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偏于从面貌呈现与风格特征角度辨析之论

民国时期传统词学对词作体性辨析的第四个维面，是偏于从面貌呈现与风格特征角度加以展开的。在这一维面，明代王世贞，清代梁清标、曹尔堪、黄心甫、丁澎、万言、田同之、周大枢、宋翔凤、孙麟趾、陈澧、陈廷焯、胡玉缙等，对词体之性予以过多样的叙说。延至民国时期，仇埰、王蕴章、卓掞、赵尊岳等将对词作面貌呈现与艺术风格的论说进一步予以了丰富与完善。

民国中期，仇埰在《蓼辛词序》中云：“词为诗余，蓄性情，据怀抱，与诗同其用，而殊其境。盖其婉曲绵邈，诗所不能到者，而词通之。”[42]仇埰对诗词之体艺术功用持相通的态度，但他认为，两者在艺术表现及面貌呈现上又是存在差异的，词作之体艺术表现更为委婉曲折、幽细深致，它从一定程度上对诗体艺术表现具有延伸与拓展的作用。王蕴章在《梦坡词存序》中云：“抑更有进者，诗词虽同为天籁，发于自然，然长言咏叹，词之取境，更进于诗，非玲珑其声、连犿其辞，不足以语于金荃之遗响。并世名流，工诗者未必能为残月晓风之唱，工词者又未必尽能为五言七字之师。”[43]王蕴章在肯定诗词之体都生发于自然的基础上，论说到两者艺术表现及其面貌呈现的差异。他论断，相对于诗体而言，词的意境创造更显委婉幽约，更讲究在玲珑婉转的音律表现与华美雅致的言辞护佑中尽呈其艺术之美。正因此，擅诗之人未必工于词，而工词之人也未必擅于诗，两者在创作规制与体性要求上是有所不同的。卓掞《水西轩词话》有云：“夫词与诗异者，词可幽不可涩，可疲不可削，尽有诗名动海内，而观所为词，实未敢附和尊崇也。一花一草，一风一月，要妙（笔者按：有误，应为“眇”）悠扬，引人无尽，词能之，诗不能也。”[44]卓掞论断词作为独特的文学之体，其趋尚细微幽深而力避滞塞不灵，趋尚柔婉俗化而力避刻削孤峭，正因此，不少诗名远播之人却不能填出好词，其关键便在于此。词的创作追求在细微的意象运用及声腔韵律的悠扬婉转中尽显艺术魅力，它与诗的创作确是有所异别的。其在《纫佩轩词序》中又云：“尝谓词婉而讽，贵得典雅之遗；文茂而隽，维以丽则相尚。”[45]赵尊岳概括，相对于文章之体风华隽永、典则华美的面貌呈现与风格特征，词作之体的艺术特征多表现为委婉曲折而深寓旨趣，其呈现出柔美雅致的面貌及艺术风格。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兼与《闽词谈屑》有云：“词至后来，抒情托意之作用，益为广泛，与诗同功，而较诗，尤为委婉，故学者皆喜为之。”[46]陈兼与在持论词作艺术表现功能不断拓展与丰富、最终“与诗同功”的同时，仍然肯定词体面貌呈现以委婉含蓄为本色，其与诗作风格表现是形成一定差异的。廖辅叔在《谈词随录》中，则对诗词之体的面貌呈现及其审美风格予以形象的叙说。其云：“词与诗同是诗国的鲜花，所不同者在于它的色香味。也正因为各有不同的色香味，百花齐放才显得春天是无比的光辉灿烂，词也才有独立生存的意义。”[47]廖辅叔对诗词等文学之体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艺术面貌及审美意味，表现出极为推尚的态度，由此大力肯定文体创造的多样性。这体现出他作为古典文学名家的卓然融通之识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