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启蒙话语的面世——以苗族作家沈从文为例

20世纪20—40年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建构的第一个方面是启蒙话语的建构。康德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9]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摆脱人类不成熟或欠缺理智的思想状态。福柯则这样论述启蒙的含义：“可以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绳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而是一种态度的永恒的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的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10] 对福柯来说，启蒙就是一种怀疑的态度与批判的精神。20世纪20—40年代南方民族文学启蒙话语的实质，则是运用现代理性精神批判与审视以封建旧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着眼于树立自由、民主与理性等现代精神。

谈到20世纪20—40年代南方民族文学的启蒙话语构建，有必要谈及广西壮族作家韦杰三。韦杰三（1903—1926）在很大程度上说正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他于192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从圈里跳出来的一个》，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创作的少数民族现代白话短篇小说”。[11] 这篇小说以寓言的形式表达了反封建思想、张扬人的意识觉醒的主题，从而有力地呼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关于个性解放的文化启蒙主义思潮。韦杰三于1923年前后发表的《父亲的失望》与《私逃》等短篇小说，也通过描写青年一代冲破家庭束缚、外出求学的故事，表现了青年一代学习新知识、新文化的活力，表现出他们对父权思想、封建思想的反抗与对个人幸福、国家强盛的追求。由于韦杰三英年早逝，他的小说对南方民族文学启蒙话语的建构仅仅开了个头。而真正着手并完成“五四”新文学时期南方民族文学启蒙话语建构的作家是苗族作家沈从文。

就创作价值取向而言，苗族作家沈从文一直以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与田园牧歌情调著称于世。这一点固然不假。然而，与任何世界级文学大师一样，沈从文的创作价值取向也是极其复杂的，甚至表面看来充满矛盾性或悖论性。比如，一方面，为了抗击现代化潮流带来的弊端，沈从文坚持文化保守主义，讴歌农耕文明与乡村文化，强调人性的返璞归真，因此体现出他文学创作的特立独行；另一方面，沈从文同封建禁欲主义与蒙昧主义势不两立，对现实黑暗与历史惰性深恶痛绝，对国民性弱点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局限痛加鞭挞，从而表现出与文化保守主义相对立的文化启蒙主义立场。这种文化启蒙主义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与鲁迅一脉相承。怪不得沈从文这样说道：“发扬五四精神，使文运重造与重建，是关心它的前途或从事写作的人一件庄严的义务。”[12] 正因为这样，启蒙话语构成了沈从文作品的重要内容，并与文化保守主义精神形成了对应与互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