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先秦功利思想的理论渊源

第一章 道家思想的哲学思辨

一 道家思想的历史和影响

道家思想祖于传说中的黄帝，系统化于春秋时期老子的著述。经过关尹子、列御寇、杨朱所代表的老子后学的阐释与传播，道家思想在战国时期形成了稷下道家和庄子学派两大支系。前者述承黄、老，以田氏齐国的稷下学宫为核心，形成了宋钘、尹文、田骈、慎到、文子、鹖冠子等人为代表的稷下道家[1]；后者以庄周为核心，形成了庄子本人、庄子弟子以及庄子后学为代表的南方道家，也称庄子学派。两者的理论区别主要体现于本体论，前者发挥了老子思想中关于“气”“物”的记述，使用“精气”的表述，认为“道形于物”，以客观标准衡量“道”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现实倾向；后者则发展了老子思想的唯心因素，强调“道先于物”，将“道”与万物（也包括人）之“性”关联起来。本体论之外，两者观点在细微之处有别，前者开始承认名、知、美恶等概念的客观作用，面向现实社会和政治，具有一定目标导向的操作性；后者则绝对否认名、知、美、恶等概念，将其视为虚幻。从行文上看，前者代表作者的文风较为质朴，强调逻辑，脉络清晰；后者代表作者的文风重视修辞，往往采用寓言故事等文学表述。需要注意的是，稷下道家现实倾向的零星表述，只能算作唯物主义的最初萌芽，其论证的重心并不在“唯物”与“唯心”的关系上，表述也较为分散。在稷下学者眼中，“道”依然是绝对的虚无本体，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其客观表现而已。

从中国思想史来看，稷下道家与庄子学派对后世影响深远。

虽然稷下道家的唯物倾向很不彻底，只是在道家基本范式上承认客观物质世界的某些方面，但是其影响不可忽视。稷下道家直接影响了战国时期的包括法家在内的诸家思想，如慎到兼具法家、道家两派的身份，韩非、申不害等法家思想家也借鉴稷下道家的现实倾向，将道家本体论视为法、术、势等政治权谋的哲学基础。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也将道家与儒家的思想加以融合，形成了具有唯物色彩的儒家宇宙论。西汉大儒董仲舒关于“天气”“元气”的思想，著名朴素唯物主义者如东汉王充、南朝范缜的思想都深受稷下学者“精气”理论的影响。北宋大儒张载的“气本论”，两宋儒家功利学派的李觏、王安石、叶适、陈亮等人的朴素唯物论，也直接或间接继承或借鉴了稷下学者的思想资源。除了学术影响，稷下道家还影响了道教的产生和发展。汉武帝之后，作为汉初官方统治思想的道家被赶下神坛。东汉末年，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结合古代的神道、巫祝、神仙方术等因素，从稷下道家重要内容的黄老思想衍生出道教思想。道教思想兼具宗教的超验世界和现实的修行实践。从宗教的超验世界看，其将“道”人格化，建立中国本土的、系统的神仙体系，形成与外在宗教（主要是佛教）神体系并立的局面，从而说服大众的信仰。从现实的修行实践上看，其强调在炼丹、养气等活动中修炼成为“真人”“至人”，从而达到长生不老，得道修仙的现实与超验目标。应当说，道教思想对修行过程中现实工具的重视，也具备目的论的特征。在炼丹、修炼活动中，道士们在一定程度上也积累了零散、初步的化学、物理、地质等方面相关的自然知识。在魏晋、隋唐、元明时期，道教思想对社会、文化甚至政治都有深远影响。

庄子学派影响更为深远。在魏晋之际，围绕着注释、解读“三玄”——《老子》《庄子》和《周易》3部作品，王弼、何晏、嵇康、阮籍等人推动了道家向玄学发展，道家的唯心主义神秘色彩被推向极致[2]。北宋时期，周敦颐借鉴玄学的某些观点，通过释读《周易》，将其本体论进行改造，引入儒家理论体系，推动了宋明理学道德形而上学的发端。随后，张载、二程、邵雍等人开始了性理之学的系统论证。到了南宋，与佛学一起，庄子学派外论“道”，内论“性”的观点启发了朱熹、张栻、吕祖谦等人“理一分殊”的思辨，为儒家性理之学的最终系统化奠定了基础。由南宋陆九渊发端，明代王阳明等人发展的儒家心学，其哲学构架也深具庄子学派思想的烙印。

以上是传统道家思想的概要。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指“道家”，专指明代以前的道家思想。明、清及其后，道家思想急剧式微[3]，道家思想也与儒家思想、近代启蒙思想相交杂，理论特色趋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