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还原历史，史诗性与反史诗性观念的恒定性

莫言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体现的史诗性追求和建构企图，肯定与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经典”有密切的关系。《苦菜花》《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吕梁英雄传》《红日》《保卫延安》《踏平东海万顷浪》《三家巷》等对历史本质和时代意识加以宏观把握的史诗性长篇小说，奠定了莫言在文化资源极度匮乏、阅读范围比较狭窄、价值观念保守单一的生活条件下的主流历史观。按照这样的带有本质性的历史观对历史的还原，实际上是受“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进化论影响的主观化的变形还原。莫言在与评论家王尧的对话中曾提到《红日》开篇的悲观描绘背离了自己既定的历史观产生的不适感，以及随着阅历的丰富和创作经验的成熟，对当时偏离约定俗成的审美习惯的由衷赞赏：“《红日》一开始写悲观，失败，我觉得很不舒服。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后，才知道当初那些让我看了不舒服的地方，恰是最有文学意义的描写。”[9]在少年儿童的类似白板式的认知过程中，这种以再现宏大的历史和战争场面、注重英雄形象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突出重围的传奇壮举的描摹、追求历史的本质并以“真实”作为衡量小说的社会价值的重要尺度的红色经典，就会以先入为主的认知方式储存于莫言对史诗性的理解和感悟之中，作为一种衡量文学思想和艺术标高的参照系，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的文学创作的时空布局、情节选择、结构安排、人物塑造等的内在肌理。所以，莫言在还原历史的本真面目的时候，是有一种史诗性的因素作为他异于传统经典和当代文坛的创新驱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当然，这种有意模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相对比较肤浅的文学创作观念，在莫言的心目中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表现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大行其道的时候，莫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创作的《红高粱家族》中追求的站在民间的立场上还原历史的“真实”，到了十年之后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就转变为尊重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艺术虚构的“真实”。在20世纪90年代的《我的〈丰乳肥臀〉》的创作谈中，他认为：“小说家并不负责再现历史也不可能再现历史，所谓的历史事件只不过是小说家把历史寓言化和预言化的材料。历史学家是根据历史事件来思想，小说家是用思想来选择和改造历史事件，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事件，他就会虚构出这样的历史事件。”[10]尤其在21世纪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借助驴、牛、猪、狗、猴等动物的视角对波澜壮阔的半个世纪的社会生活的史诗性描绘呈现出的反讽和荒诞的色彩，更是在旁逸斜出的横生枝节中冲淡了正统庄严的史诗性特征，反映社会生活的时空的广阔性的外衣包蕴的是以动物观察人间百态的黑色幽默内里，二者的语调、氛围、情感和意蕴的巨大反差造成的艺术张力也就成为莫言独出机杼的叙事表征。这样，在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转型的史诗性框架中出现的带有主观化意识的反史诗性的情节结构，也就成为莫言小说的一大特色。这在洪水和创业神话、革命英雄传奇、百年历史的谱系寻踪中都有比较鲜明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