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长期萧条的微观原因之一：传统经济体系的制度疲劳

（一）传统经济体系的构造及特征

经济体系是规定各经济主体和要素之间关系的制度系统。经济体系的核心是金融系统及企业系统，而政府是经济体系的参与者与政策制定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日本形成了独特的经济体系。[16]

日本的金融系统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以银行为中心，间接金融占优势，产业金融的特点突出。银行与大企业通过主银行制度建立起紧密合作关系：主银行与企业相互持股，它既是企业最大的债权者，也是企业大股东，对企业实施相机治理，并实施关系性融资；二是银行业受到政府“护送舰队”方式的保护，准入制度严格，而且银行与证券、保险业分离，各家银行业务相同，基本采取横向看齐战略；三是资本市场由于法人企业交叉持股而不够活跃，对企业治理难以发挥作用。池尾和人称之为开发式金融模式。[17]

而被称赞为“日本式经营”的企业系统，其公司治理制度是建立在法人企业交叉持股以及主银行制度基础上的，股票市场及一般股东对企业的制约能力极其薄弱，经营者有较大的内控权。另一方面，其供销和交易制度往往以“系列”为基础，大企业常常与中小企业结成系列关系，大企业下有一级下包，二级下包等许多企业，中下级承包企业与上级发包企业之间形成长期合作及交易关系。下级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等各方面得到上级企业的援助，它们为上级企业构建了一幅全天候的零部件供应网。特别是机械、电机产业等制造业以系列为核心，构建了丰田管理模式等日本独特的生产管理方式，创造了“日本制造”的效率和高品质。上述日本式企业制度说明无论是资本关系还是交易关系上，日本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横、纵向合作十分紧密。最后，从企业内部看，日本企业的雇佣及人事制度实施的是长期雇佣、年功序列工资以及内部晋升制，员工与企业捆绑在一起，可以说真正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关系。而以企业为单位所组建的企业内工会也为员工与经营者提供了充分合作和交流的机制。

从政府的经济管理模式来看，战后日本政府援用了战时经济的诸多做法，形成了重管制、重秩序的经济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以政府为中心，以业界团体及审议会为推手，通过限制竞争等措施来调整产业及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具体而言，政府通过金融管制及产业政策培育以保护金融业及重点产业，而企业和业界团体通过为政治家提供政治捐款及为退休官僚提供高管岗位以保证其政治影响力，政治家与官僚以及各产业（企业）利益团体构成了紧密的“铁三角”关系。政府这种对经济的紧密介入，在战后初期及高速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时期里体现出典型的开发主义特征，[18]而在70年代后则越来越蜕变为利益调整模式。但官僚虽然由“国士型官僚”转变为“调整型官僚”，政治家与官僚以及各利益团体所构成的所谓铁三角关系并没有实质性变化。

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便是建立在上述的一整套“关系型”制度的基础上的。这些制度与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低流动性、劳动力市场的封闭性又有着密切的互补关系（图7）。不仅如此，各项经济制度与日本人注重集体、强调协作的文化取向一致，经济制度与文化具有较强的同构性，所以能很快普及并有效运转。

图7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所形成的经济体系

这样一套经济制度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主要理由在于：从金融系统来看，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以赶超美国为目标大力发展经济，日本企业基本上走的是引进美国成熟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并进行模仿和改造的发展道路，国家的产业发展也有明确的轨迹。所以，银行业对于各个产业的成长可能性以及实现成长的技术过程有比较准确的把握，对应该投资的对象有明确的选择。在证券市场不够发达的当时，银行担负了有效分配资金的重要角色。而从企业系统来看，高速乃至平稳增长期的30多年里，由于总需求和总供给都处于不断扩大的局面，企业有持续扩张规模的动力和可能，舍弃当前的小利而追求长期发展所带来的大利具有经济合理性。股东、合作企业以及员工对企业也形成了这样一种预期：即便是一时利益受损或获利不多，但只要维持长期合作关系，企业的发展最终也会带给他们更大的回报，故而长期合作乃是一种理性选择。

总之，正是由于日本经济体系的各要素之间基本性质相同，制度互补，且与环境相容，与文化同构，所以大大降低了经济活动的各种交易成本，促进了产业与企业的快速发展。不过，对政府介入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和金融管制、护送舰队等方式所起的作用近年则是否定意见居多。[19]总体来说，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民间的经济活力，而政府的介入和管制所起的作用显然是次要的。我们或许可以说，政府的介入无论其实效如何，其实并没有从本质上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走势。

（二）传统经济体系的僵化所导致的新陈代谢功能弱化

从1980年代起，随着日本经济所面临的内外环境的变化，曾经促进经济发展的传统经济体制弊端日益显现，特别是泡沫经济崩溃后，传统体制阻碍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正是前文所说的导致日本产业TFP下降或停滞的主要原因。这里主要从金融及企业方面加以分析。

1.金融系统僵化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基本实现了追赶美国的目标，随着模仿时代的结束，风险较小的投资项目已所剩无几，银行几乎找不到新的增长点去投资。同时，大企业融资渠道增多，或是自有资金雄厚，因而摆脱银行控制的实力增强。但是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系统没有适应这种环境变化，其结果是大量的银行资金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对泡沫经济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泡沫破灭又使银行贷款出现大量坏账，加剧了经济萧条。

在长期萧条时期，由于银行与客户企业的关系过度密切及银行判断失误等诸多原因，银行对关系企业采取放弃债权或追加融资的办法，使得本来应该被清算掉的非效率企业得以存活下来，而且由于预算软约束，企业往往缺乏重组的动力，这使得日本企业的效率提升缓慢，产业结构调整受到阻碍。[20]樱川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银行业对收益较高的制造业贷款比例一直在降低，而对收益较低的房地产等行业贷款率反而提高，可见存在过度融资和追加融资的问题，导致不良债权问题迟迟不能解决。[21]1998年后，由于拓殖银行和山一证券等机构接连破产，监管部门加强了监管，施加压力督促银行处理不良债权，至此银行对房地产、建筑业的贷款才开始减少。星岳雄与Kasypa也指出，1990年代各个产业都有追加融资的现象，但非制造业比制造业的问题远为突出，银行系统对零售批发业、服务业以及地产建筑业大幅度追加了贷款，而正是这些产业大多受到政府各种管制制度的保护，经济效益较低，可以说政府保护银行和存款，银行保护僵尸型企业，形成了一种怪圈。[22]Caballer，Hoshi和Kasypa（2008）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僵尸型企业比率大幅度增加的产业其生产率的上升较其他产业缓慢，在这些行业里，连业绩较为良好的企业也抑制了投资与雇工。以上研究均说明日本金融系统的偏差导致了企业新陈代谢的功能失效。不仅如此，由于不良企业的合理化改革没有进展，使得低价格、高工资、低收益成为定势，也易使潜在的高收益企业丧失进入市场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银行寻找优良企业和项目的难度，使贷款更加缺乏效率。[23]

实际上传统的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系统在培育新企业、发展创新企业上具有先天的劣势。首先，在创新时代发展高新技术风险型企业，需要发挥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及领导作用。只有市场中心的金融系统，特别是证券市场才能通过证券价格对这类企业的现在和将来价值进行适当的评估，并将证券价格与企业家报酬挂钩，比如通过实行期权工资制度来提高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的积极性，而银行系统不可能创造出这种激励机制。其次，创新时代里新兴产业如知识型产业、先端技术产业中虽然拥有极其优秀的人力资源，但缺乏可用作担保、抵押的有形资产，这样的企业难以获得重视担保和抵押资产的银行的青睐。反之若在资本市场融资的话，由于无形资产受到评价，新兴产业的融资也比较容易。最后，创新型企业往往需要不断摸索才能成功，其收益常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在市场中心的体系中，由于投资者都有各自的预期和风险偏好，这种预期的多样性和风险偏好的分散化使得风险创业企业也有可能得到投资者更多的青睐；而由于银行具有回避风险的偏好，在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系统里，创新型企业则难以得到充足的资金。[24]

据OECD在1995年及1998年的两次统计，日本的风险投资规模与GDP比均在20个OECD成员国中排在最后（OECD，2001）。近年来，这种状况也没有根本改观。表2显示日本各年度的风险资金投资额一般在美国的5%以下。OECD公布的2012年各国风险投资占GDP比重的结果显示，因多数欧洲国家受欧债危机的影响2010年排名大幅度下降，日本排名上升至16位，但日本数据（2011年）仅为0.026%，与美、英等国的差距仍较大（图8）。[25]

表2 美日两国风险投资金额以及投资企业数各年度比较

图8 2012年各国风险投资占GDP比率
资料来源：根据OECD（2013）制作。国别后注明“11”的为2011年数据。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实施了多项金融改革，比如1996年年底推出金融大爆炸改革方案，放宽其他行业进入银行业的管制，以及改组金融监管系统，设立一元化监管机构金融监督厅等。在小泉时代日本还加速清理了银行不良债权。通过这些改革，日本的金融机构终于在2004年前后消化了泡沫经济崩溃后所形成的大部分不良债权，并躲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但日本金融系统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以银行为中心的体系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结构转型，直接金融的比例依然很小；传统产业占用大量资金，很难加以清理，而新兴产业却得不到有效的资金支持，发展受到阻碍。总之，资金、资源和风险不能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和转移，这是日本经济90年代以来TFP增幅放缓、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2.企业制度疲劳

企业系统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制度疲劳症上。首先，从国内大环境来说，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期进入平稳增长及成熟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长期萧条，更使日本企业的经营业务和经营资源面临着调整、重组的巨大压力。但是，日本传统的企业制度阻碍了企业调整和重组。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不少日本企业在本行业逐步失去商机的时候加快了多元化经营步伐，向建筑、房产以及物流等方面发展，投资过剩的问题便日益显现。其实其他先进国家过去也出现过投资过剩的问题，但日本的问题尤为突出。这是因为日本式企业制度更加助长了过大投资行为：日本式企业制度是一套促进企业扩大规模的制度体系，在长期雇佣制度下，经营者有维持员工雇用的压力。他们或是追求多元化经营，以便分流安置职工；或是维持甚至扩大主业从而错过事业调整的最佳时机。即使是资本收益率恶化，经营者也难以放弃追求企业规模的扩大。

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境地，大部分企业出现了“三个过剩”，即投资、设备以及员工过剩问题。日本企业20世纪90年代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便是如何削减债务及重组。不幸的是，传统企业制度恰恰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严重障碍。比如由于关系型制度的束缚，日本企业的重组和并购进程非常缓慢，低效率的企业难以淘汰；再如，由于企业的长期雇佣及年功工资制度，导致削减和调整人员比较缓慢。日本制造业的雇佣调整速度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0.16提高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0.28，2000年以来更上升到了0.33，但依然比2000—2004年美国调整速度0.47低不少。[26]

其次，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90年代以来信息化、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催生了生产管理模式的创新，而传统的日本企业制度与新的生产管理模式不相匹配，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

自1990年代起，由于IT技术的普及，全球采购零部件，采用模块化方式跨国分工合作生产，成为欧美跨国制造企业取胜的法宝。以美国为代表的跨国企业广泛运用信息技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善于优化组合、迅速调整资源配置的长处，生产效率提高较快，企业的收益率较高。而日本企业的传统优势，在于通过长期的合作或磨合，改善工艺，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效益。但是，在模块化产业迅速普及的时候，日本传统的企业系统及制度显然与这种新生产方式不匹配。一方面企业注重合作，注重长期稳定关系，所以企业在制定决策或调整战略时行动缓慢，惯性大；另一方面，由于日本企业一般各自都有一套经过多年磨合而形成的事业网络，所以不擅于通过市场原理在全世界范围内利用或配置资源。而且日本企业注重比较封闭的长期合作关系，常被认为不够公开透明，在海外经营中容易发生种种冲突。凡此种种问题，均导致日本跨国企业收益率较低，在国际竞争中常处于后手或被动状态。日本电子及家电产业近几年处于困境之中，几家著名的电子机械及家电制造企业连续亏损，与传统体制的束缚及这种体制下所造成的经营战略失误有很大关系。[27]

以上分析表明，传统的日本式企业制度在新时代、新环境中明显僵化，呈现制度疲劳症。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日本产业的结构调整和企业的重构，使得非效率的产业和企业得以延缓存在。至此，我们不难理解日本产业为何整体TFP增幅大大放缓，日本经济低迷不振了。

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政府围绕着如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在法律、制度上做了一些改革。如鼓励企业开展兼并，提高企业治理结构的透明度，并于2006年在各种改革的基础上推出了全新的公司法。政府还大幅度放开了派遣员工制度，以提高企业用工的灵活性。日本企业的经营模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森川通过对1998年与2010年日本大企业的问卷调查对比分析，发现企业从过去重视销售额变得更加看重利益及收益率；股票市场上外国人投资者所占比重大幅度上升，投资家对经营者的经营压力增加；企业使用派遣员工的数量也在增加等。尽管如此，该研究也发现在多数领域里日本企业仍然显示出注重稳定及长期的倾向性，如重视长期经营计划，注重与员工的长期合作，企业业绩恶化时员工雇佣调整依然比较困难等。[28]

近年来，日本企业一方面极力维持正式员工的福利和待遇，维持事实上的终身雇佣制度，导致正式员工的解雇难度依然极大，[29]而另一方面为了增加企业用工的灵活性，降低用工成本，普遍大量采用非正式员工。2014年11月，日本企业非正式员工占全体劳动力的比率上升至38%。大量增加的非正式员工不能像正式员工那样接受企业内长期的在岗培训，而其自身也没有条件接受岗外培训，企业更无动机为他们提供培训资金。其结果是非正式员工的人力资源投资不足，生产率水平较低，从而影响了整体的劳动生产率。[30]这一点与深尾等学者通过数量分析所发现的日本企业在组织改革以及劳动力培训等方面投资过少的结论完全一致。深尾等人的分析表明，非正式与正式员工的工资差距甚至要小于他们之间的生产率水平差距。换言之，许多企业宁可多付工资也要增加非正式工以增强用工灵活性，这进一步说明日本的传统企业制度改革不彻底、不完善。

本节我们重点分析了金融及企业系统的制度僵化对日本经济的不良影响，但是日本传统经济体系中另一个重要角色——政府与政治，对日本经济增长放缓也难辞其咎。事实上，政府与政治家在政策上的失败，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可以说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以下我们重点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