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周雅续》的文学文献价值研究

第一章 成书与版本

第一节 《周雅续》成书

一 书名释义

1.周雅——称名所体现的复古情结

《周雅续》刻于明崇祯初年，由曾任陕西提学的贾鸿洙组织编纂，收录的作品皆为明代陕西即今陕西及周边地区作家诗赋创作。作者的籍贯大部分在今陕西境内，小部分在今甘肃、宁夏及青海境内，地域分布比较广泛，基本涵盖了今新疆以外的西北地区，属明代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地方行政区所辖地域。[1]先秦时期，秦国是周王朝的诸侯国之一。最初，周孝王封伯翳之后非子为附庸，予以秦邑。秦襄公始立国，至秦孝公，日益富强，为战国七雄之一，国土相当于今陕西地区，故习称陕西为“秦”。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原，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定都咸阳，故而后世对陕西地区的一些名物在称谓上往往冠以“秦”字。如“秦中”指今陕西中部平原地区，“秦头”指今陕西汉中地区，“秦川”则泛指今陕西、甘肃的秦岭以北平原地带，“秦腔”指流行于陕西以及邻近地区的戏曲剧种，等等。然而，《周雅续》的选辑者贾鸿洙和裁定者文翔凤对后世的人们将陕西与先秦的秦国及秦朝关联起来这种情况却不以为然。文翔凤称：“而世诗人止知有唐，似弗知有周也，似止知关中之为秦，弗谙其为周之旧也，久矣！”[2]显然，他对后人只知关中为“秦地”，却忽略其为“周之故地”的事实颇为遗憾，大有欲为其正名之意。所以接下来又说：“夫秦之诬周于天下，莫之代雪也！”[3]而贾鸿洙则称：“……大之至也，其周之旧。汉都关中，王猛以为汉承秦盛，而不知秦、汉总承周盛。六王并，两君死，识者尚欲虚秦年为周年，而断秦有本纪之非。盖嬴世西戎，以周赐厕诸侯，则言秦必本诸周也，言秦本周统也，匪翅地也。”[4]显然，二人的“思周”情结是一致的。那么，何以二人如此强调陕西当属“周之故地”？

从生平经历看，此二人与陕西均颇有渊源。文翔凤，字天瑞，号太青，西安府三水县（今陕西旬邑）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考中进士。历任莱阳、伊阳、洛阳县令，升任南京礼部主事，迁吏部。天启元年（1621）以副使提学山西，后擢升南京光禄寺少卿。不久，辞官归里，埋头著书。《周雅续》的裁定工作便完成于其回乡闲居期间。贾鸿洙，字孔澜，清苑（今河北保定）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考中进士，授户部主事。天启二年（1622），升任陕西布政使司右参议。后历任河南副使、陕西提学、河南布政使。贾鸿洙虽不是陕西人，但曾在陕西任职多年。《周雅续》的编纂工作便是在其提督陕西学政的崇祯初年开始的。陕西是明代文学复古思潮发起的重镇，前七子中的三位重要人物李梦阳、康海、王九思都是陕西人，在正德、嘉靖年间的文坛上独领风骚。此后，其文学复古思想一直深深地根植于这块土地中，不仅影响着陕西籍作家的文学创作，也影响外来作家的文学主张。文翔凤、贾鸿洙在选编陕西籍作家作品活动上所反映出的“思周”情结，就是明显的例证。

梁启超谈及伪书发展的原因时曾对人们的好古心理做以分析：“‘好古’为中国人特性之一，什么事都觉得今人不及古人，因此出口动笔，都喜欢借古人以自重。”[5]孔子亦曾感慨自己所处的时代是礼崩乐坏，今不如昔，故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曾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古人还存在托古传道的心理，梁启超指出：“战国之末，百家各自立说，而托之于古以为重。”[6]著书立说，唯恐自己的心血之作得不到世人的重视，于是假借古代名人以引起世人关注，使其书得以流传。战国时的一些著作，有时喜欢托名周公，如《周礼》。尽管明代诗文复古运动的口号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古代诗歌的源头要追溯到《诗经》，较之秦汉盛唐，则周代更为古。在奉行复古主义的编纂者看来，只有周代所产生的诗歌，才最能代表纯正之道和雅正之音，故书名中用“周雅”二字。编纂者强调陕西为周之故地，希望达到借古扬今之目的，即突出当时陕西籍诗人的历史地位，从而突显编纂此集的价值。

2.曰“雅续”，不曰“续雅”

至于何谓之“续”，文翔凤和贾鸿洙分别在序言中做了特别说明。文翔凤云：“睹上林之巨丽者，其求之是，而目其编曰《周雅续》。曩文中子之续《诗》，具六代而世不传，不雅也。兹不曰‘续雅’，曰‘雅续’，盖云其诗之为周之旧，若雅音之自续云尔，匪我也。”[7]按：文中子即隋代人王通，强调其续《诗》而后世不传，原因是“不雅”，而本书则是“雅音之自续”。贾鸿洙曰：“若太庙设器，明堂序官，格格宾宾，杀夭曼而升大雅，道不蹶地，文不丧天。是可谓一续而贯千圣之绝乎，是不可谓非一续而贯千圣之绝者也。……删后岂无诗，诗在《周雅续》矣。”[8]仍是强调此集所收之诗，是周代故地的诗人们自然而然地延续着周人诗歌雅正的精神、内涵、意蕴、风格而创作的，并非从形式上续写周时的《大雅》《小雅》等四言诗。这完全符合文翔凤、贾鸿洙等既推崇明代复古文学，又倾向宋明理学思想的创作观。

二 成书过程

此集每卷首页第一行至第三行下方由右向左依次题署编辑者的籍贯、姓名等：“北圻贾鸿洙宪仲选辑”，“西极文翔凤天瑞裁定”，“北海孙三杰淑房参阅”。据此知贾鸿洙、文翔凤、孙三杰三人各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又，书前文翔凤作于明崇祯三年（1630）的《周雅续序》详细交代了三人的分工及成书经过，序文曰：

贾子《齐》《鲁》《毛》《韩》之学以世丞，其教我邦士，既以《鹤鸣诗意》翼《三百》，而又欲以关中之诗教教之，搜二百六十年往者之文献，为之表学编一，政编一，诗、文编各一，此其知道者之教与。欲全而出之，而先有事于诗、文，命门人探百三十国之书，得六十五家以观余。盖二三子以其识力之所至自为汰，或过汰，或又不无情面时辈，其巨公长编，至或脱姓氏，又太申韩于唐宋之辨，而理学主讲座者之诗，遂汰不与，即先君子之撰著，未之获也。盖其郡县所上集半不备。而贾子方以新命观察汴，又游李子振大雅之乡矣，惜其教之不卒其行，又感殒珠之痛，仓皇驾厥雅志之不获申。余奉教于启行之濒，其所汰之什既不暇复求散帙，其所遗又不可立得之郡县，且病慵，遂经岁阁置几阙典。而庚午秋冬之交，贾子勒书汴，督之再。其勒书赤令孙淑房氏，督之者亦再。盖其嗜古太同调，借以畀太青子之所不逮。雅哉！贾子之不忘我关中之旧也。而淑房又将以计北，则大迫，遂缮以十手，梓手又六倍之而待工。于三旬之间，文编不及理，独理诗，余为汰去七家，又为他收二十三家，其过汰而庚补著者又十家。……贾子以文章之主，展镜千春，即搜岐阳之鼓，不兹勤矣。其观察汴，实类周南之东被，删诗定骚之权不自收，而以聘余，孙氏又追琢其章而布之。[9]

按：“贾子”即贾鸿洙，据此段文字可知卷首题署与实际相符，三人各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从仕宦经历来看，三人都是进士，为官清正，注重文教。前文已考，崇祯初年，贾鸿洙提督陕西学政，开始组织门人整理有明以来的关中文献，原计划从“学”“政”“诗”“文”四个方面各编一书，但由于时间所限，仅完成了“诗”“文”部分的选辑工作便调任河南。此时，文翔凤已辞官居里，孙三杰正担任治所和西安府同在一城的长安县知县，兼管咸宁县事。贾鸿洙便请他们分别担任“裁定”与“参阅”工作。由于文翔凤生病耽搁、孙三杰即将北上参加考核、贾鸿洙催促较急等原因，最终仅完成了“诗”这一部分的编定，即《周雅续》一书，而“文”的部分则未及编纂成书。

三 成书时间

此书的前后均无刻印时间的明确信息，现仅能依据两篇序文的写作时间略作推测。文翔凤《周雅续序》所署写作时间为“崇祯庚午日”。序文中说：“庚午秋冬之交，……缮以十手，梓手又六倍之而待工，于三旬之间，文编不及理，独理诗。”按：“庚午”为崇祯三年。可知文翔凤在崇祯三年的秋冬之际，用三十天时间“裁定”了诗歌作品，并雇请十位抄书人进行誊写，还雇用六十位刻书工匠待命开雕，则刻书时间似在崇祯三年之冬。但是，贾鸿洙《周雅续自序》所署写作时间却为“崇祯五年岁在壬申季春望日”。则又显然是在崇祯五年后刻印的。此书虽非巨编，但亦非小帙，印刻成书当需时日，非短时间内所能办，何况文翔凤审阅编订书稿时身在陕西关中，而贾鸿洙等待刻印书稿时却是身在河南开封，在较远的两地之间仅凭书信往来以沟通信息，自然需用较长的时间。故从时间上看崇祯三年冬编成稿本，崇祯五年春后刻成印本，完全在合理的范围内。综合考察，揆之情理，《周雅续》的刻印成书应在崇祯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