺天下”四个字是对地图核心含义和特征的概括。无论是九曲黄河，还是长江天堑，都可以描绘在尺寸之间。回顾国图馆藏地图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便一一浮现。

一 从馆藏地图看我国古代地图的历史

国图馆藏了我国大量的古代地图，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国内公藏机构中首屈一指，这些地图展现了我国古代地图发展的辉煌历史。透过这些馆藏地图，可将我国古代地图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分别以早期地图、古典地图和实测地图为代表，此三者构成了我国古代地图发展的时间序列。

我国早期的地图，仅能从历史文献和出图文物来了解一二。根据文献资料记载，我国最早的地图是春秋时期《左传》中关于“九鼎”的记载。传说大禹治水有功，被众部落推举为王。大禹把天下分为九州，将九州所贡的青铜铸成九鼎。夏禹时代铸“九鼎”，在九个鼎上铭刻九州的山川、草木、禽兽的图像，后人称之为《九鼎图》。不过，今人已无法知晓《九鼎图》的具体模样，仅能根据考古发掘的地图实物来了解早期地图的有关情况。根据考古发现，我国年代最早的实物地图是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的7幅木质地图，反映了战国时期秦国所属邽县的政区地理。其次是河北平山县出土的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古墓中的一块铜板地图。这块铜板地图被称为《中山王陵兆窆图》（《兆域图》），该图绘制的是战国诸侯之一的中山王的陵墓情况。此外，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3幅帛质地图，也是我国历史较早的实物地图。在国图馆藏的地图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关《中山王陵兆窆图》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形图》《驻军图》与《城邑图》的资料，从中得以窥见一些我国早期地图的特征。

传统制图理论的形成，标志着早期地图向古典地图的蜕变，这一蜕变过程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逐步完成。西晋士族裴秀提出了“制图六体”，出身于名门望族“河东裴氏”的裴秀，后来成为西晋的股肱之臣。在朝为官，裴秀深知政区地理的重要性。他在考证古今地名和政区范围的基础上，绘制了《禹贡地域图》。唐人修《隋书·经籍志》时，《禹贡地域图》已经失传。我们现在能了解“制图六体”，得益于《晋书·裴秀传》中的有关记载。

这一时期，我国传统制图中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计里画方”也已形成。中唐时期宰相贾耽曾组织人力绘制了《海内华夷图》，该图是以“一寸折百里”的比例尺，用“计里画方”之法绘制完成的。贾耽居相位13年，在关注政事的同时，编修地理著作，绘制地图。他期待自己能像萧何那样，利用图籍，辅政天下。贾耽经历过“安史之乱”，对大唐边疆多事、领土不完整深有感触。所以，他对地图的关注往往带着家国天下的复杂情感，对地图的精度要求更高。“一寸折百里”正符合这种要求。

回想“制图六体”和“计里画方”理论的形成过程，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理论集中形成的时期。我国的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第一部绘画品评专著《古画品录》等均在这个时期完成。在佛教传入中国、民族大融合等历史洪流中，经过几百年的酝酿，中国传统文化理论走向自觉，集中形成了这些文化理论。所以，中国传统制图理论在这一时期走向成熟，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中国文化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的一个必然事件。至此，中国古代地图进入了古典阶段。

刻绘于齐阜昌七年（1136）、现存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石刻《禹跡图》，就是结合“制图六体”和“计里画方”这两种制图理论绘制而成的。在国图的善本库房，我们找到了《禹跡图》的清拓本，还在《晋书》中找到了有关“制图六体”的记载，古典地图的原貌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在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方传教士带来了全新的制图理念和方法，这给中国传统的地图绘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也由此，中国地图的绘制进入了实测阶段。实测地图与古典地图最大的区别是古典地图视大地为平面，而实测地图引入了“地为圆球”的概念。既然“地为圆球”，就需要在地图绘制中使用经纬线和地图投影等方法。这一时期的实测地图当以清康熙年间的《皇舆全览图》为代表。

二 从馆藏地图看我国古人的世界

了解了中国古代地图的发展线索，我们再从空间的角度梳理国图的馆藏地图。大千世界纳入咫尺之间，地图呈现了世界的多个维度。根据内容分类，国图馆藏地图可以大致划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可以统称为“政区图”，它包括大到世界、小到村落的各级行政区划地图。从传说的《九鼎图》开始，中国传统地图就保持了鲜明的政治性特征。对于统治者而言，地图能帮助统治者了解治理范围内的行政区划和地理形势，是治理所辖范围的依据之一。在中国古代，秦汉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后，开始绘制全国地图，并逐渐形成了地图缴送制度。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地方定期向中央呈缴地图的制度是从隋朝大业年间开始形成的。唐、宋、元、明、清都延续了地图的缴送制度。历代地方呈缴给中央的地图都以行政区划地图为主。清代官方地图的收藏来源于地方呈缴和中央统一测绘两种方式。时至今日，国图履行着国家总书库的职能，接受来自全国各地图书的呈缴，其中就有大量的不同时期的政区地图。《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和《杨子器跋舆地图》是明代政区地图的典型代表。通过这两幅地图的对照，可以看出明代人对天下的认识。

第二类是览胜图。古代地图不但可以反映政区变化，还可以用来遍览祖国河山的壮丽风光。因为中国传统地图多采用形象画法绘制，以较为写实的手法表现山川等地形地貌。因绘图者擅长绘画，所以此类地图的构图疏密得当，形神兼备，色彩艳丽，往往具有很深的艺术内涵和很高的观赏价值。在中国的文人传统中，山川历来是古代文人雅士所吟咏的主题。览胜图用直观的笔触，描绘出了中国名山大川的气魄，无论是“九曲黄河”、还是“五园三山”，都蕴含着中国古人内在的精神气质。国图馆藏的地图中，以形象画法绘制的览胜图不胜枚举，《五园三山与外三营图》就是其中的经典之作。

第三类是交通图。无论是政区图还是览胜图，都是人们对宏观世界的认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因而，地理交通也是中国古代地图表现的重要内容。国图馆藏的道路交通图种类繁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一幅名为《颐和园至西直门路程全图》的地图。该图表现的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紫禁城出发到颐和园的道路地图。在清代，京西俗称“海淀”，道路泥泞，为满足皇家出行的需要，从西直门至颐和园的道路铺设成石子路。这段石子路还是慈禧太后万寿庆典巡游的路线。

国图藏清光绪《颐和园至西直门路程全图》。该图详细绘制了颐和园东宫门牌楼至西直门内海墁一段的路程。清朝光绪年间，为了方便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往返于颐和园和皇宫之间，修建了本图所绘的西直门至颐和园石板路。本图是清代后期典型的道路交通地图。

三 从馆藏地图看我国古代地图的传统

从地图的起源到发展变化并走向成熟，中国古代的地图自成一家，有着鲜明的特色和传统。从国图馆藏的地图看中国古代地图的传统，有“三个特性”值得关注。

一是中国古代地图的体系性。中国古代的地图与西方古地图相比，两种有着迥异的特征。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而西方则认为“地为球形”；中国绘图采用“计里画方”的方法，而西方采用地图投影的手段；古代中国绘图的视角是多点定位，而西方的视角则是单点定位。东西方在绘制地图上的差异，实际是上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具体反映。中国是传统的农耕民族，文化属于内向型。中国古人认识的世界多与土地有关，相比较而言，对海洋的认识较晚。既然面向内陆，我们的祖先很容易认为：地为平面，而天似穹庐。多点定位的绘图传统同样是内向型文化的附属。无论是在路上行走的人，还是在河里行驶的船，人的视角在移动，所欲绘图的定位点随之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清代冯世基于同治六年（1867）绘制的《长江名胜图》，船在江中游，人往岸边看，形成了“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对景视角。相比之下，古代欧洲文化，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都是面向海洋的文明，属于外向型文化。人们站在岸边，面向海洋，远眺前方，海洋远端的地球弧度就会自然显现出来，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大地是球形”。这些面向海洋的商业民族，视海洋为中心，对航海测量的要求较高。相比之下，他们对土地的测量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加之海上行船，船如沧海一粟，人们视角的变化已经变得微不足道，所以，地图绘制多采用单点定位的视角。中西古代地图的独特体系，源自各自的文化传统。

二是中国古代地图的政治性。唐人陆龟蒙《奉和袭美二游诗·徐诗》云：“汉祖入关日，萧何为政年。尽力取图籍，遂持天下权。”这首诗极力赞扬了西汉初年萧何收取图籍的事迹。有了这些资料，刘邦对天下的关塞险要、户口多寡与风俗民情等情况了如指掌，为后来汉朝立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萧何所言的“图籍至宝”一语点破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核心理念。上文所提到的官方测绘地图以及地方向中央缴送地图的制度都秉承了“图籍至宝”的理念。

三是中国古代地图的人文性。“图中有诗，图中有画”，中国传统地图上的说明文字，常以题诗的形式出现。另有一些说明文字则体现了自然地理与人文情怀相结合的文人雅趣。此外，地图的山水画风格，也是人文性的重要体现。偶然间想起《红楼梦》中惜春画大观园的情节。惜春画大观园，薛宝钗提建议。薛宝钗先说：“藕丫头虽会画，不过是几笔写意。如今画这园子，非离了肚子里头有几幅丘壑的才能成画。这园子却是像画儿一般，山石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这样。你就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这一起了稿子，再端详斟酌，方成一幅图样。”薛宝钗首先建议惜春作画要分清主宾，知道添减和藏露。这样的建议竟然与传统地图的绘图要求完全一致。薛宝钗又说：“这些楼台房舍，是必要用界划的。一点不留神，栏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门窗也倒竖过来，阶矶也离了缝，甚至于桌子挤到墙里去，花盆放在帘子上来，岂不倒成了一张笑‘话’儿了。”薛宝钗的第二条建议则强调“界划”的运用，要画得精细就要用工笔画的画法。用此法对照传统地图的绘制，我们能发现两者之间惊人的吻合。图中有画，体现了古人的人文追求。无论是山水画，还是传统地图，殊途同归，都承载着古人的情怀。

《新唐书·杨绾传》载：“独处一室，左图右史。”立足于现在，我们不希望只是少数人在图籍密室中“左图右史”，自得其乐，而是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国古代丰富的地图。百年国图保存了我国2000多年的地图文化，承载了我国古代地图发展的历史。当我们再次面对数以千计的中国古代地图时，是否可以感受有一种力量叫作“传承”！

（载于《地图》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