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流、民族、先锋、女性与生态话语的多声部合唱
拨乱反正、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改革开放与外来文化的普遍传入，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文化快速发展，与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在全世界的崛起，勾画了新时期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新时期来临之后，南方民族文学赢来了真正的春天，进入到全面、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其话语建构也进入到多元并存、健康发展与新的活跃期。一方面，它以新的姿态积极参与主流话语的建构，为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振臂高呼；另一方面，它寻求着民族文学发展的多种出路，以民族性及人类性为标尺尝试新的探索，在回归民族文学本体创作的同时展开先锋写作、女性写作等等，形成了主流话语与民族话语、先锋话语、女性话语和生态话语的多声部合唱。
歌颂改革开放政策，肯定南方各民族的改革创新精神，描绘南方民族地区改革开放的新面貌，高举反腐倡廉的大旗，批判拜金主义思想，并在新启蒙语境下批判政治蒙昧主义与文化蒙昧主义，重新树立科学与理性的精神，以此积极参与改革开放主流话语的生产，是新时期南方民族文学话语建构的首要内容。随着国家政治主题的重大转变，新时期的南方民族作家果断地结束了阶级斗争工具论的写作模式，转而以现代性为诉求，以改革开放与推动民族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为标杆，与时代同构，书写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时代大潮，因此成就了南方民族文学中的改革文学。这方面作品数量众多，影响深远，以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在短篇小说方面，有白族作家张长的《空谷兰》、苗族作家石定的《公路从门前走过》、土家族作家蔡测海的《远去的伐木声》——它们曾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也有壮族作家黄钲的《老蓬》、壮族作家潘荣才的《上梁大吉》、瑶族作家莫义明的《八角姻缘》、侗族作家谭覃的《娘伴》、土家族作家李传锋的《烟姐儿》、黎族作家龙敏的《卖芒果》、布依族作家罗国凡的《“节日”回到布依寨》、纳西族作家戈阿干的《天女湖畔》。在长篇小说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孙健忠的《醉乡》与苗族作家向本贵的《苍山如海》，以及瑶族作家蓝怀昌的长篇小说《波努河》与《北海狂潮》，还有那家伦的《黄金与人欲》、苗族作家肖仁福的《官运》、苗族作家王月圣的《太阳从西边出来》等。这些作品称得上一曲曲南方民族地区的时代颂歌，真实地记录了南方民族地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发生的显著新变，也雄辩地证明了改革开放政策的不可逆转与正确性，以恢宏的气势奏响了时代主旋律。而孙健忠的《留在记忆中的故事》《乡愁》与《甜甜的刺莓》，苗族作家伍略的《麻栗沟》，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没有星光的夜》《朝佛》，瑶族作家蓝怀昌的《布鲁帕年掉下了眼泪》，布依族作家罗吉万的《紫青色的锁链》等等，这些总体上属于反思文学范畴的中、短篇小说，则更多地聚焦于对南方民族地区的历史曲折反思，以及对政治、文化蒙昧主义的批判，其对科学与理性精神的呼唤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思想场域，表征了这一时期南方少数民族新启蒙话语构建的实绩，并构成了这一时期南方民族文学主流话语建构的主体部分。
新时期南方民族文学话语建构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民族话语建构的自觉。如果说，在新时期初期，南方民族作家主要以民族生活为例来诠释主流文化观念，参与国家主流话语建构的话，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伴随着国内寻根文学潮流的兴起，也得益于国外拉美民族文学本土化写作经验的启示，他们的民族意识迅速觉醒并愈加自觉，主体意识逐渐高扬。他们的创作迅速从简单诠释主流文化观念转向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以及对本民族生存命运的关注。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求民族文化与他族文化或外来文化的平等对话，展示民族文化的丰富多样性，成为南方民族作家创作的一面新旗帜。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坚持“用彝人的感情和彝人的意识”写诗，认为“在彝族人的观念和心理深层结构中，对火、对色彩、对太阳、对万物都包含着一种原始的宗教情绪。这是一种神秘的召唤，它使我们的每一首诗和歌都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并具备一种诱人的灵性”。[27] 他的《自画像》《黑色的河流》《彝人谈火》《彝人梦见的颜色》《守望毕摩》等诗作，深深地植根于彝族历史、文化的丰厚土壤，描绘彝人的葬礼，追溯彝人的火崇拜，诠释彝族的黑、红、黄三色文化，准确地把握了彝族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显示出作为彝族人的文化自信。白族诗人晓雪的诗歌《大黑天神》《苍山洱海》等直接取材于大理白族的神话传说，诠释了白族人民坚持正义、追求真理、勇于自我牺牲、热爱民族团结与维护祖国统一的可贵精神。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等作品，则不仅着力关注藏族的历史生存命运，尤其是反思了藏族当代历史的曲折，而且对于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给予了精彩的阐释与现代思辨。佤族女作家董秀英是一个民族意识非常强烈的作家，她的文学作品是与佤族的生存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称得上是佤族生活的民族志叙述。描写佤族生活，关注佤族的生存命运，追踪佤族在历史长河中的演进轨迹，对佤族文化与“砍人头”等习俗做出精彩的解释，是董秀英作品民族志叙述的主要内容。土家族女作家叶梅的小说同样以关注本民族生存命运和阐释本民族文化为创作特点，乃至可以称为“土家族文化小说”。[28] 还有壮族作家黄佩华的中篇小说《瘦马》，哈尼族作家艾扎的短篇小说《故乡的太阳》，普米族诗人鲁诺迪基、彝族诗人阿库务雾、佤族诗人聂勒、土家族诗人冉庄、冉冉、刘小平的诗歌，土家族作家田瑛、陈川、易光的小说，土家族作家彭学明、杨盛龙、甘茂华、温新阶的散文，等等，无不在表现本民族生活、开掘本民族文化资源方面获得了创作的成功。
在新时期，先锋话语成了南方民族文学话语生产的新的增长点，并昭示现代主义文学或先锋文学在南方民族文学中的诞生。由于国外现代哲学思潮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也由于国内先锋文学运动的牵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南方民族文学摆脱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单一创作模式，开始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实验，并在20 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之后取得重要进展。南方民族文学的先锋话语正是伴随着南方民族现代主义文学的问世而出现的。20 世纪80年代中期，蔡测海用短篇小说《古里—鼓里》率先拉开了南方民族先锋文学创作的序幕。他此后的小说虽然仍然植根于土家族生活的土壤，但关注的却是人类共同的问题。《古里—鼓里》“着力揭露和批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自省民族意识中的愚昧与落后，反思这些消极与落后因素造成的民族苦难”[29]，借此审视了科学等现代文明给自然人性造成的危害，并有意移植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因子。他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长篇小说《三世界》与21世纪的长篇小说《非常良民陈次包》，进一步沿袭与拓展了《古里—鼓里》的主题。孙健忠晚年的中篇小说《舍巴日》、长篇小说《死街》，一改以往对民族生活的“颂歌”模式，演变为对民族劣根性的深刻批判，从对民族性的聚焦变成了对人类性的发问。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仫佬族小说家鬼子有意消泯对本民族生活的书写，追求普世性的价值尺度。他的《被雨淋湿的河》《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与《佤城上空的麦田》等作品，既写农民工、下岗女工等底层民众的现实苦难与生存困境，更写他们对人生不幸与命运的顽强抗争，对人格尊严的捍卫。21 世纪之后，土家族作家田耳以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将南方民族文学先锋写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作品描写的情爱、犯罪与温情等等，昭示的正是“人学”的深刻命题。藏族作家扎西达娃长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等作品在对藏族历史的记叙里，从生存哲学角度展示了人类的生存困境。藏族作家阿来更在创作伊始就树立了较为自觉的现代意识。他的作品，一方面注意追寻藏民族的族群记忆，展示本民族的特殊运行轨迹，另一方面则运用世界眼光来审视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未来走向，思考人类的共同命运，追问生存的价值，从而使文学的民族性和人类性得到了很好的统一，为中国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进行新一轮对话提供了可能。阿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在大量穿插藏族的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以及有关民族迁徙、征战的传说、故事与英雄传奇，同时也叙述了麦其土司与汪波等土司之间频繁的战争，描写了藏族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纷争以及政治势力与宗教势力的相互争斗。尤其是通过对麦其土司父子等形象的刻画，或通过对麦其土司暗杀查查头人、霸占其妻央宗、大肆种植罂粟、发动罂粟花战争等行为的描写，展示出人类共同的荒诞生存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追逐政治权力、满足个人私欲与历史演进的表里关系，凸显出人类历史非理性的一面，展示了人类的生存困境，从而超越了民族生活的视域，具有了某种人类寓言的色彩。
新时期以后，女性话语作为新的文学话语出现在南方民族文学话语建构中，并焕发出青春与活力。新时期南方民族文学的一个可喜现象，便是女作家群体的迅速崛起。继彝族女作家李纳、纳西族女作家赵银棠之后，涌现了景宜（白族）、董秀英（佤族）、叶梅（土家族）、贺晓彤（苗族）、阿蕾（彝族）、娜朵（拉祜族）、黄雁（哈尼族）、和晓梅（纳西族）、袁智中（佤族）、黄玲（彝族）、玛波（景颇族）、蔡晓玲（纳西族）等一大批杰出的民族女作家。在她们的创作中，除了自觉的民族意识之外，还有着自觉的女性意识或性别意识。这种自觉女性意识的形成，一方面缘于南方各民族女性的现实生活境遇，另一方面则源自于新时期初期以来国内外女性主义思潮与女性主义文学的启发。对民族女性生存处境的审视，对人生道路的探讨以及人生意义的思考，对女性优良品德的讴歌，与对女性自强不息精神的认同，构成了她们文学作品的核心语码，也标识了她们鲜明的女性作家身份。对阻碍女性人生幸福、造成女性人生不幸的男权文化以及旧的思想、习俗的猛烈批判，更是显示了她们锐利的思想锋芒与强烈的叛逆精神。她们的作品主要是小说，其中长篇小说有：李纳的《刺绣者的花》、董秀英的《摄魂之地》、娜朵的《麻石街的女人》《母枪》、黄玲的《孽红》等。中篇小说有：景宜的《谁有美丽的红指甲》、董秀英的《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叶梅的《花树花树》《五月飞蛾》与《农妇李云霞的婚姻》、和晓梅的《女人是“蜜”》等。短篇小说有：景宜的《骑鱼的女人》、黄雁的《胯门》、阿蕾的《嫂子》、娜朵的《蕨蕨草》等。它们开辟了南方民族文学性别叙事的新疆域，极大地拓展了新时期南方民族文学的话语空间。
新时期以来，在中国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潮流中，伴随着环境恶化、生态危机问题的日益凸显，南方民族文学开始自觉关注与思考生态问题，成为一股重要的文学创作潮流，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创作走向与话语增长点。关注严重的生态危机，表现生存环境、动植物遭受人类人为破坏的悲剧性命运，展示生态环境破坏给人类自己带来的伤害，揭露人类的狂妄自大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虚妄，审视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急功近利或短期行为，反思现代性弊病与困境，探索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新路，守护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文化，恢复南方少数民族美好生存家园，是新时期南方民族文学生态话语的主要内容。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空山》与短篇小说《已经消逝的森林》《三只虫草》，佤族女作家董秀英的短篇小说《木鼓声声》《山枇杷树下》，哈尼族作家存文学的长篇小说《碧洛雪山》《兽灵》，土家族作家李传锋的长篇小说《最后一只白虎》与中篇小说《红豺》，仡佬族作家赵剑平的长篇小说《困豹》等等，是新时期及21世纪南方民族文学生态话语建构的突出代表。
[1]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地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12、53、299、1342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47页。
[4][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页。
[5]王小宁：《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转变——中国政治话语的语义分析》，《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40页。
[6][法]罗朗·巴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裕禾译，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9页。
[7]参见 [法]兹韦坦·托多诺夫《叙事作为话语》，朱毅译，徐和瑾校，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06—516页。
[8][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9页。
[9][加]阿德里娜·S.尚邦、阿兰·欧文主编：《话语、权力和主体性——福柯与社会工作的对话》，[美]劳拉·爱泼斯坦、郭伟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0页。
[10]转引自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53页。
[11][俄]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115页。
[12][法]罗朗·巴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裕禾译，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4页。
[13][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
[14][美]爱德华·W.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导言》，《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页。
[15][美]爱德华·W.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导言》，《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16]李遇春：《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17]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50页。
[1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页。
[19]吴重阳：《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概观》，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6年版，第15页。
[20]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沈从文评传》（修订本），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503页。
[21]李乔：《不要违反艺术规律》，杨帆主编：《我的经验——少数民族作家谈创作》，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22]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50页。
[23]汪承栋：《从〈黑痣英雄〉谈起》，杨帆主编：《我的经验——少数民族作家谈创作》，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页。
[2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25]吴重阳、陶立璠：《中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传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页。
[26]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7页。
[27]吉狄马加：《吉狄马加的诗》，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28]参见吴道毅《叶梅和她的土家族文化小说》，《文学报》2003年5月29日。
[29]孟繁华：《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吴亮、章平、宗仁发主编：《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