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籍作家的城市流动与五四文学发展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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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书的论题是一个与社会、历史、文化、文学错综交织的复杂现象。人(作家主体)、地(空间环境)始终是两个核心要素:就“人”而言,重点讨论1917—1927年间的浙籍作家,涉及他们的社会活动、群体交往、情感心理、文学创作等问题;就“地”而论,把城市作为重心,关涉两浙地理与文化、国内外重要城市、城市的社会与文化环境等命题。因此,本书的主要思路在于,以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为时间背景,以城市为空间视阈,按照“空间环境—作家—文学”三位一体的结构展开研究,透视五四浙籍作家的流动特征、精神体验及其现代创作特征,探询五四浙籍作家群体生成的文化动因,以及对于新文学发展的贡献与经验。具体包括:从空间维度,观照五四浙籍作家的流动轨迹、主要路线、生存空间等;从思想层面,剖示浙籍作家城市流动中的群体特征、文化观、创作观、身份建构等问题;从文学角度,考察浙籍作家城市流动、精神体验与五四文学发展的内在关联。

由于论题的多义性,本书需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多管齐下,方能完成论述。一是文化空间理论和城市文化理论相结合。借鉴刘易斯·芒福德、芝加哥学派的城市文化理论以及考夫曼的场域理论,分析五四浙籍作家流动的空间环境、特征。二是思想研究和文学研究相结合。以张灏“转型时代”等研究模式和文本细读方法方法互补,发掘浙籍作家城市流动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三是理论阐述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在运用相关理论的同时,对五四浙籍作家的行程等进行数据统计和实证分析。本书多维度的观察,多方法的探讨,以期能够增强论说力。主要研究方法详解如下:

一是城市社会学与城市文化学。本书以城市流动为关键词,但所论的“城市”并不实指某一地方,而是指区别于乡村的社会文化环境。该书使用的研究方法,首推城市社会学、城市文化学,兼用人文地理学、场域理论方法。当前,城市/都市文化研究方法林林总总,个案研究可谓一枝独秀,颇受国内学界青睐,广布于社会、历史、文化、文学研究领域。“国内都市文化研究不仅关注学科的理论探究,更注重都市个案与都市文化现象的关注与研究,虽然南京、武汉、沈阳、广州、深圳、昆明等地的城市文化研究也日益兴盛,但北京、上海的都市文化研究最受瞩目”[52],侧重对某个名都名城的历史、建筑、地方风物、地域传统进行深研细究,如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上海海派文化研究等。在有的学者看来,“都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政治与文化标征的集中体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都市,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注入本民族、本地区政治与文化的内涵,从而使其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都市鲜明地区分开来。这里,一个重要而可靠的切入点,是充分发挥区域文化和民间文化在都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使其成为一座都市的文化底色,然后再吸纳古今中外一切先进的文化,在此基础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地方特点的都市文化”[53]。该论者以北京的古都文化与燕赵文化特色、上海的海派文化及吴越文化底色、香港的海外文化与岭南文化为例,论述了都市文化的内涵,其观点较具代表性。这一范式给都市/城市文化研究带来有力依托,凸显了城市的民族品格与地域个性,却模糊了城市文化共性,因而与本书思路不相一致。西方一些文化理论学家,透彻而深入地阐发城市的空间特点与文化属性。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的经典著作《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凭借大量史料总结了西方城市发展史,鞭辟入里地指出城市文化的特征:“城市……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Polarization)。”[54]他提出了城市文化“剧场”“磁力”等创见,堪称权威论断,在东西方学术界为人熟知。美国芝加哥学派开创了现代城市社会学的先河,在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生态学、城市经济学、城市人类学、城市历史学等方面卓有建树。代表人物R.E.帕克、E.W.伯吉斯对城市文化颇有见地,他们认为:“城市,从本文的观点来看,决不仅仅是许多单个人的集合体,也不是各种社会设施——诸如街道、建筑物、电灯、电车、电话等——的聚合体;城市也不只是各种服务部门和管理机构,如法庭、医院、学校、警察和各种民政机构人员等的简单聚集。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换言之,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城市乃是文明人类的自然生息地。”[55]芝加哥学派学者从报纸、社区、职业人群与心理等方面详尽深入地阐述了城市文化的整体特征,很有典范性。本书部分章节将触及城市对于五四浙籍作家的吸引作用,而且这股吸引力并非来源于一座城市,而是隐藏于多地区、多城市之中,仅用城市地域文化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正是本书遇到的一大难点。刘易斯·芒福德和芝加哥学派高屋建瓴地指明城市的文明地位与文化魅力,他们提出的城市磁力、包容性和异质性等见解,切合世界文明发展趋势与各国各地情形,可谓至理名言,令人受益匪浅。以此为理论导引,本书的难题得以迎刃而解。

二是人文地理学与地域文化学。本书言及“城市”,研究方法却不能完全依赖城市社会学与城市文化学。言必称城市,容易导致只取一点、忽略其余,一叶障目、作茧自缚。因此,借鉴人文地理学,可以开拓本书的研究视野与方法。人文地理学将聚落地理划分为村落与城市,并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去透视城市化现象,其视野更开阔。本书援引这一方法,有助于弥补城市社会学与文化学方法的局限性,更好地考察浙籍作家流动的背景与动因。H.J.德伯里的著作《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深入地分析了城市的起源、职能、类型与结构,一语道破城市出现的意义,认为“尽管城市生活存在许多困难,但世界上的城市依然富有吸引力”,“大城市具有刺激和发酵效应”[56]。同样,本书使用的“流动”一词,常被研究者称为“漂泊”或“迁徙”,因人而异,表述不一,未有统一的理论界定。前者如谭桂林的《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漂泊母题》,后者如赵园的《城与人》、李书磊的《都市的迁徙》等。有关“流动”的理论表述,基本上源自人文地理学研究。这方面的著述为它正名,做出确切的定义,通常把人口迁移与流动作为人口地理的题中之意。H.J.德伯里的《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明确提出人类流动的概念,专辟一章“迁移和移民”,细致而深入地探讨人口流动与迁移的概况、原因、类型、分类等问题。法国地理学家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问题》也将此列入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四个要义,即“第三是随着自然条件及被开发利用的资源而变化的人类分布:人类的扩展,人数和密度、运动和迁移”[57]。与此相近,谢觉民的《人文地理学》从人口与聚落地理的角度分析了乡村与城市、城市特点、人口迁移、国内和国际移民特点。需要作一区别的是,“人类的流动与迁移”与社会学界的另一术语“社会流动”颇为相似,其含义却大不相同,后者主要指社会阶层的职业变动与地位变化。杨义、曾大兴等文学地理学研究者所用的流动概念,多受到前者影响。本书所言的城市流动,亦得益于此。另外,本书为了研究需要,略及地域文化学方法,使之与其他方法相辅相成。阿·德芒戎倡导人文地理学的方法时明确主张“人文地理学家应当依靠地域的基础进行研究”[58]。本书题为“浙籍作家的城市流动”,重点论述作家与城市环境的关系,但不能避谈两浙区域。书中的论述对象生于两浙地区,两浙是他们流动的起点。而且,当五四浙籍作家迁入城市后,其活动交往仍受到地缘因素的影响,因其籍贯地相近、文化习惯相熟,身处同一城市、同一行业的浙籍同乡相互围拢,关系渐密,最后形成交往密切的社会群体,分化出文学群体和社团。浙籍现代作家大与故乡有一段割不断理还乱的情缘,他们的身躯内依然流淌着故乡文化血脉。因此,本书参考《浙江通史》《浙江文化史》《浙江文化学》以及两浙府县的地方志史料,仔细观照浙籍作家的来源地、地域分布情况,揭示五四浙籍作家身上普遍存在的怀乡情结。

三是思想研究和文学研究相结合。本书所研究的五四浙籍作家,既有社会活动,也有思想活动与创作行为,两方面内容互为表里。城市社会学、城市文化学、人文地理学侧重外部研究,适于考察其社会活动。思想研究、文学文本解读则注重内部研究,涉及作家的情感、思想、文学想象等精神活动。五四浙籍作家大都生活在历史明暗交错的时代,在城市流动中汲取西方思想营养,同时积累了个人自立体验,进而爆发出个性解放与文化启蒙力量。对此,我们需进入中国现代思想史语境、引用相关方法,才能论说清楚。但这一领域,百家林立、方法多元、文献浩瀚,有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费正清与赖肖尔主编的《中国:传统与变革》、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等著述。张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将1895—1920年前后定义为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时代”,这正是五四浙籍作家从藏龙伏虎到横空出世的时间段。该文还从两个维度剖析转型时代,“一为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一为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的出现”[59]。由此探知中国的新思想论域,正切合五四浙籍作家的思想发展过程,可谓史论结合、鞭辟入里,对本书论述城市文化环境的吸引力和浙籍作家现代意识颇具启发性。与之不同,本书虽然碰触五四浙籍作家的思想活动,但仍坚持以文学研究为主旨,一方面对作家活动史料进行细究、梳理与拼合,审视他们由个体流动到聚散成群的过程;另一方面,则要进入文本世界,探讨五四浙籍作家的创作主题、内在情愫、叙事方式、文学风格等问题,由此将采用文本细读、文学叙事等方法,在文学史语境中进行恰当的评价,揭示浙籍作家城市流动与新文学发展的深层关系。


[1] [美]H.J.德伯里:《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王民、王发曾、程玉申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2] [美]曼纽尔·卡斯特尔:《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页。

[3] [美]范芝芬:《流动中国:迁移、国家和家庭》,邱幼云、黄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4]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编:《〈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发布》,《流动人口信息参考》2016年第12期。

[5]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6] 《论语》,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5、204页。

[7] 何宗思:《道家经典:〈老子〉、〈庄子〉》,唐松波主编:《中华传统文化精品文库》第4卷,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59、269页。

[8] 吕思勉:《中国文化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87页。

[9] (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三·两汉风俗》,黄汝城集释、秦克诚点校,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69页。

[10] [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计秋枫、朱庆葆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343页。

[11] (清)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

[12]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桑兵、张凯、於梅舫编:《近代中国学术思想》,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4页。

[13]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

[14] 吴霓:《中国人留学史话》,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页。

[15] 沈殿成主编:《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16] [日]石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7页。

[17] (清)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第22页。

[18] 陈坚:《浙籍现代作家研究》,《浙江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19] 王嘉良主编:《浙江文学史》,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20] 金普森主编:《浙江通史·民国卷》上,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

[21] 《蔡元培自述》,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

[22]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页。

[23] 金普森主编:《浙江通史·民国卷》上,第144页。

[24] 沈善洪主编:《浙江文化史》下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87页。

[25] 沈善洪:《〈黄宗羲全集〉·序》上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26] 《论语·里仁第四》,第48页。

[27] 《汉书·元帝纪第九》,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05页。

[28]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08页。

[29] 《庄子·大宗师》,王先谦集解、方勇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校点本,第84页。

[30] 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43页。

[31] 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第47页。

[32] 鲁迅:《210826致宫竹心》,《鲁迅全集》第11卷,第411页。

[33] 周作人:《许陈邵蔡》,周作人、周建人:《书里人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34] [美]朱利安·史徒华:《文化变迁的理论》,张恭启译,台北远流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7页。

[35]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195页。

[36] 《庄子·大宗师》,第187页。

[37] 《蔡元培自述》,第35页。

[38] 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272页。

[39] 陈独秀:《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页。

[40] 鲁迅:《341218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第301页。

[41] [德]尼采:《尼采文集·悲剧诞生卷》,周国平等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

[42] 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1期。

[43] 王嘉良:《浙江20世纪文学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44]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9页。

[45] 许杰:《谈〈故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卷5,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906页。

[46]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页。

[47] 谭桂林:《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漂泊母题》,《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48] [美]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49] 杨义:《文学地理学的渊源与视境》,《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50] 骆寒超:《论现代吴越诗人的文化基因及创作性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2期。

[51] 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1页。

[52] 杨剑龙、王传习、赵鹏:《“考察世界与我们生存之谜的一种途径”——近年国内都市文化研究述评》,《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4期。

[53] 孙逊:《都市文化研究:世界视野与当代意义》,《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54]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55] [美]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宋俊岭、吴建华、王登斌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56] [美]H.J.德伯里:《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第192页。

[57]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8页。

[58]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9页。

[59]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