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状况概述

在这一时期的英国历史上，工业革命的开展、“光荣革命”的发生、立宪君主制的确立、内阁制度与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殖民扩张与大英帝国的建立、议会改革、宪章运动、苏格兰启蒙运动等，都吸引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因此，国内外史学界关于这一时期英国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大致来看，关于这一时期英国社会道德问题的研究成果以专题研究居多数，且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而展开。

（一）关于酗酒问题的研究

酗酒问题是这一时期的严重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禁酒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禁酒运动”也就随之出现。

国外史学界对这一时期英国酗酒问题及“禁酒运动”的研究成果较多。早在1854年，理查德·巴雷特就出版了《禁酒运动：起源、过程与成就》，[1]对英国“禁酒运动”的缘起、进展以及取得的成绩做了分析。在这之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一直未断。塞缪尔·库林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禁酒运动史》，[2]对自兴起时到作者所处年代的“禁酒运动”做了比较全面的描述。威廉·霍伊尔的《饮酒50年及其对这个国家的财富与工业利益的影响》对“禁酒运动”开展以来取得的成绩做了回顾，他认为“禁酒运动”的目标远未达到，“禁酒运动”任重道远。[3]理查德·维尔皮·福伦齐的《饮酒在英国的19个世纪》对英国人的饮酒历史做了长时间回顾。[4]P.T.温斯基尔的《禁酒运动及其参加者》重点对“禁酒运动”的支持者与参加者进行了研究。[5]约瑟夫·朗特里和阿瑟·舍韦尔的《禁酒问题与社会改革》对19世纪的“禁酒运动”做了总结性研究，与威廉·霍伊尔一样，他们也认为“禁酒运动”的目标还没有真正实现。[6]布莱恩·哈里森的《饮酒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1815年至1872年英国的禁酒问题》分阶段研究了“禁酒运动”，并对各个社会阶层、各种社会力量在“禁酒运动”中的表现及作用做了深入分析。[7]A.E.丁格尔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禁售运动》对“联合王国禁止贩运所有烈酒联盟”开展的通过立法打击酒类贸易的斗争做了描述，分析了“禁酒运动”失败背后的一些深层次原因。[8]莉莲·刘易斯·希曼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反饮酒斗争》对“禁酒运动”的诸多因素作了分析，尤其对福音禁酒、“主日停业运动”“蓝带运动”等做了很好的研究。[9]约翰·格里纳韦的《饮酒与1830年以来的不列颠政治：一项关于政策制定的研究》分析了饮酒对1830年以来英国政治的影响，并对英国解决酗酒问题的六种方法做了述评。[10]当然，这些论著在研究“禁酒运动”的同时，也对酗酒问题的表现、原因、危害等做了分析。“杜松子酒热”在18世纪上半叶成为酗酒问题的突出表现，引发社会极大关注。帕特里克·狄龙的《杜松子酒：日内瓦夫人令人扼腕的逝去》[11]和杰西卡·沃纳的《疯狂：理性时代的杜松子酒与放荡》[12]对“杜松子酒热”给英国社会带来的危害进行了分析。由于国外相关著作与论文数量众多，这里只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若干著作加以说明。

相比之下，国内史学界对这一时期英国酗酒问题及禁酒运动的研究就显得单薄许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关的专门著作问世，已有成果皆为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其中主要的有：向荣的《啤酒馆问题与近代早期英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突》，许志强的《伦敦“杜松子酒之靡”：社会转型与酗酒问题》，谭赛花的《啤酒馆与英国近代早期平民公共领域的形成》，许志强的《19世纪英国禁酒运动与工人文化转向》，曾亚英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酗酒现象分析》，龚小刚的《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形象的构建与权利的斗争——基于酗酒问题及其政治文化影响的考察》，魏子任、丁双双的《近代英国陆军士兵酗酒问题及禁酒运动》，邱振裕的《论1829—1853年英国的禁酒运动》，陈礼伟的《马修神父与19世纪爱尔兰禁酒运动研究》，王晨辉的《英国19世纪禁酒运动研究》等。[13]

（二）关于性道德问题的研究

性道德问题是这一时期英国又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有两个突出的表现：上流社会的性道德堕落、卖淫问题的恶化。

在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中，劳伦斯·斯通的《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在该书中，斯通对1500—1800年英国上层阶级的性态度与性行为、庶民的性行为进行了阐释，并以塞缪尔·佩皮斯和詹姆斯·鲍斯韦尔为例，进行了个案分析。[14]威尼西亚·默里的《上流社会：摄政时代的社会史1788—1830》对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王室及上流社会的性混乱现象进行了剖析。[15]劳伦斯·斯通的《破裂的生活：1660—1857年英国的分居与离婚》揭示了因为通奸等性道德问题而引发的夫妻分居与离婚问题，书中还列出了一些因为通奸而引发的离婚案件。[16]朱迪思·R.沃尔克维茨的《卖淫与维多利亚社会：女性、阶级与国家》从女性、阶级与国家的角度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卖淫问题及政府与社会团体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进行的努力做了研究。[17]保罗·麦克休的《卖淫与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改革》研究了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改革在解决卖淫问题上进行的不懈努力。[18]葆拉·巴特利的《卖淫：1860—1914年英国的预防与改革》对维多利亚时代严重的卖淫问题进行了分析，对感化与矫正妓女、为青年女工与少女提供教育与培训、援助单亲母亲、向议会请愿推进相关立法工作、提升男性性道德、打击色情出版物等活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述。[19]迈克尔·马森的《维多利亚时代性观念的形成》主要分析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性观念形成过程及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相关因素。[20]杰弗里·威克斯的《性、政治与社会：1800年以来的性控制》对1800年以来英国的性问题状况、性道德变化以及性政治问题做了阐释。[21]珍妮·赫尔-埃蒙的论文《控制男性性行为：1690—1720年道德改善协会在威斯敏斯特打击妓院的行动》，对“道德改善协会”开展的打击妓院与嫖娼行为的行动进行了分析。[22]

相比之下，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的专门研究非常少，仅见于少数几篇论文，如韩红华的《19世纪英国城市的娼妓问题》，曾亚英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城市的娼妓问题》，邹翔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接触传染病法〉与中下层妇女的废法运动》，毛利霞的《19世纪末英格兰社会净化运动》《约瑟芬·巴特勒与维多利亚时代废除〈传染病法〉运动》《19世纪英国围绕性病防治的争端》，舒小昀的《英国十九世纪的离婚》等。[23]

（三）关于政治腐败问题的研究

政治腐败问题是这一时期英国政治生活中比较突出的道德问题，其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二是议会选举中的贿赂舞弊问题。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或集中在斯图亚特王朝前期，作为英国内战原因的一种探讨；或集中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因为这时的预防与打击腐败的立法逐渐加强。但对于我们所述这一时期的政治腐败问题，专门的研究很少，相关的研究多体现在关于英国文官制度改革、议会改革、18世纪激进运动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作为其原因或背景来描述。

在国外学术界，诸多关于英国文官制度改革、议会改革、18世纪激进运动的相关研究成果中，都涉及政治腐败问题，但并未将其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来对待。关于英国政治制度与政党制度的研究成果在国外学界也有很多，因为均不是对政治腐败问题的专门研究，恕不在此一一介绍。专门研究这一时期英国政治腐败问题的成果不多，科尼利厄斯·奥利里的著作《不列颠选举舞弊行为的消除1868—1911》、凯瑟琳·里克斯的论文《不列颠选举舞弊行为消除了？对〈1883年取缔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法〉作用的重新评价》就是这些成果中的代表。[24]

与国外学术界的研究类似，国内学术界对英国政治腐败问题的研究也集中在斯图亚特王朝前期和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例如龚敏的论文《早期斯图亚特英国贵族官员腐败行为剖析》及《论近代早期英国政治社会监督机制与社会腐败》就属于前一类的研究成果。[25]吴宪的硕士学位论文《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政治腐败问题探析》、邓若迅的论文《英国贿赂罪改革研究》则属于后一类研究成果。[26]而程西筠的论文《从恩赐官职到择优录士——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陈友义的论文《试论19世纪中期英国文官制度改革》，施兴和、舒一新的论文《一八六七年英国议会改革起因、动因、后果简论》，张延华的论文《廉洁与效率：英国两次文官制度改革的共同价值取向》等研究议会改革与文官制度改革的成果中也对政治腐败问题有所涉及。[27]另外，在研究英国政治制度史、英国政党史的成果中，也有相关研究内容。例如阎照祥的《英国政治制度史》、程汉大的《英国政治制度史》、阎照祥的《英国政党政治史》等。[28]但国内学界对这一时期英国政治腐败问题的专门研究成果很少，如张怀印的论文《19世纪英国治理选举舞弊现象的法律规制及其借鉴》对19世纪英国选举舞弊问题的表现、后果及政府通过的相关法律及其治理效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29]

（四）关于教会、政府和社会团体在道德改善中作用的研究

教会是这一时期道德问题治理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无论是被认为普遍存在的不敬神问题，还是作为道德的传统维护者与仲裁者，都决定了教会对道德问题不应该漠然视之，在道德问题治理中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在学界研究英国社会史、宗教史尤其是研究福音运动及一些新兴教派的成果中，以及研究这一时期英国道德改善、教育和慈善活动的成果中，都会涉及教会在道德问题治理中的作用问题，但专门研究教会与这一时期英国社会道德问题的成果很少。由于国内外学界研究英国宗教史的论著数量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国外学术界很多专题性研究成果中，如托马斯·沃尔特·拉奎尔的著作《信仰与尊重：1780—1850年的主日学校与工人阶级文化》、特吕格弗·R.索福森的论文《维多利亚时代主日学校中的道德教育》谈到了教会在其中的作用。[30]

在国内学术界，许志强的论文《英国主日学校运动背景、发展与影响》、陈翠翠的硕士学位论文《试论1780—1870年的英国主日学校》等，也或多或少谈到了教会在其中的作用。[31]

在这一时期的英国，不少道德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甚至犯罪问题，因此，需要政府介入，运用法律手段加以遏制和打击，并通过改进民众教育来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对政府在这一时期道德问题治理中的行为及作用，学界的相关研究多散见于对酗酒、卖淫、腐败、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道德问题的研究成果中，也见于关于道德改善团体的研究成果中。这些论著已见于前述相关研究成果中，或将见于下述专项研究成果中，故不在此处赘述。

在这一时期英国道德问题的治理中，各种协会、志愿团体扮演着主要角色，发挥了其他力量无法企及的作用。这些协会、志愿团体数量多，波及地域广，涉及问题领域多，其成员分布在社会各阶层，活动方式多样，社会影响大。因此，学界对其关注非常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多。

在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中，M.J.D.罗伯茨的《塑造英国人的品德：1787—1886年英国的志愿协会与道德改善》对志愿协会在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道德改善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32]阿兰·亨特在《监管道德：道德规范的社会史》中对1690—1738年的“道德改善协会”和19世纪初的“抑制恶习协会”做了分析。[33]

在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中，袁弋胭的《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自愿社团研究》虽非以道德改善为研究主题，但对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自愿社团在促进道德改善中的作用多有涉及。[34]吕晓燕的《施善与教化：伦敦的慈善组织研究（1700—1900）》虽然以慈善组织为研究对象，但也分析了这些慈善组织在促进道德改善方面的作用。[35]

（五）关于思想文化界在道德改善中作用的研究

面对道德问题，英国思想文化界以各种方式参与道德改善，他们揭露社会丑恶现象，唤醒人们的良知，提出自己的主张，为即将到来的工业社会勾画道德蓝图。1845年，恩格斯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恩格斯在书中对当时英国社会的道德问题尤其是工人阶级的道德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笔者未见到国外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国内学界有学者对恩格斯在这本书中阐明的道德思想进行了分析。[36]

亚当·斯密、大卫·休谟、伯纳德·曼德维尔以及苏格兰学派和功利主义思想家都有许多关于道德问题的论著，对他们道德思想的研究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庞大，故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介绍。然而，就回应这一时期的道德问题以及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道德合理性而言，似乎斯密与曼德维尔更受学界关注。一些学者侧重从斯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良序运转提供道德支持以及斯密对现代社会道德秩序转换与重建所做的工作展开研究，而对曼德维尔道德思想的研究也关注到他对激情和欲望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肯定。[37]

“道德主题”是18世纪以来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多，对作家个人和单个小说作品的相关研究更是浩如烟海，故不在此赘述。与“道德题材”的小说创作一样，“道德主题”的漫画创作在抨击道德堕落行为、倡导美德、促进道德改善方面的作用同样重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有爱德华·福克斯的《欧洲漫画史（上卷）：古代—1848年》，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有赵海虹的《“道德研究”——威廉·贺加斯的“现代道德主题”绘画》。[38]

（六）其他研究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问题是这一时期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道德规范必须解决的问题，学界对这一时期制售假冒伪劣商品问题及其治理进行了研究。在国外学界，约翰·伯内特的《丰裕与贫乏：1815年以来的英国食品史》对1860年英国关于食品掺假的法令进行了重点研究。[39]罗杰·斯科拉的《养育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1770—1870年曼彻斯特的食品供应》中也有关于打击食品掺假问题的研究内容。[40]

国内学界对英国打击食品掺假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多，专著只有一部，即魏秀春的《英国食品安全立法与监管史研究（1860—2000）》。[41]相关论文有若干篇，如刘金源、骆庆的《19世纪伦敦市场上的牛奶掺假问题》，兰教材的《19世纪初英国食品药品掺假泛滥的历史原因》《论英国媒体的食品药品掺假观（1850—1860）》，温小辉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食品掺假问题研究》等。[42]在当时的道德改善派看来，懒惰是一个严重的道德问题和社会恶习。但是，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关于济贫问题的研究成果中。例如丁建定的《英国济贫法制度史》、郭家宏的《富裕中的贫困——19世纪英国贫困与贫富差距问题研究》都对济贫法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道德原则进行了评析。[43]

这一时期英国道德改善运动有三次高潮，第一次在17世纪90年代到18世纪30年代，第二次在18世纪中叶，第三次在维多利亚时代。其中，18世纪中叶的道德改善运动高潮持续时间最短，而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改善运动持续时间最长。学界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第一次和第三次高潮。

在国外学界，马丁·英格拉姆的文章《现代早期英国的道德改善》、安德鲁·戈登·克雷格的论文《1688—1715年的道德改善运动》、凯伦·索尼利特的论文《道德改善协会、王权与民族国家1696—1717》，都对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中叶的道德改善运动进行了研究。[44]

在国内学界，李晴的论文《17世纪末到18世纪上半期英国社会道德与习俗改良运动研究》对17世纪末到18世纪上半期的道德改善运动做了研究，侧重分析“道德改善协会”“信仰协会”“基督教知识促进协会”开展的活动情况及其效果。[45]崔明远的论文《英国道德与习俗改良运动研究（17世纪末—18世纪中期）》对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的道德改善运动做了研究，特别对“揭发者”这一运动中的群体活动及其影响做了分析。[46]

对于18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的道德改善运动，学界研究不多，乔安娜·英尼斯的文章《政治与道德：18世纪晚期英国的道德改善运动》就是这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之一。[47]

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改善与道德建设持续时间长、对后世影响大，自然吸引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这方面的相关研究与专题研究成果也较多。然而，全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在国外学界，格特鲁德·西梅尔法布的《社会堕落：从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德到现代价值观》对维多利亚时代道德建设进行了全面的高度思考，阐述了维多利亚时代倡导的美德向维多利亚价值观的转变及其影响。[48]

在国内学界，李增、龙瑞翠在论文《英国“黄金时代”道德风尚之流变——英国维多利亚社会阶级与道德关系流变探论》中，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阶级与道德关系流变进行了考察，指出维多利亚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贵族、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政治文化地位上的迅速变化与相应调整，由此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主流道德风尚也随之发生调整。[49]

还有一些研究成果试图从更长时段来考察英国道德改善的发展历程。在这方面，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不少，其中M.J.D.罗伯茨的《塑造英国人的品德：1787—1886年英国的志愿协会与道德改善》通过对道德改善运动中市民志愿团体活动的考察，展示了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晚期英国道德改善运动的历史面貌。阿兰·亨特在《监管道德：道德规范的社会史》中对自17世纪末以来的道德规范与道德控制进行了分析，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爱德华·布里斯托的《恶习与警惕：1700年以来不列颠的净化运动》对17世纪晚期到现代英国历史上开展的道德运动进行了研究，认为“全国警惕协会”的建立及其活动是19世纪英国道德运动的一个高潮。[50]

相比之下，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较少，李强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社会道德的文化研究》一书中，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社会各阶层的道德倾向、社会道德的文化整合、主流道德文化的成因与影响进行了全面解读。[51]

道德观念与行为的变化会影响到人们社会行为观念、职业行为观念以及礼貌观念与行为的变化。有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国外学界，马乔里·摩根的《1774—1858年英国的风俗、道德与阶级》一书，考察了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的社会行为观念和职业行为观念的演变。[52]菲力普·卡特的《人与文明社会的形成，1660—1800年的不列颠》一书，考察了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politeness”与“manliness”两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演变，指出这一时期英国出现了社会教养的观念，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在咖啡馆等公共场所还是家中，优雅的行为举止都受到鼓励和尊敬。[53]

国内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极少，笔者只见到曲卫国的《近代英国礼貌变革研究》一书对近代英国礼貌变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54]

由于笔者能力所限，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搜集难免挂一漏万，但上述研究成果应该能够反映学界对这一时期英国社会道德问题的研究状况。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这一时期英国社会道德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总体来说，这些不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缺少总体的长时段研究，进而影响了对这一时期英国社会道德问题及其治理的整体认识。第二，对这一时期英国社会道德问题的成因认识不足，例如这一时期的道德教育存在什么问题？教会对社会道德的传统管控手段是怎样失效的？第三，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够全面，例如对政治腐败问题及其治理的研究多从政治角度出发，忽视了对政治道德规范构建的考察；对食品掺假问题及其治理多从食品安全角度开展研究，并未对商业道德规范的构建进行深入研究；色情出版物问题、奢侈与赌博问题当时也被列为严重的道德问题，但这方面的专门研究似乎关注不够。第四，对贵族与教会在这一时期道德改善运动中的作用重视不够，对社会下层的道德认同研究不够，对社会下层的“自尊运动”缺乏研究。第五，对斯密、边沁、曼德维尔、汉娜·莫尔等思想文化界人物的道德观念与思想以及对“道德改善协会”等道德改善团体的研究存在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