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斯宾格勒高度评价城市在人类历史上的巨大作用：“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城镇文化”，进而认为“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芒福特则更注重城市的文化功能：“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利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2]文学研究则更关注城市与文学的关系，正如理查德·利罕所说，“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3]，城市与文学处在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中。
唐宋文学研究历来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对唐宋文学变革研究近年来更是成为这一领域的热点，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要想有新的突破已很困难，而引入新视角是开辟新研究领域的有效途径。虽然近年来在唐宋城市与文学互动关系的研究上产生了很多研究成果，但仍有可深入的空间。另外，对于文学而言，城市和乡村不仅仅是两种不同的地理空间、生态空间、经济空间，也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空间，作为两种文化力量的载体，它们对文学精神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
今天，城市相对于传统的乡村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学无法回避的选择，即使在表现乡村题材的时候，城市已成为一种必要的参照系统而左右着作家的乡村书写，这一切对于文学而言意味着什么？对文学的走向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当然急需切入现实去做深入的研究思考，同时，也应该从历史层面寻绎答案。以史鉴今，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今天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困扰人们的诸如城乡关系、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学的冲击甚至替换等问题的渊源所自，这也是本书研究的现实意义。
一
“唐宋变革”“唐宋转型”是国际唐宋史学界的重要论题，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多方面深层次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开始于隋代和唐代前期，基本完成于北宋前期，城市的发展变革与这种社会变革基本同步。内藤湖南1910年最早提出著名的宋代近世说，构想了以唐宋“转型论”为核心的宋史观：“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4]，这一观点在日本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持久的论争，贯穿了20世纪唐宋史研究，他既有继承发扬者宫崎市定，也有批判者前田直典、周藤吉之等人。
欧美学者受内藤湖南观点影响，将唐宋看成中国从中古向近世转变的重要时期，但近年来的研究更为重视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影响，还涉及城市变革的论述，有代表性的如美国学者包弼德认为日益增长的私人财富和商业促进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京城由一个人为的行政产物变成了集政治、文化、商业等多功能聚合体。[5]施坚雅对中国古代唐宋时期城市变革则提出“中世纪城市革命”的观点，[6]认为唐宋时期政府弱化了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城市商业发展是城市革命的驱动力量。
从海外“唐宋变革”“唐宋转型”转向国内，在本土学者关于经济的分析和文化的感悟中会发现与海外唐宋变革“桴鼓相应、异口同声的景象”，陈寅恪、吕思勉、钱穆、王国维、胡适、邓广铭、漆侠、侯外庐等大师在各种通史、综论中对唐宋社会变革的精彩分析有力地呼应了“内藤命题”。著名思想家严复敏锐地觉察到宋代乃中国古代“人心政俗”转折的关键时代：“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7]王国维也有类似观点：“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8]，陈寅恪则把这个转折点前推到唐代中期：“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社会政治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9]这些精辟的论断都指出唐代中叶至赵宋王朝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近年来关于唐宋城市转型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代表性的学者有周宝珠、林立平、韩昇、李孝聪、宁欣、包伟民等，他们与陈寅恪等大师重精彩的文化感悟但少论证的研究不同，对唐宋社会及城市变革的内涵有深入的论证分析，拓展了这个领域的研究空间。如宁欣在《转型期的唐宋都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之拓展》等系列文章中认为城市变化是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集中表现，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这是唐宋城市变革的主要原因。虽然唐宋城市变革尚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无论城市类型、职能、空间分布、人口结构和数量、城市网络体系、人口文化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唐宋“城市革命”是唐宋社会变革或转型的子论题，本书称其为唐宋城市转型，相关学者的论述和学术梳理可谓汗牛充栋，根据前人的论述和梳理，与本书研究密切相关的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制度层面是坊市制的崩坏。“坊市制作为中国古代城市集权管理制度延续千年，发展到唐代达到极致，同时也是在唐代开始走向崩坏，从唐代封闭式的坊市分离制度，发展为宋代开放式的街市制度，是学术史中对唐宋间城市行政管理制度演变最典型的描述。”[10]从中唐开始，随着“侵街打墙、接檐造舍”[11]的现象出现，延续千年的坊市制受到挑战，到北宋全面崩坏。这个议题牵涉了丰富的内容：其内在的驱动力量是什么？对城市性质、布局结构、经济、文化思想、生活方式的影响是什么？历来广受史家关注。
城市转型的核心问题首先要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来找寻，宁欣认为在城市社会、经济空间的拓展过程中，商品经济的穿透力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点。[12]李孝聪认为“在城市社会经济尚未复苏或繁荣到一定程度时，采用封闭式的城市管理制度是能行得通的办法”[13]，但是，唐宋时期作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城市集权管理的坊市制度形成对立和博弈，商品经济一步步蚕食、破坏坊市制度，最终坊市制被冲决崩坏。同时，与坊市制紧密相连的宵禁制度在商品经济的渗透和挑战下也被一并废除。
这样，从中唐到北宋，城市空间、时间的管理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这是史学界对唐宋城市转型动力的基本判断。林立平把中国古代城市划分为封闭结构（城市形成到唐代中期）、市坊结构过渡至厢坊结构（唐代中期至北宋）、亚开放结构（宋元明清）三个阶段，唐代中期至北宋是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布局从封闭结构转型到亚开放结构的关键时期，商业娱乐活动冲破时间空间的束缚，[14]这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社会政治层面是士族政治的式微，城市人口结构从士人社会向市民社会位移。促成社会阶层流动转型的因素是政治、科举、商品经济三个方面。韩昇在《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一文中认为在唐帝国建立以后，国家取得了文化主导权，城市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极大地吸引士族向城市迁移，从而使城乡呼应的士族政治形态瓦解，促成了唐宋时期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转型，[15]这也是包括内藤湖南在内的很多学者认为的唐宋间贵族政治没落，转向君主独裁制度的时期。至宋，君权膨胀，君王成为绝对的权力主体。
另外，科举是打破旧有门阀制度、导致贵族政治没落的重要举措。内藤湖南以及欧美学者都一致认为以科举制为基础的官吏任用制度是平民实现向官僚阶层转换的机会，门阀士族逐渐让位于科举新贵，所以唐以后的社会被称为“科举的社会”。[16]张邦炜对唐宋士大夫的家世背景作了深入统计研究，认为唐代士大夫“绝大多数出身于官僚家庭”，而两宋在宋史中有传的士大夫一共1953人，不是出身于官僚家庭的占55.12%。[17]也就是说，到了宋代，更多出身平民的读书人通过科举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贵族政治。
商品经济是唐宋城市人口结构从士人社会向市民社会位移的重要因素，“门阀士族的衰亡并不是唐宋旧有等级制度崩溃的全部，因为它仅是社会最上层的变动。士、农、工、商等级制的打破无疑才是社会的整体性流变，对整个社会变迁的影响更大……士、农、工、商等级制在贵者贫和贱者富的上下对立运动中被财富力量摧毁了”[18]。士、农、工、商等级制的打破对于社会进步更具有深远意义，新崛起的富人阶层对旧有的等级制度造成巨大冲击，促成了“社会的整体性流变”，城市聚集大量的工商业者，市民群体逐渐壮大，人口结构从士人社会向市民社会位移。
唐宋时期城市功能朝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化聚合方向发展，成为一个国家或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广大的农村地区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极强的吸纳力、辐射力，加之唐代租佣调制废除，实施两税法后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下降，摆脱土地束缚的部分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人口构成渐趋多元化，而“城市人口结构与主体人群的变化，是唐宋时期城市社会发展变化的最重要最显著的特征之一”[19]。宁欣从城市市民的界定、城市居民主体的变化、城市社会中心的下移三个方面分析，认为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转型是我们了解唐宋时期城市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
（三）经济层面是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的两种经济形式，林文勋认为“自然经济的历史比商品经济悠久，商品经济的前程比自然经济远大”，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处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唐宋作为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生产力的发展使商品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商品经济的发展意味着自然经济的退却。更为关键的是，随着自然经济的退却，建立在它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思想观念等也会相应发生嬗变，“分化性、流变性、竞争性、开放性是商品经济的特点。这与自然经济的凝固性、封闭性截然不同。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所引发的唐宋社会的变动，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反映了商品经济的这些特性”[20]。
“唐宋时期是一个商品经济发展引起各种原有的社会要素流动组合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日益呈现市场化趋势的时期”[21]，这种市场化趋势的积极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它有助于打破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吴晓亮就白居易《卖炭翁》中展现的“宫市”作了正面评价，认为“我们暂且不论宫廷依权仗势盘剥百姓的事实，而仅就宫廷需要市场、走进市场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商品经济的渗透力。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产品的丰富、社会需求的增大和社会欲望的膨胀，使得那些高居于金字塔尖之上的阶层向市场低下那曾经是不可一世的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部分人开始进入市场和广大的农民阶层卷入市场一样，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因为，这从政治上表明了长期以来政治权势牢不可破与等级森严壁垒的松动，显示了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端倪；从经济上则表明市场的扩大。尽管它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但应当给予一定的重视和肯定”[22]。到了宋代，随着货币的大量使用，大众消费对市场的依赖程度更高，而“这种大众性的、经由市场的消费行为使得人人都必须支付一定的货币，才能满足自己的消费愿望。尽管其消费活动有着高档和中低档、高价和普通价的差别，但仅就必须付钱一点而言，就包含了人人平等的因素。它反映出在商品经济的侵蚀下，政治权势的基础再度松动和普通民众社会地位的上升”[23]。
综上，商品经济引发的变革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在政治社会、文化性质等方面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旧有等级关系的松动、城市文化品质特点的形成对城市转型的积极意义不可忽视。
（四）文化层面是唐型文化转向宋型文化。唐宋文化转型是史学界唐宋变革论的子论题，也是学界热议的话题，内藤湖南、包弼德、宇文所安、陈寅恪、邓广铭、傅乐成、林继中、蒋寅、刘宁等国内外学者都有过精彩的论述。早在20世纪初，内藤湖南在关于唐宋“近世”说的论述中说“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中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24]。内藤湖南从政治、官吏选拔、经济、学术文艺等方面分析唐宋文化的差异性。作为唐宋变革论欧美学者代表的包弼德在《斯文：唐宋思想转型》一书中认为在唐宋士人身份从门阀士族转向地方精英的过程中思想史、文化史方面有着明显的转型特征。译者刘宁认为包弼德的研究“为突破内藤假说以自由平易为核心的近世文化观，深入理解宋型文化的复杂内涵，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并“以其对唐宋思想史研究的卓越创获，对内藤湖南最为关切的问题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25]。宇文所安则看重中唐在思想文化转型中的重要作用：“中唐既是中国文学中一个独一无二的时刻，又是一个新开端。自宋已降所滋生出来的诸多现象，都是在中唐崭露头角的，在许多方面，中唐作家在精神志趣上接近两百年后的宋代大思想家，而不是仅数十年前的盛唐诗人。以特立独行的诠释自恃，而非对于传统知识的重述，贯穿于此后的思想文化。”[26]
就国内而言，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中也非常看重中唐在唐宋文化转型中的转折性作用：“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家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如此。”[27]邓广铭认为宋代文化达到了封建时代“登峰造极的高度”：“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28]20世纪后期的学者则深入研究唐宋文化转型的具体内涵，中国台湾学者傅乐成在20世纪70年代以《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为书名探讨唐宋间文化转型问题，书中认为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趋势是复杂而进取的。到了宋代具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产生，文化精神转向单纯和收敛。[29]林继中认为唐宋之际的文化转型“盖中国古代社会经长期发展，至隋唐其重心已由中古宗法的贵族政治体制逐渐移向近古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30]，作者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判断的前提下对唐宋文化、文学的差异性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思考。至此，盛唐文化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宋代文化则具有收敛内向型特征已成为学界共识。
唐宋文化转型有政治经济多层面的原因，前人多有论述，而其中唐宋城市转型这个关键因素虽有所涉及，可惜未能进行集中的深入探究。唐宋文化转型对于这一时期文学变革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而唐宋城市转型对文学的影响需通过文化这一中介方能达成。所以，唐宋文化转型的内容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之一。
（五）关于唐宋城市转型性质的评价。中外学者对唐宋社会发生变革的观点容易达成一致，但对唐宋城市转型性质则存在较大争议。有的学者高度评价唐宋城市转型，认为“宋代城市已发展到了可与西欧近世都城相比的高度文明水平”[31]，宋代城市基本奠定了中国封建城市格局，“城市形制自北宋后，基本没有大的变动，历史仿佛凝固了”[32]。因为宋代城市较之前的城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是中国近代化城市的开端。[33]而有些学者认为对唐宋城市转型的评价应有一个审慎的态度，认为“宋代城市是封建社会后期城市的开端，并孕育了某些近代化城市形态的萌芽，对后世城市产生深远的影响”[34]，这样的观点相对更为稳妥。
二
在“唐宋变革”这一社会转型和城市转型的过程中，文学产生了不同层面的变革。所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内藤命题”不断被人重提。[35]关于唐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转折性的研究，早在清代，就有叶燮在《百家唐诗序》中指出：“贞元、元和时，韩、柳、刘、钱、元、白凿险出奇，为古今诗运关键。后人称诗，胸无成识，谓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后此千百年，无不从是以为断。”[36]所谓中唐之“中”，乃古今百代之“中”，叶燮已经认识到中唐乃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其间大诗人杜甫起到枢纽作用，这样的文学变革至北宋渐趋明朗。20世纪后半叶以来，罗宗强、葛晓音、孟二冬、林继中等学者从文学内部发展规律角度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分量的学术成果。
在文学内部发展规律探讨的基础上，很多学者着力于探讨这种变革的外部因素。“华夏民族文化，历经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7]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固然是文学变革的驱动力量，而文学变革往往是内外因合力而成的结果。能够把两个方面的探究结合一体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是林继中的《文化建构文学史纲》，该书以中唐为界将魏晋至北宋文学发展史划分为两大阶段，以“士族文学”与“世俗地主文学”为两阶段文学特质的标志。在研究思路上，以文化与文学作为互动同构的系统与子系统，以文学为经济等社会因素与文化的中介，这种宏观视野的研究是富于建设性的。刘宁的《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以元白之“元和体”的创作影响为中心》一书选择唐宋诗转型这个宏观课题作为研究对象，但具体行文则从“元和体”在中晚唐和宋初的影响来切入，力求显示唐宋诗歌转型的内在轨迹，“同时又找到与‘元和体’关系最密切的士人‘文官化’的问题，来考察诗歌创作主体精神面貌的变化……这种由内向外的思路，避免了外因和内因成为两张皮的粘贴，是保证这种宏观研究能够继续深入的前提”[38]。该书研究将外因与内因、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是近年来研究唐宋文学变革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
对城市与文学关系的探讨是近年来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上海师范大学1998年组建“都市文化研究中心”，2005年出版由孙逊主编的《都市文化研究》第一辑，2006年11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与《文学评论》编辑部、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上海市重点学科都市文化学合作，举办了“都市文化—文学学术研讨会”，更为明确地把都市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研究重心来深入探讨。但正如孙逊、刘方所说，“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城市与文学的关系开始得到重视，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现当代文学方面……对于古代中国城市与文学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39]。2007以后，《文学评论》等重要刊物相继刊发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论文，如孙逊、刘方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黄强的《中国古代“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等文章作了很好的开拓性研究。但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明清时期小说与城市的关系研究，如方志远的《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葛永海的《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等。而且一般着重于城市对文学影响的单向研究，但是文学并不是被动地反映城市的面貌，而是能动地塑造着城市形象和个性，所以，研究城市转型与文学变革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近年来日本汉学研究基本循着唐宋“转型论”的观点展开讨论，如著名学者妹尾达彦系列文章基于白居易、韩愈等人“长安生活圈的复原，论述9世纪的长安与知识人思想形成之关联”[40]。
三
唐宋时期处在前工业时代城市发展进程中的转折时期，唐代商品经济开始走向发达，城市封闭的市制进一步完善，海外贸易可达中东地区。而北宋则逐渐打破自古相沿的坊市制度，城市的结构和面貌与近代城市相同，出现了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城市，城市结构、功能的这种变化，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唐宋文人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社会组织等，从而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们的人格风范、文化观念、文学观念、审美趣尚。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会看到城市在怎样不断积聚能量逐渐引领着文学走向世俗化和大众化，以更好地适应城市化的发展变化，从而引发了文学多层次的发展变化；反过来，文学也在能动地塑造着城市的形象与文化个性，使得长安、洛阳、汴京等城市成为具有厚重的文化积淀的个性化城市，所以，城市与文学处在一种相互建构的互动关系中。
本书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力求从城市和城乡关系角度切入唐宋文学的研究，通过对唐宋时期城市转型与文学变革之间复杂关系的探究辨析，力求拓展唐宋文学的研究空间，激活古代文学研究，对唐宋以后文学发展趋向提供一种新的阐释角度，也为当代文学现象分析提供有效的历史参照；另外是从文学这一角度为社会历史研究、城市化研究提供更为鲜活的具体佐证，在当今推进城市化建设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反观历史文化和文学的建构轨迹，突出古代文学研究的时代意义和实践意义，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人文关怀的现实意义。
因为研究内容涉及文学、城市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所以研究方法借鉴相关的哲学、文艺学、美学、城市研究等理论，采取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在文学—文化—社会历史的关系中，从城市这一视角探寻内在的深层关联。一方面是考察文学与城市环境的外部联系，分析城市的政治因素、商业因素、娱乐因素在不同的时期对当时文学的深刻影响以及文人文化角色的变化；另一方面，从文人的创作实践分析中，揭示城市发展、城市功能趋于多元化对文人创作心态的影响，探寻他们在城乡二元格局中的拒斥坚守与热情投入的矛盾中衍生出的丰富的文学形态是怎样推动文学的发展和变革。
唐宋时期是中国封建城市转型的重要时期，在这一进程中，安史之乱以后的中晚唐具有转折意义。所以，本书研究的重点是中晚唐至北宋城市发展与社会变革在文化领域引发的变化是怎样进入文学层面，从而引起唐宋文学变革。
基于城市与文学处在一种双重建构关系中的认知，本书第一章关注的是唐宋时期文学创作对城市转型的能动书写，选择空间意象“街”、城市声音景观、人物形象“贾客”三个方面的内容展现城市与文学的互动关系。唐宋文人的城市文学书写敏感地捕捉到了“街”这个空间意象展开他们对城市的诗意想象。随着城市转型，坊市制和宵禁制度逐步崩坏，“街”这个线性公共空间从政治性的奔竞之途转向城市生活舞台，从“六街鼓绝尘埃息”的宵禁冷落走向“金吾不禁六街游”的喧闹，从农耕自然审美逐渐融合街市欲望审美，很好地展现了城市转型在这个独特的空间中留下的变动痕迹。
在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市的声音景观也随之发生了系列变化，喧闹“市声”逐渐日常化、“官街鼓”权威式微、街市娱乐之声的兴盛、寺观清音的世俗娱乐化，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从一个独特的层面映现出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文人心态等方面的嬗变，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折射出城市转型的诸多内涵。
商人在传统义利观与农耕意识双重夹击下更多地呈现为“求利无不营”唯利是图的负面形象，而且在与乡村农人的生存窘迫对照中凸显“贾雄则伤农”的道德批判。中唐以后，城市商品经济的日趋繁荣，随着商业对国家政治经济作用的提升，文人士大夫商业观念逐渐转变而趋于多元化，文学表现中展现了被传统道德批判视角所遮蔽的商人从商的奔波艰辛，并对其冒险精神给予歌赞，部分文学作品中部分出现了正面商人形象。
在考察城市与作家创作的关系、城市与文学风格流变、市井民间创作与主流作家创作、市民社会的文化娱乐诉求与传统作家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时，如何选择最为恰当的切入点来更为准确地揭示社会历史变革、城市发展、文化转型、文学变革之间的内在关联，对一些重点作家的创作实践的分析是必要的切入点。所以，第二章从微观层面的个体作家创作研究城市对文学的影响，从历时性角度考察唐宋城市转型对作家城市观念及审美趣味的影响，重点从王维、白居易、柳永三位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分析唐宋城市转型在文人城市观念、雅俗观念等方面留下的轨迹：中唐以前，当城市作为政治、军事中心而存在的时候，能够有效吸纳文人士子四方辐辏，形成文化、文学的彬彬之盛，但是，当他们的政治追求挫败后，作为政治幻影的都市往往成为罪恶的渊薮。而中唐以后，当都市的其他功能（商业、娱乐等功能）较为充分地发展起来并为文人士子所接受以后，都市逐渐成为文人士子政治追求挫败以后安居放逸的居所，而不仅仅是乡村诗意的对立面，城市诗意逐渐显露。
在唐宋城市转型发展中，一些已有题材的抒写重心、审美风格发生了变化，也有新的题材产生。第三章关注的是城市转型发展中文学题材的新变因素。首先涉及的是唐宋城市转型与爱情抒写模式、山水抒写模式的变化：中晚唐以后，随着城市商业功能的逐渐强化，古典爱情的理想光辉在商业化的酒宴歌楼觥筹交错的声色调笑中逐渐黯淡，文学中女性形象非伦理化，脱离了现实人伦的束缚，成为“被看”对象，审美趣味以富艳为美，爱情抒写的托喻色彩渐趋淡化；另外，中晚唐以后，随着城市经济辐射能力和吸纳力的强化，刺激了生产力的提高，自然在人类的开发利用过程中，逐渐失却了古代准宗教的神秘色彩，山水抒写从神化自然到人化自然，审美形态从崇高到谐趣，从脱俗到从俗，宋词开创了以女色写山水的先河，并在晚明山水小品中成为一时风尚。
唐宋时期，文人向城市迁移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转移，也带来文化心态上的变化，其中城乡观念嬗变对文学书写的影响深远。唐代中叶以后，随着城市商业、文化娱乐功能的强化，城市对乡村的优势逐步显现。城市对乡村吸纳力增强，农村进入了交换经济，与城市商业紧密结合。同时，城市也开始了对乡村的剥夺，城乡分离失衡的格局形成，具体体现在农民经济和文化地位的逐步败落。在唐宋城市转型城乡分离失衡过程中，讽喻诗是中唐元白诗派文人向外担负政治责任的产物，园林文学则是他们向内调适城乡分离失衡的焦灼而兴盛的又一类题材，文人在游赏园林“微型自然”时物我交融体验中重温农耕文明的隐梦。
从中唐至北宋，雅与俗、奇与常、文言与白话、抒情与叙事等影响文学风格的诸多关联要素发生了量与质的消长变化，从文学内部来考察这种变化轨迹和原因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硕，但是，从唐宋变革过程中城市转型促使城市文化兴起、文学商业化等角度来研究文学风格流变还有可开拓的广阔空间。第四章从城市转型过程中文学风格的流变角度来探讨文学变革的具体内涵。
在唐宋城市转型过程中传统世家大族的城市化，使文化的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加之市民阶层数量的增加，市井文化的勃兴改变了传统农耕文化、贵族精英文化二元格局，文化的多元化或者说市井文化兴起对此间文化、文学上的雅俗互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在城市这个巨大的异质因素的聚容体中，传奇、话本、戏曲等新兴文体与市井文化关联密切已是共识，而在诗、词类抒情文体中雅俗互动也为传统文学带来了勃勃生机。
语言的文白消长是影响文学风格变化的重要因素，唐宋时期处于汉语发展史的重要时期。其中，文学语言的白话趋向引人关注，其原因是多层面的，但唐宋城市转型过程中商品经济的触角深入文学领域，文学商业化要求向大众普及无疑是文学语言白话趋向的最有力的驱动力量。
中唐以后的文学发展中出现叙事性转向，原因是多元的，但不外乎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内部原因是中国文学传统中从先秦神话、《诗经》和史传文学以来的叙事传统的积累，外部原因中最重要的是中唐以后随着文学市场化、商业化兴盛起来的市民文学的叙事性对雅文学的影响。
在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城市功能的演变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的发生发展，在城市和文学文体的演进过程中，唐宋时期都具有转折作用。从城市功能来说，从政治化、军事化的内涵转向世俗内涵；从文体角度来说，从传统诗文转向了词、小说、戏曲等新兴文体。新文体的产生已经难以离开城市商业经济功能及世俗化因素，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而且唐宋以后不仅新文体的萌芽产生、发展仰赖城市这一实体，甚至是旧有的文体也强化了与城市的关系。城市不仅仅是人类文明的推进器，也成为文学新体裁萌芽发展的最重要的驱动力量。一些适应市民文化娱乐需求的新文体（如话本、俗讲、杂剧等）的萌芽发展更能显示文学流变的新趋向，所以，第五章着重探讨唐宋城市转型进程中新兴文体的萌芽发展问题。
在唐宋城市转型过程中，城市管理制度层面的变革，促使城市经济繁荣，由于商品经济的巨大吸纳力，城市市民人口大量增加，从而使得城市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实现“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转型”[41]。市民阶层文化娱乐的需求推动了市民文化的勃兴，催生了适合市民审美趣味和思想倾向的市井文艺，“说话”伎艺及与之相关的话本就是其中重要一类，其兴盛主要表现于它成为戏曲兴盛之前市井民众娱乐的主要门类，并得到了帝王和文士的青睐。与其市民文化底色相适应，“说话”伎艺及话本创作及表演活动带有浓厚的商业文化色彩，商业化的运作方式进一步提升其艺术水准。在市民文化背景下兴盛起来的话本作为一种“商业化、表演性、娱乐性的文学活动”，其叙事立场带有中国古代市民双重性的性格：反传统思想意识与“政治冷漠性”，叙事形式与技巧也具有鲜明的市井文学特色。
中国古代戏曲的兴盛期在元明清时期，但是唐宋时期是其重要的孕育发展期，从唐代就初具戏曲形态的参军戏、傀儡戏、歌舞戏到戏曲形成的宋代杂剧期间，大约经历了600余年的漫长时间。在此期间，政治背景、社会环境、文化习俗、阶层结构、商业模式、生活环境等都发生了巨变，而对于戏曲发展而言，最重要的是城市转型带来的市民群体的壮大，娱乐业的兴盛，虽然戏曲不论是以泛戏剧形态出现的唐代参军戏、滑稽戏、歌舞戏，还是以戏曲形态出现的宋杂剧，“娱耳目乐心意”的主要功能却始终未变，但在这个演变过程中，由于商品经济市场化的需求，戏曲演艺活动的主体——艺人从宫廷优孟为主到民间艺人群体行社的社会结构形成，观演主体由王公贵族扩大到市井民众，观演场所由皇家宫廷楼殿或私家院所到勾栏瓦肆等固定的公共演出空间，剧本创作主体由伶人扩展到文人士大夫，题材由政治性、历史性题材拓展到市井现实世俗题材……这一系列观念意识、演出形态等的变化为元代戏曲兴盛作出了巨大贡献。
以上对本书的研究内容作了简要陈述，但因为论题本身涵盖的范围太广，内涵太丰富，以上研究思路肯定是以舍弃其他丰富的研究内容为代价的。
笔者对唐宋城市转型与文学变革关系的关注始于2000年，前后20余年，断断续续，“既事多所欣”，实属兴之所至，不能舍弃而为之。课题研究得以完成，要感谢吕维洪教授的支持，完成了第五章第三节“唐宋城市转型与戏曲的形成和发展”的撰写。感谢李超博士提供相关文献资料并对课题研究提出有益建议。但由于笔者的学养局限，完稿后仍有“书被催成墨未浓”的遗憾，所以，敬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1]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二卷，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3页。
[2]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3] [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4] [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黄约瑟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页。
[5] [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31页。
[6] [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24页。
[7] 严复：《致熊纯如函》，《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68页。
[8] 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页。
[9] 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32页。
[10] 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页。
[11] （宋）王溥：《唐会要》卷86，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76页。
[12] 宁欣：《转型期的唐宋都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之拓展》，《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
[13] 李孝聪：《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以坊市制的演变为线索》，《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
[14] 林立平：《封闭结构的终结》，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175页。
[15] 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16]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1页。
[17] 张邦炜：《宋代家庭婚姻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348页。
[18] 林文勋：《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革》，《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19] 宁欣：《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以都城社会的考察为中心》，《文史哲》2009年第6期。
[20] 参见林文勋《唐宋历史观与唐宋史研究的开拓》，载中国史学会、云南大学编《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1] 林文勋：《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革》，《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2] 吴晓亮：《略论宋代城市消费》，《思想战线》1999年第5期。
[23] 吴晓亮：《略论宋代城市消费》，《思想战线》1999年第5期。
[24] [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黄约瑟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页。
[25] [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第552—553页。
[26] [美]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化文学论集》，陈引驰、陈磊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页。
[27]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32页。
[28] 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从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
[29] 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台北“国立”编译馆馆刊1972年版。
[30] 林继中：《文化转型与宋代文学》，《长江学术》2006年第1期。
[31] [日]中村圭尔、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32] 王颖：《城市社会学》，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5页。
[33] 田银生：《宋代东京街市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同济大学，1997年。
[34] 李瑞：《唐宋都城空间形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5年。
[35] 王水照：《重提“内藤命题”》，《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36] （清）叶燮：《百家唐诗序》，转引自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37]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38] 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以元白之“元和体”的创作影响为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序”第2页。
[39] 孙逊、刘方：《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40] [日]妹尾达彦：《九世纪的转型——以白居易为例》，载《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6—524页。[日]妹尾达彦：《韩愈与长安——九世纪的转型》，载《唐史论丛》第9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41] 宁欣：《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以都城社会的考察为中心》，《文史哲》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