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裴李岗文化在淮河上游的生存与传播

裴李岗文化以1977年开始发掘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为代表而命名。遗址位于新郑县西北的裴李岗村，双洎河从遗址的西边自北向南流过，然后再转而向东，在这里形成了一个较为开阔的河湾，遗址处于这个河湾中部的一个岗地上。“裴李岗文化的主要特点是：石器以磨制为主，开制规整，制作精致。器类以农业生产工具最多，计有磨盘，磨棒、石铲、石镰和石斧等。石磨盘多数形如鞋底，下有四足，磨棒均呈长条圆柱状。石铲较大，两端有缺口以捆缚镰把。石斧较小，顶平，刃弧，断面作椭圆形。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砂质红陶少见。陶质松软，火候低，均为手制，造型规整。器壁较薄，打磨光滑，少数夹砂陶器表面饰篦点纹、篦划纹和绳纹等。墓葬，已有氏族公共墓地，墓圹为长方竖穴土坑，排列整齐。葬式多单人直肢，随葬品一般有4—8件，多者达20多件。男性多随葬石磨盘、石磨棒、石铲和石斧等生产工具，女性则多随葬陶器等生活用具。”[1] 其中，制作十分精致的鞋底状四足磨盘、圆柱形的磨棒和锯形齿镰等器形是裴李岗文化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双耳壶、三足钵、筒形深腹罐和钵等是其最常见的器形。“裴李岗文化目前已有11个遗址42个标本测定了碳14年代，其数据绝大部分落在公元前7000—前5500年之间，这也大约是裴李岗文化的绝对年代。”[2]

目前发现的属于裴李岗文化的遗址约160 多处，主要分布于河南省境内，西抵灵宝、卢氏，北至林州、濮阳，东到项城，南达潢川，而以河南中部的嵩山周围一带最为密集。现已发掘的该文化主要遗址除新郑市裴李岗遗址之外，还有新密莪沟遗址、新密李家沟遗址、长葛石固遗址、汝州中山寨遗址、巩县铁生沟遗址、舞阳贾湖遗址、潢川霸王台遗址等，其中以舞阳贾湖遗址的文化内涵最为丰富，也最具考古影响。

贾湖遗址位于舞阳县城北22 千米的北舞渡镇贾湖村，遗址年代距今9000—7500年，这也是淮河流域迄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因而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 项考古大发现之一。经过多次发掘，从其墓葬、生活方式和出土器物来看，主要特征和文化内涵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石器仍以磨制为主，兼有少量的打制器。用以从事农业的生产工具有齿刃镰、弧刃斧、斜刃斧、两端弧形斧等。谷物加工工具有裴李岗文化的典型器物鞋底状四柱足石磨盘和磨棒，同时还有一些从事渔猎活动的工具。

贾湖遗址出土的石磨盘与磨棒

其二，陶器主要是夹砂陶、泥质陶，兼有夹炭陶、夹云母陶，以红色、褐色为主，也有少量的灰色和黑色陶。陶器表面以磨光和素面为主，纹饰有绳纹、篦点纹、拍印纹、划纹、戳刺纹、乳钉纹和齿状纹等。典型器物有罐形壶、折肩壶、圆肩圆腹壶、扁腹横耳壶、折沿深腹罐、束颈鼓腰圆底罐、筒形角把罐、卷沿深腹罐、凿形足卷沿罐形鼎、凿形足盆形鼎、圈足或假圈足碗、敛口钵和浅腹钵等。其中的盆形鼎、罐形鼎、深腹罐、双耳壶、三足钵、圈足碗等也是裴李岗文化常见器物。“从器种看，裴李岗的三足壶、圈足壶等少见或不见于贾湖；贾湖的釜形鼎、折肩壶、陶锉等也不见于裴李岗。同一器种，器形也各具特征。如小口圆腹壶，裴李岗以直口直颈为主，少见喇叭口束颈；贾湖则相反，均为喇叭口束颈，不见直口直颈。裴李岗的三足器均为圆锥状足，不见锛状足；贾湖则多锛状足，较少圆锥状足。乳钉纹盆形鼎在裴李岗多敞口侈沿；在贾湖则为直口方唇，唇外沿饰齿状花边等等。这些可能反映二者在制陶工艺上的区别。”[3]

其三，贾湖出土了大量的骨器，代表性的有骨针、骨钗、骨鱼镖等。值得一提的是出土了一批条状骨形器，学术界称为骨笛，经研究表明，这些骨笛是用鹤类的尺骨做成，笛孔有2、5、6、7、8 之分，而大多数为7孔，骨笛上有划痕和改造过的痕迹，说明当时贾湖人在做笛时，先刻好等分记号，然后再钻孔，笛子成形后经过试音再作矫正。经过现代测音技术，骨笛能够发出6声或7声音阶。这是考古界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笛子或笛状乐器。裴李岗遗址多陶器、石器，骨器少见；贾湖遗址则是多骨器，陶器、石器数量相对较少。

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

其四，在一些龟甲、石器、骨器上面，发现了有近似于殷墟甲骨文字的刻画符号，它可能是贾湖人用来记事，或标记制作人或表达其他意义的符号，为研究我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贾湖遗址出土的刻符龟甲

其五，在少数墓葬中，发现随葬器物中有成组的龟甲，“随葬龟甲的墓葬有23座。其中有8龟者6座，6龟者2座，4龟者2座，3龟1鳌者1座，2龟者2座；随葬1件较完整者1 座；其余9 座只随葬不完整的龟甲碎片。随葬龟甲者一般为成年男女，其中有10 座为多人合葬墓。”[4] 这些龟甲多有穿孔，孔内填装有不同颜色的小石子。同时贾湖墓葬中有狗的骨骸，有10个专门埋葬狗的坑穴。有学者认为，这是贾湖人的龟灵观念和“以犬为牲”习俗的体现，它是目前所知的中国远古时代龟灵现象和龟灵崇拜的源头，也是殉犬于足下的“犬牲”现象的始源。随葬品中还有很多獐牙。这种墓中随葬龟甲、獐牙的现象不见于裴李岗文化其他遗址。

从贾湖遗址的出土器物、动植物化石来看，贾湖人农业生产已经十分发达，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水稻的栽培与加工技术，这为研究黄淮之间稻作乃至中国水稻种植与发展史提供了有益的实证资料。

对于裴李岗文化的考古类型，学术界曾将其划归为磁山文化[5]，一些学者认为磁山比裴李岗发展进步，而磁山遗址的年代要晚于裴李岗遗址，因此认为裴李岗与磁山是同一种文化中的两个不同的文化类型，建议暂时统称为裴李岗文化[6]。还有学者通过贾湖遗址中的罐与盆搭配方式、器物形制、农业发展的现象分析认为，“釜与钵的陶器群搭配则正好是长江中游地区万年以前自陶器开始出现就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贾湖一期遗存中稻属与橡子并用的生业形态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在晚期以前的传统。因此贾湖一期文化遗存应当是南方人群向淮汉和黄河中游地区扩张的结果。……贾湖一期遗存出现的时代正是全新世大暖期来临之际，随着暖温带和亚热带的持续北迁，在长江中游地区类似彭头山文化的人群逐渐北迁。”由此进一步认为“黄河中下游地区6000BC 以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形成主要是长江流域和淮汉一带文化及人群北进的结果”。[7]

这些观点的提出，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对解释裴李岗文化的来源都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随着考古工作发展，新的考古发现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些学术观点，并得出相对合理的结论。而李家沟遗址的发掘，为我们解开裴李岗文化的来源找到了窗口。李家沟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西边，遗址于2009年发掘，通过发掘，展示了距今10500—8600年连续的史前文化堆积的剖面。文化堆积层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最下部为细石器时期遗存；中部出土了有施压印纹的粗夹砂陶，还有具有裴李岗文化特征的石磨盘，属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最上部发现了典型的裴李岗文化陶片。发掘报告认为：“该遗址包含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叠压关系的地层剖面，即裴李岗、前裴李岗与细石器三叠层，为寻找中原及邻近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遗存提供了地层学的参照。黑垆土层出土的压印纹夹砂陶器与板状无支脚的石磨盘等文化遗存或可命名为‘李家沟文化’，填补了中原及邻近地区从旧石器晚期文化到裴李岗文化（阶段）之间的空白。”[8] 李家沟人不仅完成了早期居住于河南中部一带的原始先民们由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向固定居住的部落生活过渡，也开始了由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为生到以植物采集与狩猎并重的早期新石器时代的历史演化。这在中原史前考古文化乃至黄淮地区史前人类演化历程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进一步说明以舞阳贾湖和新郑裴李岗文化等为代表的裴李岗文化，既不是来源于磁山文化，也不是来源于仰韶文化，更不是长江流域彭头山文化的延续，其早期文化应受到距今1 万多年前生活在李家沟的原始族群所创造的文化影响，是在中原黄淮地区的原居住族群中的土著文化中孕育、发展、演化而来，文化特性自成一体。

由于自然因素或群体内部的因素，裴李岗族群后来开始分化、迁徙，向北迁徙的一支进入河北省境内，与当地文化结合生成磁山文化。向西迁徙的一支进入伏牛山区。大部分裴李岗族人则向东、向南沿淮河主干流和主要支流迁徙，向南迁徙的一支进入潢川境内，留下霸王台遗址，这是目前所知的裴李岗文化南移的最南限，这一支后来又沿淮河南岸东迁，进入淮河中下游南岸，与当地文化结合，发展出中游的侯家寨文化和下游的龙虬庄文化。而其重要的一支则在淮河北岸进行同纬度迁徙，经皖北进入鲁南、苏北，与当地文化结合，深刻地影响了北辛—大汶口文化系统。因为裴李岗文化的迁徙、传播，不仅使裴李岗文化成为史前中原新石器文化的代表，同时也使它成为史前淮系文化的主源性文化。[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