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酗酒问题的恶化

在这一时期的英国，绝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饮酒，上自国王，下至贩夫走卒，概莫能外。可以说，许多人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酒，绝大多数场合都要有酒相伴，而且在不同的场合还要喝不同的酒。“不管是做生意订合同，签署法律文件或遗嘱，写大学的演讲稿，还是准备父亲的葬礼，人们都需要喝杯酒助兴。”[1]赫维勋爵记录了在罗伯特·沃波尔位于诺福克的霍顿宅邸举行的宴会：

我们通常会30多人举行小型聚会，坐在一起会餐，吃的是牛肉、鹿肉、鹅、火鸡，等等；通常会喝红葡萄酒、浓啤酒和潘趣酒。我们当中有教会贵族和世俗贵族，还有平民、牧师和许多自由持有农。

宴会之上，所有人兴高采烈、吵吵嚷嚷、推杯换盏，场面十分热闹。[2]书商詹姆斯·拉金顿与自己的一个朋友好久不见，他说：

但是一年以后，我在路上召唤他来喝一壶好啤酒。再过几年之后，我邀请我的朋友们来吃饭，给他们端上烤小牛肉片，在接下来的宴会进程中，再端上火腿肉和布丁。有的时候一杯兑水白兰地是一种奢侈；接下来是葡萄酒，只要我收入的三分之二能让我负担得起好的红酒，它就会出现在我的餐桌上，而不是此后很久出现的雪莉酒。[3]

在饮酒大军中，成年男性是绝对的主力，但是，女性与儿童也是不可忽视的饮酒力量。在约克郡有一首古老的歌谣，反映了这一情况：

转呀转，转呀转，香甜的苹果派

爸爸喜爱麦芽酒，我也爱

妈妈起床，给我们把酒倒上

爸爸和我把它全部喝光

全部喝光

全部喝光[4]

由此看来，饮酒不仅是这一时期英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形成一种饮酒之风，各个社会阶层，无论男女老幼，绝大多数人都被卷入其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饮酒“与人生的每个环节都有联系”[5]。

能够反映这一时期英国人饮酒行为的还有酒类产量与酒类消费量。1690年，英国的酒类产量还不到50万加仑，在这之后仅仅10年就翻了一番，以后更是不断提高。“1684年英国的蒸馏酒总量为52.7万加仑，到1735年增加到539.4万加仑，但是人口并无相对的增加。”[6]在苏格兰，1708年生产了5万加仑威士忌，到1783年，仅仅高地地区就生产了近70万加仑威士忌，而低地地区则超过100万加仑威士忌。[7]如果再加上进口酒类，英国人的酒类消费量就可想而知了。数量庞大的国产酒与进口酒，通过各地众多大大小小的俱乐部、旅店、酒馆等，被英国人喝进腹中。18世纪初，“伦敦一地的酒类消费量为一年1120万加仑，约合每个成人年平均饮酒7加仑，这些酒由散布在伦敦各处的207家旅店、447家小酒馆、5875家啤酒馆、8659家白兰地酒店销售，可见，当时的伦敦酒肆遍布、饮酒成风”[8]。在苏格兰，自1822年对烈酒减税后，威士忌消费量急速上升。1827年《苏格兰人》杂志宣称在过去的5年中，烈酒饮用已增长3倍。[9]1853年，英格兰与威尔士的麦芽酒消费量是3624.6万蒲式耳，烈酒的消费量是1035万加仑。[10]在这一时期，英国人的年均饮酒量也在逐渐上升。1700年英国成年人的年均饮酒量为0.33加仑，1729年为1.3加仑，1743年为2.2加仑，1752年为1.2加仑。虽说在1751年之后的20年里，英国成年人的年均饮酒量稳定在0.6加仑左右，但在这之后又迅猛增加。[11]1840年英国人均饮酒量为：低度酒0.97加仑、葡萄酒0.25加仑、啤酒28.59加仑。[12]如果按照葡萄酒含有30%低度酒、啤酒含有10%低度酒来计算，则1841—1860年英国人的年人均饮酒量（折算成低度酒）如下：1841—1845年为3.36加仑，1846—1850年为3.58加仑，1851—1855年为3.75加仑，1856—1860年为3.56加仑。[13]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统计并未考虑到不饮酒者、女性与儿童，如果排除不饮酒者与儿童，再把女性饮酒者加进来，这些数字要更高。

在饮酒行为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属于酗酒行为。早在中世纪晚期的英国，酗酒就已经成为普遍现象。[14]丹尼尔·笛福认为：“在查理二世恢复王位以后，当举杯为英王祝福已成为王党与圆头党之间的分野时，酗酒的行径开始风靡全国，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流行了四十年。”[15]在18世纪的伦敦，情况更糟，“若说17世纪流过伦敦血管的酒精可以比附前世的话，那么18世纪则要让17世纪黯然失色，此时酒风之盛臻至巨大，甚至危机的关头”[16]。而在“爱丁堡的狭窄巷弄里到处都飘着酒精的气味”[17]。1851年，葡萄酒商人托马斯·乔治·肖写了一本小册子，他在小册子中指出，英国是一个酗酒盛行的国家。[18]在英国人的文化传统中，一个人并不会因为醉酒而有失体面，甚至有好酒量且敢于豪饮还被视为优点。“约翰逊博士说：‘我还记得当年李区菲耳区每个正派的人每夜必醉，人们也不瞧不起这些人’。”[19]在酗酒问题上，上流社会给英国民众树立了不好的榜样。笛福对此给予了辛辣的揭露与批评：

士绅之流酷嗜这种卑鄙的恶习已到如此程度，竟然认为一个朋友或仆人如果不能喝几杯酒，就算不得是合适的朋友或仆人。到了今天，当我们赞扬一个人的时候，除提到他的声望外，还要说他是个忠实的酒友，作为一种附加的头衔；仿佛他的酗酒足以证明他的诚实似的。……酗酒业已成为他们光荣的行为，成为他们对任何公共喜事表示高兴的方法。……其他的恶习是被当作恶习来犯的，人们偷偷摸摸地做，愿意把它们隐瞒起来；可是他们却如此贪杯，竟至于自鸣得意，以此为荣，并且尽量想鼓励别人也染上这种恶习。[20]

尽管绝大多数国王与贵族在饮酒问题上比较有节制，但也不乏酗酒之徒。英王乔治四世是一个有名的酒鬼，他酗酒成瘾，常常喝得酩酊大醉。1820年，画家约翰·马歇尔创作了一幅画作《我们的肥友要就寝了》，描绘了烂醉如泥的乔治四世被抬到床上的场景，肥胖的乔治四世喝得人事不知，由两个同样肥胖的贵妇抬着上床就寝，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廷臣大笑着陪伴在一旁，他手中酒杯里的酒不断溅洒到乔治四世的身上，旁边的座椅及地上还散落着四五个空酒瓶。[21]还有些王室成员与贵族则是善于隐藏真面目的酒徒。“第一代钱多斯公爵在城市的时候似乎总是有节制，而在乡村的时候则表现得酗酒成性。”[22]第一代牛津伯爵、财政大臣罗伯特·哈利曾经醉醺醺地出现在安妮女王面前，而第一代博林布鲁克子爵、国务大臣亨利·圣约翰更是通宵畅饮。[23]对为数众多的乡绅而言，打猎与饮酒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据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说，乡绅们的上午是在猎犬中度过的，而“他们的晚上是和可恶的同伴度过的——和他们能够得到的酒一起度过的”[24]。乡绅们常常要在自己的宅邸宴饮宾客，宴席之上自然少不了各种美酒。1714年至1718年，罗伯特·沃波尔常常在他位于诺福克的霍顿宅邸宴请宾客，据估计每年要喝掉1500镑的酒。1833年，年仅38岁的乡绅约翰·麦顿死了，他是一个酗酒成瘾的酒鬼，一天要喝上4瓶到8瓶波特酒，最终在身无分文、精神癫狂的状态下凄惨地死于债务人监狱中。[25]正因为酗酒在上流社会中普遍存在，人们给那些上流社会的酗酒者起了一个共同的绰号“六瓶男”[26]。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后，虽然在王室影响下上流社会的酗酒现象大有好转，但饮酒之风在上流社会与中产阶级中依旧盛行，酗酒现象亦不罕见。

在酗酒者中，劳动者所占人数最多，而其中工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酗酒大众几乎已成为轻率失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伴生现象。”[27]笛福曾说过，对于劳动者而言，“如果他们工作，他们就把钱花在狂饮和挥霍上”[28]。乔治·福代斯也抱怨说，“他们的生活就是在劳动……和十足的懒惰和酗酒中度过的”[29]。“在1739年即这个时代的高峰时期，据威廉·梅特兰在他的《伦敦历史与调查》一书中估算，伦敦有酒店8659家。麦芽啤酒馆也有近六千家，光顾者多为‘人类中的机械部分’。”[30]许多雇主认为，劳动者喜欢喝酒以及发泄过剩的精力。弗朗西斯·普莱斯在19世纪初回忆道：“直到最近，城市劳动者的全部娱乐活动都是直接与饮酒相关的——唱诗俱乐部、咏唱俱乐部、博彩俱乐部，以及各种形式的俱乐部，都是为了娱乐，一直开设在酒馆。”[31]据估计，19世纪初英国全部烈酒消费量的3/4以上是由工人阶级消费的，而啤酒则是工人阶级最喜欢喝的酒。每到周末发了工资以后，“所有的工人都从自己的贫民窟中涌到大街上去，这时，人们就可以看到酗酒的全部粗野情形”[32]。有资料显示，每逢周六晚上，在格拉斯哥至少有3万名工人喝得烂醉。阿什利勋爵在1843年2月28日的议会下院演讲中说，工人每年用于酒类消费的开支将近2500万镑。[33]同时，各个城市无论是有执照的还是没有执照的酒馆，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工人，工人顾客要占到这些酒馆顾客的90%左右。在酗酒者中，女性也占有一定比例。托马斯·莱特的妻子染上酒瘾，甚至在一段时间里每周要喝掉1加仑朗姆酒，最终在1777年死于酒精中毒。[34]“据说，维多利亚时期‘下层阶级’的女人酗酒‘比男人更厉害’。”[35]然而，女性到底在酗酒者中占多大比例，缺少全面准确的统计数字，我们只能从酗酒犯罪的法庭记录中获得一些数据。在因酗酒而被起诉的案件中，有一定比例的案件是女性所犯。大体来说，女性一般占28%—30%，大城市的比例要高一些。[36]综合这些数据来看，女性在酗酒者中所占比例在20%以上。在女性酗酒者中，还有个别人因为酗酒犯罪频繁出现在法庭之上。军队中的酗酒现象也十分突出。1847—1854年，有6313名士兵因为酗酒违纪而被关入军事监狱，在陆军士兵中占1.1%；19世纪50年代末，因酗酒违纪士兵所占比例为11.9%，到60年代这一比例进一步上升为23.2%。[37]这一问题不可谓不严重。在当时的英国，监狱也是酗酒的有名场所，其部分原因是酒在监狱是自由出售的。虽说1751年有法律禁止在监狱出售烈酒，但在很长时间里，这项禁令普遍遭到漠视。因此，在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监狱都建有酒馆，一些小的监狱有时候甚至就建立在酒馆之内。[38]本该严格管理的监狱尚且如此，可见这一时期英国的酗酒问题有多严重。

不同于社会中上层人士饮酒以葡萄酒和白兰地为主，劳动者所饮的酒以价格低廉的啤酒和杜松子酒为主，并由此引发了啤酒馆问题与杜松子酒问题。都铎时期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啤酒馆问题曾经出现过，经过政府整治，到17世纪内战前夕，这一问题基本得到控制。[39]然而，1660年王政复辟后，英国的啤酒馆数量猛增，啤酒馆问题再度凸显。据估计，在1665年的斯塔福德郡，每16户到17户人家中就有1户在经营啤酒馆。[40]由于劳动者和穷人是啤酒馆的主要客源，因此啤酒馆多设在劳动者聚居区或穷人聚居区。这些啤酒馆向顾客出售的主要是麦芽酒、啤酒等，与此同时，有的啤酒馆还向顾客提供简单食物和廉价住宿。这些啤酒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未能获得许可证的情况下从事经营，进而脱逃应该缴付的税款；另一类是存在道德与犯罪问题，在啤酒馆里醉酒、污言秽语、赌博、接收与出售赃物等行为较为普遍。因此，不少道德家指责啤酒馆是堕落的渊薮，在这里存在着颠覆传统道德秩序的潜在危险。[41]如果说啤酒迎合了平民大众对于低度酒水的喜爱，那么，杜松子酒则满足了喜欢喝烈酒者的嗜好。1688年“光荣革命”不仅给英国送来了来自荷兰的威廉三世，也让原产自荷兰的杜松子酒在英国流行开来。这种价格低廉、能够让人在醉酒状态中感到愉悦的“一便士酒”很快赢得英国人的喜爱。因为杜松子酒价格便宜，能给人带来温暖，还能让人忘掉寒冷与痛苦，所以，杜松子酒的最大消费者是穷人。对他们而言，贫穷既是他们饮用杜松子酒的原因也是结果。“在稿荐酒店里，几个辩士就可以喝得烂醉，而且那里，店老板还对不能转回家去的顾客免费供应一张新稿荐作卧榻，这种酒店的存在不能被视为工人阶级的一种幸福的征兆。”[42]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杜松子酒的产量迅速增加，而且出售杜松子酒的酒馆也快速增多。到1736年，英国有将近40000家出售杜松子酒的小酒馆。而且，随着杜松子酒的畅销，在1720—1751年，烈酒的泛滥在英国达到顶峰，由于这些烈酒价格低廉，零售不受限制，烈酒的消费呈现疯狂状态。销售烈酒的酒馆数量不断增多，以伦敦为例：

在这个城市里的各个角落，虽然酒馆、白兰地商店和杜松子酒商店的数量已经很多了，但其数量依然每天在增加，在一些最大的教区里，每10个房子中至少有1个在零售这种或那种烈酒。[43]

1751年，亨利·菲尔丁写道：

新近，我们中间出现了一种不为我们祖先所知的新的酗酒形式，倘若不严加禁止，绝对会毁灭大部分下等人。我在此旨在指出的酗酒为……这种名为杜松子酒的毒物……大都会数十万人赖以为生的主食（倘若可以如此称呼的话）。[44]

还有一份年代不详的传单也指出了杜松子酒带来的危害：

你随意走到王国的任何地方，

都会看到盛行的罪尤。

在城市、乡村和城镇

——怪兽的名字是杜松子酒。

……

体贴的丈夫因为杜松子酒而改变，

成为有名的暴君；

与生而来的温柔心肠，

变成了一颗铁石之心。

许多人家无辜的孩童，

穿不暖，吃不饱；

因为贪婪的杜松子酒店拿走了

孩子们每天的面包。

……

债务人和重罪犯，

虽说犯有差别极大的罪尤，

你会发现将他们送入监狱的

常常是毁灭一切的杜松子酒。[45]

随着杜松子酒生产与销售的高涨，在杜松子酒饮用者和出售杜松子酒的酒馆中，出现了日益严重的道德与社会问题，如醉酒、扰乱治安、犯罪、违反劳动纪律、逃避家庭责任等。[46]因此，有人认为，杜松子酒等烈酒的泛滥是“我们的穷人增多和下层民众中各种恶习和堕落行为多发的主要原因，也是这个城市（伦敦——引者注）内外严重犯罪和其他骚乱发生的主要原因”[47]。“如果醉酒的家伙闻起来一股杜松子酒或者啤酒的味道，那也正是城市的味道。”[48]这些问题引起法官、牧师、道德家等社会有识之士以及政府的高度关注，酗酒问题也就逐步演化为一个社会道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