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平凡生活即现实

扎伊采夫自1901年发表作品以来就备受国内外学界关注。侨居之前，同时代的作家、文艺评论家如高尔基、勃洛克、勃留索夫、吉皮乌斯等对扎伊采夫早期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印象主义美学和作家世界观问题作了分析，普遍认为这些处于探索期的小说缺乏鲜明的个性和连贯的情节，虽然有宇宙思想，但正如吉皮乌斯所言，“没有个性的宇宙神秘主义——不是人的开始，而是他的终结”[8]，可见20世纪初文学界对个性的重视。诚然，在创作伊始，扎伊采夫主要渲染宇宙混沌和原质力量，但随着作家创作方法的娴熟，无个性的渲染笔法逐渐让位于对人的思想和意识的刻画。在扎伊采夫笔下，个性的开端起始于人物对生活、对存在本身的意识与思考。于是我们看到在扎伊采夫的作品中出现了具体的人、思考着的人，这些人物无形中承载了作家对生活、对存在问题的思考。

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扎伊采夫对平凡生活充满讴歌与颂扬，并在小说里描摹平凡人最平凡的生活状态。我们能够感受到主人公因此而收获的幸福享受，因为他们过的是一种接近于托尔斯泰式的体悟般的生活，即“在生活的每一时刻，都对身边的万事万物用自己的独特体悟去理解”[9]。换言之，他们不受外在社会条件的制约，全身心投入生活本身的流动里。在诸如《梦境》（《Сны》，1909）和《香榭丽舍大街》（《Елисейские поля》，1914）这样的小说里，主人公都是最普通最平凡的人，他们的生活也没有任何出奇的地方，可这正是现实生活最本真的展现。

一 《梦境》里的平凡

按照巴赫金的“应分”概念：“从我在存在中所占据的唯一位置出发，面向整个的现实，就产生了我的唯一的应分。”[10]可以说扎伊采夫笔下的人物都是在生活中占据“唯一位置”的人，他们的行为“恰恰是受我的唯一而不可重复的位置所制约”[11]，以此他们与他人（非我）获得联系，与世界获得联系，进而“承认和确证”自己在“存在中在场”[12]。

《梦境》里的主人公尼康德尔每天做同样的事：开门、打扫楼梯……他与裁缝巴维尔·扎哈雷奇交好，后者教导他如何生活：“该散散心，心灵需要自由”，“说不准我们谁更幸福，谁不幸福。今天命运朝你笑，可能明天就把你打入不好不坏的境地”[13]。小说里的人物已经认识到，生活并不按照人的意愿进行，而人的心灵需要宽敞和自由。至于繁杂琐碎的家务事也是可以容忍的，因为这并不会触及生活的本源。于是，当尼康德尔得知妻子背叛了他，他也默默无闻地爱上了玛丽埃特太太，巴维尔·扎哈雷奇却说服朋友原谅妻子并接受她。如此一来，他们的生活又回到了正常轨道。虽然主人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多么幸福，他们只是安稳地过日子，但在扎伊采夫看来，这才是幸福的保障，因为如同在小说《母亲与卡佳》（《Мать и Катя》，1914）里展现的那样：“直至对于作者本人来说，真正的生活是内心的兴奋，是不贪即刻之欢的‘平静’生活。”[14]主人公的生活最终归于平静、流向平凡，这表明了扎伊采夫对现实最朴素的追求。

二 《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平凡

短篇小说《香榭丽舍大街》讲述的也是普普通通的生活，但已不是普通的人。主人公是一个作家，他的履历与屠格涅夫《初恋》的主人公有几分相像。小时候恋上家庭女教师，而这个女教师竟是父亲的情人；青年时创作事业不顺，被心上人遗弃；在四十岁的时候，爱上了年轻的讲习班学员，但又遭背叛。随着年岁的增长，他逐渐衰老，越来越感到时光如白驹过隙。当死亡到来时，他飞向了“一生都向往的影子王国”，而这个王国“现如今向他敞开了大门”[15]。虽然主人公的一生平淡无奇，但他是载着快乐离开这个世界的，因为他履行了自己的“应分”：“唯一之我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不参与到实际的、只可能是唯一性的生活之中，我应当有自己的应分之事；无论面对什么事，不管它是怎样的和在何种条件下，我都应从自己唯一的位置出发来完成行为，即使只是内心的行为。”[16]看似平淡无奇的一生，却无形中印证了现实最平凡最普通的一面。并且这种田园生活只是在表面上看似远离社会的惊涛骇浪，事实上却在存在的意义上获得了立足的根基。现实的生活是复杂多样的，而每一种体现又都是与人的“应分”相对应的。可见，扎伊采夫所理解的现实是超越物质的、抽象的生命本然体现。

另外，在对现实的态度上，扎伊采夫也是充满乐观的。一方面这与作家抛开物质现实的关注立场不无关系；另一方面还暗示了扎伊采夫对生活的哲学洞见，即把个人的喜怒哀乐与宇宙万物的一屏一息联系在一起。上述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默默地度过一生，尤其是《香榭丽舍大街》的主人公最后欣然离世，这使批评家科甘称扎伊采夫是“快乐的歌手”[17]。按照科甘的阐释，这种乐观的心绪来源于对快乐的爱，对众生万物的爱，扎伊采夫“如此热爱这种快乐，他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它，以至于生活的悲剧性元素破坏不了它那明亮的流淌”[18]。可以说，扎伊采夫对生活，即便是最平凡普通的生活也充满了美好希冀。

这些短篇小说的人物生活在最朴素的现实里并以此感到快乐，并没有刻意追求幸福，可他们的心态表明幸福本身已深入他们内里，赋予他们的存在以乐观明朗和崇高的意义。而这种崇高具有基督教色彩，按照沃罗帕耶娃的解释，“在扎伊采夫革命前的创作里，基督教表现为心灵的普遍宗教倾向，一种特定的世界观”，作家笔下那些积极坦然面对生活的人“对存在的欢喜以及为此对造物主的感激”也是基督教精神的一种体现[19]。在我们看来，这种体现更多是在人物的内在生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