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儒家思想的伦理张力

目前，儒学伦理思想的研究少以历史的视角来分析各时期儒学伦理思想的内在困境[1]，所以，人们往往难以看到儒学各时期伦理理论建立与承继的深度动因。应该说，每个时代的儒学都一方面体现着其时代背景，另一方面也具备这样或那样的时代局限。这些局限决定了各时期儒学思想的内在困境，而分析这些困境，是理解各时期儒学伦理思想建构重点与发展脉络的关键。另外，对儒学伦理思想的研究，缺乏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史的基本术语和历史定位基础上，以现代分析哲学形式化、逻辑化方法的解释和整理。这种状况使得研究者要么脱离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基本共识和架构，要么将儒学同西方德意志古典哲学、现象学、存在哲学等具有特定内容、偏向的哲学观点盲目对接，造成所使用“语词”之间的各自为战，脱离文本的原意和哲学规范。另外，这种状况也无法将儒学以现代术语提炼为可分析的逻辑体系。在这两种情形之下，儒学道德思想难以在现代学术背景中定位自身，造成走向世界的困难。

从先秦儒家的发展看，其以道德、价值为核心内容的论证存在着内在与外在、绝对与相对，以及道德与功利的三重伦理张力。围绕这三重张力，儒家学者进行了长期的思想辩争。从春秋时期孔子思想中提出问题，到孔门“内圣派”正统思想与“外王派”事功思想的分野，再到战国时期，孟子与荀子形成规范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儒家分析范式。先秦儒家的分化对后世影响深远。众所周知，历经汉唐的低潮和演变，唐末儒家再次发声。至两宋时期，儒家再度复兴，形成了方法范式上规范主义性理之学、心学与现实主义事功之学的对立，与论证内容上“天理”为形而上原则的理学、“心体”为形而上原则的心学，以及以义为先、义利双行为原则的事功之学三足鼎立的局面。沿革至明清，事功之学变成了在野、异端之学。夺得统治地位的性理之学与相对自由、开明的心学，成为儒家内部相互争鸣的主要学派。而明末清初的诸位大师以心学的哲学框架为根基，全面吸收事功之学的现实、功利视角，提出了中国内源的，具有反封建性质的启蒙思想。然而，随着清朝专制统治的加强，这种启蒙只是昙花一现，并未形成深远的社会、政治影响。直至近代，“新儒家”诸作者从传统性理之学的论证结构出发，同现代西方的哲学、伦理与政治思想相对接，试图从儒家理学的“天理”中找到中国近代化的文化根基。然而，这种努力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理论和显著的实践效果，影响甚微。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之所以陷入如此困境，与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是密不可分的。众所周知，西方近代化肇源于启蒙运动从崇拜神到强调人、从超验信仰到经验现实、从宗教律令到世俗功利的回归，其近代化的国家建构，也是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现实视角，具有唯物和功利的哲学属性。如果将传统理学中的“天理”与近代西方思想中的相关概念进行对接，显然是将形上与形下、绝对与相对、超验与经验等不同领域的概念建立一致性，其从理论范式和方向上都是矛盾的。所以，要发掘儒家内部的现代化因素，必须从内容和方法上强调功利、经验的视角，系统分析儒家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张力和理论延流，正视、重视儒家的事功思想，正确分析其道德优先，兼顾功利的理论立意，而不是简单予其以“功利主义”的帽子，将其视为“异端”而弃之如敝屣（实际上，这种视为“异端”的做法本身就带有传统、落后和专制的性质）。

从先秦功利思想的发展看，儒家学说内在的伦理张力显然是功利思想产生的重要理论背景。从法家功利思想看，李悝、吴起等早期法家功利思想都源于子夏的“西河之学”，深受孔门“外王派”事功思想的影响。而韩非作为荀子的高徒，其侧重于利益冲突，尤其是君臣利益冲突的伦理思想，显然深受荀子性恶论的影响。从墨家功利思想看，墨子曾经师从儒家学者，其思想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反动。即从儒家伦理原则的相对立场上提供功利主张。其“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的十大思想中，除了“尚贤”、“非攻”与儒家思想具有较多的相似性之外，其余都是与儒家正统观点相龃龉的。另外，很多兵家功利思想也受到了儒家的一定影响。所以，分析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内在张力，实在是分析先秦功利思想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