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五四浙籍作家流动的时空背景

第一节 五四浙籍作家流动的地域起源

两浙地处东南海隅，素有“鱼米之乡”“文化之邦”之称，自古就是山川秀美、财赋丰衍、人才称盛之地。广义上的两浙，最初泛指含江浙在内的江南地区，春秋时期，浙地分属吴、越国，秦汉在此设会稽郡。隋唐时代，两浙范围逐渐清晰，在隋文帝时期统辖吴州、越州、杭州、处州、婺州、睦州、宣州及24县。唐代的浙江地区归属江南道，后划分为浙江东道与浙江西道，宋代中期始设两浙路，下辖今江苏以南及浙江全境。元末至明初，两浙区域基本定型，元代设立江浙行省、行中书省，所属浙地包括11路12州54县，明代浙江行省/浙江承宣布政使司下辖11府1州75县。清代始称浙江省，下分4道11府1州1直隶厅76县[1]，奠定近代浙江的格局。11府分别是杭州府（下辖钱塘、仁和、富阳、新城、余杭、临安、於潜、昌化、海宁）、嘉兴府（下辖嘉兴、秀水、嘉善、石门、平湖、桐乡、海盐）、湖州府（下辖乌程、归安、长兴、德清、武康、安吉、孝丰）、宁波府（下辖鄞、慈溪、奉化、镇海、象山、南田）、绍兴府（下辖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台州府（下辖临海、黄岩、宁海、太平、天台、仙居）、金华府（下辖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武义、浦江、汤溪）、衢州府（下辖西安、龙游、江山、常山、开化）、严州府（下辖建德、淳安、桐庐、分水、绥安、寿昌）、温州府（下辖永嘉、瑞安、乐清、平阳、泰顺、玉环厅）、处州府（丽水、青田、缙云、松阳、遂昌、龙泉、庆元、云和、宣平、景宁）。民初浙江光复后，仍设11府不变，俗称“上八府”（宁波府、绍兴府、台州府、温州府、处州府、金华府、严州府、衢州府）和“下三府”（杭州府、湖州府、嘉兴府）。

两浙本域的文化云蒸霞蔚，跌宕起伏。它从河姆渡和良渚文化结胎，至古越时期正式发端，后经两汉魏晋初兴于六朝，发展于隋唐，至南宋达到鼎盛，明清时期向现代过渡，此起彼伏、潮涌不息。从地理层面细观之，钱塘江南北两地，各放异彩。浙东文化源流久远、根基深厚，远古三圣、越有舜禹，越文化源起绍兴，成中华文化一脉，东汉思想家王充荡涤谶纬神学积习，东汉《越绝书》《吴越春秋》开方志先河。晋室南渡后文化绚烂，南朝元嘉诗歌引出中国山水诗端绪，“浙东以山阴为学术中心，经学之传，几全出贺氏；而浙西则以吴兴为中心，其学术之传，几全出沈氏”[2]，两宋浙东涌现了贺知章、陆游等名家，南宋浙东学派为理学时代别开门径。明清时期，阳明心学、蕺山学派、浙东史学交相辉映，积累下厚重的经史传统。浙西一带得湖山之美、舟楫之利，经济繁盛。东晋南朝时，嘉兴、湖州文风学术与浙东齐名。沈约的永明体诗歌成六朝诗坛翘楚；吴均诗文清拔，史称“吴均体”，他还精通撰史，其志怪小说《续齐谐记》被鲁迅评为“卓然可观，唐宋文人多引为典据，阳羡鹅笼之记，尤其奇诡者也”[3]。唐宋时，浙西涌现了沈千运、“吴兴才人”沈亚之、诗僧皎然、方干、林逋、陈起、张先、周邦彦等诗词名家，南宋时以杭州为中心，文化盛况空前，自宋元明至清，杭嘉湖一直是文学、教育、刻书、藏书重镇。

两浙地理环境特殊，远离中原、地少人众、农工商兼容，在弘扬经学时尽显本土特点，跨涉历史、教育、算学、天文、印刻藏书等业，尊重本心、经世致用。王充“嫉虚妄”讲求“为世用”，叶适“知物”反对“虚语”，吕祖谦将“孝悌”与“躬行”“吾心之发见”相结合，王阳明讲究“躬行实践”以“致良知”，黄宗羲倡导“工商皆本”“天下为主君为客”，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4]，章太炎倡导“一切虚伪，惟人是真”[5]，各家和而不同，却立场相近。经史互证，言明自我，体现出不受圣贤束缚、追求实际功用、关怀民族兴亡的人文精神。其思想文化偏于正统，却颇有创造性。因为地缘不同，浙内文化存在某些差异。南宋以来，浙西的渔稻、桑蚕、丝织贸易经济领先，加之部分地区与吴地接壤，云集百工技艺，精通文明器物（丝绸、印刷出版、藏书、治学）的制艺与流通，显得博约精雅。浙东地区思想学术活跃，学派众多，争相打破陈见，标榜新说，富有厚度和锐力，但因为离经叛道，在大一统封建文明中常显悲剧色彩。

钱塘江两岸，便是众多新文学作家的游钓之地。20世纪文学史上涌现的浙籍作家颇多，而五四一代是开路先锋，声名尤显，堪称中流砥柱。浙籍作家本有广狭之分，广义上泛指创作、文艺理论和翻译家，狭义上指在小说、诗歌、散文或戏剧方面有实绩的创作家。相关著述在裁夺浙籍作家时，主要根据籍贯地、出生地以及与浙地关系疏密程度进行取舍，目前形成较多共识，如把朱自清（常以祖籍绍兴自称，生于扬州）排除在外。但著述也互有出入，或以作家活动史料（如文学研究会名单）为准，或以个人创作实绩为标尺，尤其是对于外地出生的浙籍作家归属，尚存在分歧。陈坚主编的《浙江现代文学百家》一书收入129位，侧重创作、翻译和理论实绩。郑绩《浙江现代文坛点将录》共收入109人，取法宽泛，兼顾作家生地籍贯、活动史实与影响，不收李叔同（原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俞平伯（原籍德清、生于苏州）、沈尹默（原籍浙江归安，后称吴兴，生于陕西兴安汉阴），把郑振铎（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赵景深（原籍四川宜宾，生于浙江丽水，5岁全家迁皖）以及许寿裳、夏成焘、王季思、蔡东藩、朱维之、沈泽民等人士列入其中，收入文学研究会会员徐调孚，却未收章锡琛。其他个别著述把沈尹默、李叔同、梁实秋（原籍杭县、生于北京）计入浙籍作家，而舍去赵景深。该著所列109人，包括五四作家44位，以钱玄同、周氏兄弟、郁达夫等为代表。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度过童年少年时光。起初，这些少年分散于各府县，犹如点点夜星遥遥相望，各安其位，静处一方。其零星交往，仅限于本府县之中，如鲁迅与胡愈之的师生关系、周作人与孙伏园的师生之交。从地理上看，他们的分布与两浙历史文化有着内在的渊源。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区，孕育出更多新文学作家。浙东有28人，大部分集中在宁绍地区，浙西的杭嘉湖16位，集中在部分府县。也有一些府县没有诞生新文学作家。

这些浙人自幼与故乡朝夕相处，遗传了两浙文化基因，在生活习俗、人格和思想方面深受熏染。两浙历史和先贤事迹使其感念在心，以文化承传为己任，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进取意识。鲁迅有很重的会稽情结，对王充、王思任、朱舜水心存敬慕，自觉承传越人独立不倚、针砭时弊的反抗精神。鲁迅小说与杂文颇有史家品格、以古鉴今，在文献校勘与小说史钩沉方面援引王充、虞预、吴均、胡应麟等浙人之说，又主动献疑，闪现出浙东学术的思想光芒。钱玄同受益于两浙经史传统，自谓“疑古玄同”，晚年仍深念先祖生活的鲍山。郁达夫钟情于山水，深怀着他对严子陵、吴均、方干的服膺之心，常常寻访旧迹。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了浙籍作家的学业与人生，使他们多选择政治经济学、医学、工学、理化、报刊出版等实学，较快融入现代文明；炽烈的文化情怀，是浙籍作家在民族危机中离乡、奋起的重要缘由。

清代以后，由于文字狱和高压专政横行，文化粲然的两浙日显沉寂。西方坚船利炮突破国门后，文明式微、新旧交替的时代正在来临。师夷长技声浪高涨，清中后期改革遽然转向，救亡热潮弥漫全国，古老的帝国已生沉疴。在此背景下，两浙天空风云变色，昔日文化如烟俱往，现代科学文明又不在乡间。觉醒的华夏儿女满怀忧思，难以在故乡安之若素。别无选择地“走”，在这一时段蔚然成风。两浙知识者顺势而为，较早抛却功名，转向实业西学，寻找救国良方。诸暨人何燮侯于1898年赴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等学习采矿冶金专业，是中国首个取得学位回国的留日生。吴兴籍胡仁源1902年考中举人，留学仙台第二高等学校、英国推尔蒙大学学习造船等专业，回国后在京任职。数十年间，两浙本土环境显得青黄不接。

一是传统文化衰落。自清代入关后，排汉政策、闭关锁国和文化高压使得浙江文化传统严重受创，“浙江曾是南明王的南下基地之一，明末清初抗清复明斗争此起彼伏，民族矛盾一直比较尖锐，加之浙江自古就是人文荟萃之地，学术文化一直比较发达，思想也很活跃，因而清统治者对浙江知识分子的控制和打击也就特别严厉”[6]。有识之士或惨遭杀戮，或像王思任、刘宗周壮烈而亡，或如朱舜水流亡他乡。清中后的改良促使两浙人才大量外流，本域文化疏于建设。19世纪末出生的浙籍作家（以1881年出生的鲁迅为代表）切身感到此种情境，不仅为自身出路所忧，更为文化消沉和民气不振所困扰。家道中衰、早年丧父、族人冷眼等变故，让他去意已决。1909年回杭州、绍兴被旧派势力排挤，对故乡的惨淡现状错愕不已：“禹勾践之遗迹故在。士女敖嬉，睥睨而过”[7]，抱残守缺的“纵横家”遍布本地，一般民众不识文化，新学人士难以立足。鲁迅只能再次辞行，一面借小说“呐喊”，一面校勘乡邦文献，意在“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而非自娱。据胡愈之回忆，“在清朝末年，浙东一带宋明理学甚盛，读书人有操守的，大多轻视科举制艺，崇尚实学……有一派继承顾亭林黄黎洲的绪余，发展成民族民主思想。章炳麟是最杰出的一个，徐锡麟蔡元培乃至鲁迅都是受章氏的影响。另一派则墨守程朱之学，主张尊王攘夷，可以说是极端保守主义者”[8]，因为环境不适，长期留下来的新派人士寥寥无几。

二是浙内文化新风稀薄。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风气扭转，“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余杭县首先成立劝学所，到宣统元年（1909）七月镇海县最后成立劝学所止，全省共有劝学所76所”[9]。清末创办30余所洋务学堂，至1909年“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数量已达五千多所”[10]。辛亥革命时“省城杭州出现了不少专门学校和高等院校，各地府中学堂相继成立，尤其是数以千计的小学在全省各地涌现”。求是书院（1897）、绍兴中西学堂（1897）等新式学校出现较早，但积贫积弱，初等学堂居多，高等学堂和专门实业学堂总数尚少，而且多翻建于传统书院，带有教育旧疾，“清末，近代学校兴办之初，课程设置突破了传统旧学的框框，开设了不少具有近代特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科目，但是旧学和传统道德对学生的灌输却没有放松”[11]。绍兴中西学堂“为全城所笑骂”[12]，蔡元培曾因该学堂旧风根深蒂固而离开。近代两浙报刊一度兴盛，但只有少数报刊站稳脚跟，大部分“存在的时间都不长，有的甚至仅昙花一现”[13]。五四浙人自幼受业于当地的宿儒，如鲁迅的老师寿镜吾、胡愈之的塾师薛朗轩，到了青年时期却面临教育深造与生计问题。时风所致，他们早期热衷法政、教育、印刷出版、金融、医学、工业机械、交通等业，如果固守本县本省，实难如愿。

19世纪末出世的浙江作家，生于忧患又被故土精魂激励，显得踌躇满志，竞相加入远行队伍。他们少时已惊闻九州风雷和浙江潮声。当众人把读书应试看作正道，早年鲁迅却把目光投向洋务风，关注中西学堂、求是书院和“N的K学堂”。郁达夫自视为“败战”中“初出生的小国民”，留下“饥饿”与“恐怖”的阴影。[14]胡愈之从《新民丛报》《浙江潮》等报刊中获知了省内外的苦难。这为他们日后背井离乡埋下了伏笔。渐近弱冠之年，他们更能体会家国之痛与故土之悲，出走的愿望更加强烈，1880年左右出生的一代人亲历了改良兴衰，不甘留在原地，1890年后的新辈因前途茫然而被迫离去。除了少部分在浙停留时间稍长，大部分都在18岁左右整装出发。少时埋头故纸堆的钱玄同，17岁剪辫子、办《湖州白话报》，发誓“义不帝清”[15]。鲁迅“逃异地”留日，回浙后“没有地方可去”[16]，终又走出。应修人、王鲁彦少时到外地洋行或商铺当学徒，因为“到了十四五岁，乡间的生活完全过厌了”[17]，18岁后离乡。沈雁冰结束中学生活便北上求学，后南下上海。许杰、王以仁、柔石毕业后在故乡任教，遇挫失业后远走他乡。许钦文、孙伏园、孙福熙、冯雪峰等毕业后流浪到北京。孙伏园“出师范学校以后，我各处的跑，仲雍也各处的跑罢”[18]。青春时代原本多梦，身逢多事之秋的男儿豪情更烈，故乡已容纳不下他们的滔天壮志。

两浙乡贤开路在前，声名在外，更引得后辈跃跃欲试。亲友乡贤的带动是两浙留学热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周作人受鲁迅、郁达夫受长兄郁曼陀影响。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为不少后辈所追随，身边集中了鲁迅、张协和、许寿裳、董恂士、钱稻孙等人士。何燮侯（诸暨籍）、胡仁源（吴兴籍）、蔡元培（山阴籍）先后任北大校长，吸引了马廉、马幼渔、钱玄同、沈兼士、朱希祖、夏浮筠等人。1912年，章锡琛投到杜亚泉麾下，协助编辑《东方杂志》，胡愈之少时在绍、杭等地读书，几经周折后，由父亲带引去上海投靠乡贤，经商务印书馆杜亚泉认可“1914年10月进入该馆当了编译所的练习生”[19]，郑振铎于1918年去北京读书，投靠在京做官的叔父。而回乡短期任教的浙籍作家，感染了学辈。鲁迅、周作人曾回乡任教而后离开，孙伏园、孙福熙、许钦文追随在后；朱希祖、钱玄同曾在嘉兴任教，对学生沈雁冰等人颇有影响。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两浙各地奏响离人曲。从杭嘉湖平原、宁绍地区、瓯江流域到金衢盆地、括苍山麓，不断有浙地青年奔赴他地，宁绍、杭嘉湖一带流动人数更多。他们与近代知识者进行接力，揭开了五四知识者辗转四方、上下求索的序幕，呈现出星云涌动的动人图景。

表1-1 1900—1927年五四浙籍作家籍贯（出生地）与离乡情况简表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