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实充满黑暗，历史带着顽固的惰性

沈从文作品启蒙话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诅咒黑暗现实与顽固的历史惰性，表明现实充满黑暗，历史带着顽固的惰性。沈从文所处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时代。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对外，民族危机日益严峻，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入侵中国，山河破碎，人民流亡。沈从文深切地关注着民族与国家的命运，寄希望于民族的富强与社会的进步，对于黑暗的社会现实与顽固的历史惰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表达出对黑暗现实的诅咒、批判与对历史惰性的反思、抨击。

在作品中，沈从文借助于现代政治理念，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黑暗政治及其严重后果进行辛辣的嘲弄，昭示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在很大程度上说，与老舍的《猫城记》一样，沈从文1928年发表的《阿丽思中国游记》都是运用寓言形式写出来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它们的锋芒所向无疑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黑暗政治。海外汉学家夏志清指出：“现代中国小说，虽满纸激愤哀怨，但富于写实。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的一些作家，以忠于写实为务，运用讽刺的笔调把中国写成一个初次受人探索的异域。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老舍的《猫城记》（1932），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他们都是当代的名作家，继承李汝珍和刘鹗的讽喻写法，在其感时忧国的题材中，表现出特殊的现代气息。他们痛骂国人，不留情面，较之鲁迅，有过之而无不及。”[22] 如果说，老舍的《猫城记》所描绘的黑暗中国政治主要表现为政客假公济私与窝里斗的话，那么《阿丽思中国游记》所描绘的黑暗中国政治则主要表现为民不聊生与国内的民族压迫。约翰傩喜博士来中国后遇到的饥饿汉子之所以要求傩喜用枪杀死他，不是因为“愿意死”，而是本来“愿意活”的他实在活不下去了才求死。他长期失业，仅靠讨饭为生，然而讨饭也无以为继了，结果饿得奄奄一息，不得已请求别人杀死他。他的生存境况正是广大中国平民百姓生存苦难的典型写照。与饥饿汉子相比，处在偏僻边境的中国苗民则处于被大汉族主义压迫、凌辱的境地。“所有的苗人，不让他有读书机会，不让他有作事机会，至于栖身于大市镇的机会也不许，只把他们赶到深山中去住，简简单单过他们的生活，一面还得为国家纳粮，上捐，认买不偿还的军事公债，让工作负担累到身上，劳碌到老就死去，这是汉人对于苗人的恩惠。捐赋太重，年又不丰收，他们就把自己生育的儿女，用极小的价钱卖给汉人做奴隶，终生为主人所有，算是借此救了自己也活了儿女，这又是汉人对于苗人的恩惠。他们把汉人与上天所给的命运，拿下来，不知道怨艾同悲愤，萎靡地活着，因为他们是苗子，不是人。使他们觉得是苗子，不是人，应感谢的是过去一个时代的中国国家高等官吏，把这些东西当成异类，用了屠杀的血写在法律的上面，因此沿袭遵行下来了。”[23] 在沈从文笔下，苗人被汉人剥夺了受教育、工作乃至人的权利，被赶进深山老林，承受难以承受的税负，在贫困线上挣扎，常常不得不卖儿鬻女。

在贫弱落后的中国黑暗现实中，与黑暗政治紧密相关的是顽固的历史惰性。虽然沈从文写作的年代已经结束了清政府统治，进入民国时代。然而，沈从文发现，社会的进步极其有限，社会的黑暗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历史似乎形成了顽强的惰性。沈从文在作品中对这种顽固的历史惰性保持了清醒的认识与高度的觉悟。在《阿丽思中国游记》中，沈从文托人物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十年，打十年的仗，换三打国务总理，换十五打军人首领，换一百次顶时髦的政治主义，换一万次顶好的口号，中国还是往日那个中国。”[24] 在他看来，中国现代的政治变革只是体现在形式上，而没有落实在根本制度上，社会因此仍然停滞不前，腐朽政治因此依然故我，即使是国民政府也不例外。他193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新与旧》更是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形象的诠释。小说中的杨金标是一名光绪年间的刽子手。每当行刑时，他用砍刀砍下犯人的头颅。之后，跑到城中的庙里给菩萨烧香，对随后赶来烧香的县太爷谢罪求饶。三十多年过去，民国时代不再运用砍头的形式处决犯人，砍头改成了枪毙。年老的杨金标于是成为开闭城门与开关门锁的门卫，过着悠闲的日子。然而，有一天他却再次受到县衙的征召。原来政府在枪毙一对夫妻小学教员时准备采取新花样，又把枪毙改为砍头了。国民政府对从事异端宣传的教员夫妻进行枪毙，无疑是残暴不仁，与黑暗的清政府没有两样。而体现时代变化的，竟然是杀害“犯人”的形式。对统治者的统治而言，所谓“新”的与“旧”的，不过是形式上的差异而已。虽然改朝换代，时间推移，其草菅人命、残暴不仁的本质则始终不变。《大小阮》在很大程度上也昭示着“五四”启蒙运动的落潮，显示出社会变革的艰巨与缓慢。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大阮尽管受到大学教育，但却是市侩主义哲学的典型奴隶，满脑子升官发财梦，行为极端自私自利，毫无公德与民族爱国情怀，其嘴脸与封建社会的官僚、政客毫无二致。时代进步了，他的思想却严重地退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