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理论基础及研究方法

一 理论基础

（一）区域研究理论

一直以来，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对明清时期中国区域社会结构、区域经济秩序、国家权力的地方实践等问题特别感兴趣。认识整体中国，要从一个个的区域社会研究开始，虽然整体中国并非区域社会的简单相加所得，但是不可否认，下层民众是生活在整体中国下面的一个个具体区域社会中的，因此，对若干个具有代表性的区域社会展开深入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整体中国全面的、深入的理解与把握。有学者认为：“我们要眼光向下，关注历史上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组织结构、宗教信仰、传统文化，以及他们与社会大变动的关系等，重建社会生活的实态，都离不开区域史的研究。”[38]

“人类学要研究乡村，但是人类学绝不仅仅是为了研究乡村，而是通过研究一个个的乡村进而认识中国社会。”[39]中国疆域广阔，兼有农耕、游牧、渔猎、海洋等文化的特点，“地区性差异很大，因而把中国的历史变迁置于有限的空间维度下进行考察，是最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它有利于研究者从限定的地域环境去发掘社会生活、文化资源、权力网络等各方面的整体性结构，并可通过指定的区域社会的建构过程去整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40]。因此，在微观的地方史研究中，研究者逐渐打破学科界限，“努力把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国家制度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41]，从“眼光向下”转变为“自下而上”地看待中国社会的历史。[42]

（二）文化认同理论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其文化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其文化认同，直接影响到该民族、该国家的兴衰存亡。张乃和认为：“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这种共识与认可是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升华，并形成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准则与价值取向。”[43]人类文化从产生开始，就源于不同的群体，其扩散融合为一体的过程，也同样是文化认同发展的过程。以民族为载体的文化发展过程，同样也是人类文化认同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一个民族对于其文化及族群的认同，也就是民族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是文化认同的一个阶段，人类在超越了这一阶段之后，才进入到文化的大同时期。”[44]民族认同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民族文化的认同，在人类历史缓慢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之间的差异主要以“民族之间的差异表现出来，一种文化体系以民族为载体，而民族也是以文化为聚合的”[45]。认同于某一民族，同样也是认同于这一民族的文化。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涵盖了这个民族群体的精神、行为与物质创造以及结果。清代中央王朝塑造的国家认同，是把满族、汉族、蒙古族、藏族以及南方的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等在内各民族都培育认同爱新觉罗氏为天下共主，认同儒家文化为共同的文化。但在这一过程中，总体上恪守“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46]的原则。

（三）文化变迁理论

美国学者克莱德·M.伍兹认为：“文化变迁和社会变迁都是同一过程的重要部分，但在必要的时候，在概念上也可以区分，倘若文化可以理解为生活上的多种规则，那么，社会就是指遵循这些规则的人们有组织的聚合体。”[47]文化变迁，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在人类学学术史上具有悠久的渊源。文化一般被定义为：“不论是一个民族内部发展的结果，还是两个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之间接触所引起的，在一个民族生活方式上发生的任何改变。”[48]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有诸多相似之处，一般是指同一过程的重要部分，但在许多时候概念也是不同的。社会变迁是指“社会结构或功能的改变，社会变迁伴随着文化变迁，因此常称为社会文化变迁”。[49]文化变迁就是社会文化生活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我们需要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切入，研究国家与苗疆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苗疆社会文化变迁，因此讨论苗疆社会文化变迁可以从苗民的日常社会生活及其社会观念着手。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下，“社会生活的质量和评价体系并不一定理性，但是我们知道，社会生活具有极强的社会应用性和影响力，必须将社会生活置入具体的历史背景中，才能得到合理的、现代理念的解释”[50]。研究者必须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观察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的变迁，特别是国家与苗疆的互动，苗民生活方式与观念变迁的互动，比较能体现社会的综合因素的视野。在苗民的社会观念变迁中，居于社会文化深层的社会信仰是社会生活史的重要精神养料，随文化变迁发生变化，反之也会导致文化变迁。

（四）博弈论

国内学者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部分地借鉴了西方学者的相关成果，有学者总结其研究趋向主要是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士绅阶层、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民间信仰和传说、宗族社会、民间社团”[51]等方面，研究“国家、地方、民众三者的相互关系”。[52]清代的治苗政策是以皇帝为首的封建贵族地主统治阶层为调整民族关系、规范和引导社会成员对待和处理苗疆问题的态度、行为的准则以及遵守、执行这些准则的策略、措施的总称。它既要满足清中央王朝主动进行社会调适的愿望，也要反映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积极回应的态度，因此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与中央王朝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互动关系。本书用博弈论来研究清代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与中央王朝的关系。

何谓博弈论？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或者赛局理论，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理论和方法。一般来说，它是指“研究若干个体或团队之间，在特定条件制约的形势中利用相关方的策略，进而实施对应策略的理论”[53]。当前，博弈论在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战略学等学科研究中都有广泛的应用。运用博弈论对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与清中央王朝进行研究，涉及双方的社会互动、社会整合和社会调适等问题。

社会互动是个体对他者采取社会行动，同时对方作出反应性社会行动的过程，也称社会相互作用或社会交往。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最早在理论上强调社会互动，而美国学者乔治·赫伯特·米德是最早将社会互动付诸实施的系统研究者之一。社会互动就其性质可分为良性互动、中性互动、恶性互动三种类型。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与清中央王朝的互动先是政治领域的互动，进而引起经济领域的互动，导致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的文化变迁。将社会互动的理论推而广之，可以指社会结构之间的双向互动，这就涉及中央王朝的治苗政策、苗疆社会风俗习惯、苗民心态等方面的互动。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从社会互动视角来看，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从国家对于地方、民众的正向关系来看待历史问题”[54]，另一方面“从地方、民众与国家的反向关系来观察社会历史现象”[55]，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比较研究，从中总结出更加全面的、客观的，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整合，就是把社会的各种要素或不同的社会力量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通过相关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调节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调适，是指国家与苗疆博弈过程中，社会各阶层之间进行调整并互相适应的过程。自国家力量进入苗疆伊始，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与中央王朝之间便进行相互的调适，究其原因主要是双方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在此基础上，结成了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二 研究方法

本书立足于整体史的视角，采用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比较研究法。除了对传统的历史文献进行研读分析外，必要时进行田野调查，尽可能将文献材料所记录的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去伪存真，尽可能加以还原，呈现清代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与中央王朝之间鲜活互动的历史。此外，将清代不同时期的治苗政策进行比较，或者将清代开辟苗疆后不同时期的苗民社会文化变迁情况进行比较，对于本书的研究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本书采用的主要方法，清代留存下来的大量档案、苗疆府厅州县地方志、清水江文书等是本书采用的基础史料，关键是对史料解读的方式与角度。笔者在利用文献研究法解读清代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的历史时，既要避免陷入民国时期苗族学者梁聚五、石启贵等人利用对苗夷民族史的研究，争取苗夷民族政治地位的潜在偏向，也要注意避免用阶级斗争历史观来解释“苗乱”[56]起因，遮蔽民族矛盾的时代局限性。本书对于清中央王朝的苗疆政策作实事求是的研究，对其导致的苗疆社会文化变迁作出具有说服力的历史解释。此外，笔者还特别注意，在用较晚时期产生的文献来解释更早时期的历史时，对其合理性进行说明。

（二）田野调查法

笔者在研究中秉承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相对论、文化普同论的立场和理念，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地对清代中央王朝与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的关系进行历史还原，考察苗疆的节庆、议榔制度、合款制度、屯田、义学、书院、学宫、会馆、庙宇、牌坊、场市、地名等，可以使用田野调查法。笔者借用叶舒宪提出的四重证据法，即传世汉文献（如各种地方志、碑刻等）、出土文献和档案馆的契约实物（如苗疆地区博物馆馆藏考古和实物文献、清水江文书）、异文化的比较（如苗民与周边汉民历史文化的比较）、图像叙事（如百苗图）结合使用作为研究方法。民国时期学者苗疆研究的田野调查资料、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识别资料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20世纪80年代贵州“六山六水”调查资料等，都是本书可以利用的资料。笔者在研究中尽量做到各种类型的田野调查资料综合参照，同时与本人的田野调查资料相结合，分析清代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与中央王朝的互动过程中国家治苗政策的调整，以及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土地政策、文化教育、国家认同、地名等方面的文化调适、文化变迁。

（三）比较研究法

研究清代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与中央王朝关系这一论题必须要注意的是，清中央王朝制定的许多治理苗疆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初衷是好的，但是政策、措施和制度的实践与制度设计并不一定吻合。在苗疆发展史上，许多治苗政策的执行既有可能因为地广人稀而存在差异，也可能因为执行者（流官、土司、寨老、族长等）的个人素质、代表立场、文化歧视等因素呈现出巨大的差异。笔者在研究中有意识地使用比较研究法，如前后各朝的纵向比较、跨地域比较、跨族群比较等等，希望得出比较客观中肯的研究结论。

通过对清朝不同时期治理苗疆的政策及其所起的作用进行比较研究，梳理总结出清中央王朝治理苗疆的若干经验和教训。弄清楚哪些政策是正确的，哪些政策是错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做到古为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