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启蒙、民族、传统、阶级与救亡话语的多重变奏
对现代南方民族文学来说，20 世纪20—40年代是它的话语确立及成长期。这一时期，南方各民族一方面由古代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或接受了现代化浪潮的洗礼，另一方面在军阀混战、强敌入侵中饱受了时代忧患。在时代的召唤下，南方民族作家文学如同一株新苗一样萌芽于中国现代文坛，并渐渐确立了它的创作范式与主题范型。在这一时期的南方民族文学中，苗族作家沈从文不仅扮演了开创者的角色，而且做出了最为杰出的贡献。就这一时期南方民族文学的话语建构而言，主要表现为启蒙、民族、传统、阶级与救亡话语的多重变奏，体现出时代、民族与地域生活的多重回响，也凸显了中外文化、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激烈碰撞。
从很大程度上说，启蒙话语的构建标志着现代南方民族文学的重要历史功绩。按照哲学家康德的说法，所谓启蒙就是走出蒙昧的思想状态，或将人的思想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对中国而言，20世纪是民族觉醒的伟大时代。在一定意义上，“五四”运动正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领域，以鲁迅、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先觉者发起文学启蒙运动，拉开了“五四”新文学的序幕，创造了“五四”新文学的实绩。对苗族作家沈从文来说，他的文学创作也是沿着“五四”新文学的启蒙路径而展开的，或者说是步鲁迅等人的后尘的。正是沈从文，率先确立了现代南方民族文学的启蒙话语。一方面，沈从文的《月下小景》《阿黑小史》《旅店》《夫妇》与《爱欲》以及《八骏图》等小说，大量地描写男女性爱，或暗示人的潜意识与性心理，与其说是透视人性，张扬人的原欲与本能，不如说是声讨与挞伐封建禁欲主义对人性的禁锢与毒害，是他在接受《十日谈》等西方人本主义思想之后，对人的情爱本质的重新定位——就这一点看，他的启蒙与鲁迅的启蒙虽有所差异，但目的都在于人的解放。另一方面，沈从文的《柏子》《萧萧》《贵生》《巧秀与冬生》《新与旧》等小说，以及《沅水上游几个县份》《凤凰》等散文，展示湘西民众“生存是无目的的，无所谓的……活时，活下去；死了，完事”[18] 的蒙昧生存状态与思想状态，以及封建礼教对生命的残害与停滞不前的社会历程，也是他启蒙意识的深刻表现，是他运用现代理性意识的眼光审视湘西边地人生的结果，可谓对鲁迅启蒙文学精神的一脉相承。
这一时期，民族话语与启蒙话语在南方民族文学话语构建中同时或交替生长，并浇铸了南方民族文学的基本主题范型。“独特的民族心理特征、民族气质、少数民族人民的愿望和理想的表达，是少数民族文学民族特征的核心。”[19] 对南方民族文学来说，民族话语主要是南方民族作家独特民族身份意识外化的结果，一方面表现为他们对本民族的生存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另一方面表现为他们对本民族独特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宗教、伦理意识与价值观念的理解与把握。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代表依然是沈从文。如果说，此时北方民族文学的旗手老舍，由于社会、政治原因在创作中有意回避自己的满族身份、有意回避对满族生活的书写的话，那么，南方民族文学的旗手沈从文则表现了作为苗族作家的强烈民族意识，在作品中寄寓了对苗族历史生存命运的深切关注，展开了对苗族文化及湘西少数民族文化的着力开掘。沈从文晚年曾说：“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里替他们说话。”[20] 他的小说《我的教育》《槐花镇》《阿丽思中国游记》，与散文《清乡所见》《怀化镇》《凤凰》《苗民问题》等作品，所贯穿的正是这一思想。这些作品不仅真实地记录了本民族即苗族政治、军事上饱受近现代统治者、军阀压迫、杀戮的深重历史苦难与现实处境，控诉了汉族腐朽的封建文化对苗族民众思想、情感的严重伤害，发出了民族赤子的哀号与同情，而且提出了苗汉平等、客苗通婚等合理主张，设想了未来苗族政治解放与社会发展的蓝图。与此同时，他的《龙朱》《凤子》《神巫之爱》《豹子·媚金·和那羊》与代表作《边城》《三三》《长河》等一大批作品，则生动地诠释了包括苗族在内的湘西少数民族充满牧歌情调的民族文化，既表现了对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感，也为偏斜的现代文明与堕落的都市社会造了一面镜子。20世纪30年代中期，白族著名作家马子华推出的中篇小说《他的子民们》与散文集《滇南散记》，纳西族作家李寒谷发表的短篇小说《三月街》，以对彝族等云南边地少数民族生活的描绘与对土司制度罪恶的揭露等，丰富与拓展了南方民族文学的民族话语建构。纳西族女作家赵银棠1948年出版的散文集《玉龙旧话》通过对纳西族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较早地展示了纳西族独特的历史文化。
随着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话也在这一时期拉开了序幕。一方面，以陈独秀、鲁迅、胡适为代表的许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坚持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主要依靠西方文化的输入，改造国民性，破除传统文化对人的思想束缚，让国人树立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独立等新观念。另一方面，以吴宓、梅光迪等“学衡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则强调复兴传统文化，特别是让儒家文化在现代发扬光大，所谓“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在这一时期的南方民族文学中，以复兴传统文化精神为目的的传统话语也在“五四”启蒙以后悄然生长，而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又是沈从文。沈从文作品对传统话语的构建，主要是通过传承道家文化而得以实现的。沈从文特别推崇古代道家提倡的“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并极力将这种哲学理念生动地贯穿到自己的一系列作品中。从他的《边城》《三三》《会明》等表现人性美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对素朴自然的人生理想及伦理意识的追求，从他的《夜》《知识》等作品中，则不难看出他顺应自然、纵浪大化的生死观念或死亡哲学，而从他的《边城》《凤子》与《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等作品中，可以明显地发现他“无为而治”的政治观念。他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这些观念与思想，正是对古代道家思想的一脉相承，在文学或南方民族文学中促成了传统话语的现代复兴。文学或南方民族文学中传统话语的现代复兴表明，传统文化尽管受到了现代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强大历史冲击，但却并没有从现代历史舞台中自动退场，而是力图重现生机、焕发青春，展现自己的独特价值。
在这一时期的南方民族文学话语建构中，伴随革命浪潮的推涌，阶级话语作为继启蒙与民族话语之后新的话语悄然生长，并昭示出某种程度的创作转换。“五四”启蒙文学之后，从20年代末期到40年代，伴随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先后登上历史舞台，倡导阶级革命是这些文学潮流的核心诉求。在时代的召唤下，彝族作家李乔、李纳，白族作家马子华，纳西族作家李寒谷，壮族作家陆地、华山，侗族诗人苗延秀，土家族作家萧离，土家族诗人司马军城（牟伦扬）等许多南方民族作家，或离开边地到达上海与北京，或不远千里北上延安，投入到革命以及民族救亡的浪潮之中。在革命斗争中，他们依旧拿起手中的笔为革命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添砖加瓦。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揭露旧时代阶级压迫与社会黑暗，倡导阶级革命与阶级解放，或者进行一种阶级意识的启蒙，建构革命新政权的历史合法性，成为文学的新任务。李乔曾说：“在饥寒的煎熬中，我无意地看到了创造社、太阳社提倡的普罗文学，好像找到了我所仰慕、渴望、迷恋的爱人，便全身心地投在她的怀抱里。”[21] 他的20世纪30年代初期反映矿山生活的小说与散文，如《未完的争斗》《我的走厂》《箇旧厂》《锡是如何炼成的》等，便是他创作普罗文学的尝试。这些作品写黑心矿主对矿丁的血腥剥夺与严酷迫害，揭露了剥削制度的罪恶，发出了阶级反抗的呼声。李寒谷的20 世纪30年代中期发表的《凤凰岭》《雪山村》《诉讼》《狮子山》与《寸五娘》等短篇小说，披露了边地少数民族深重的历史苦难，控诉了旧时代官府的腐败、匪患的猖獗、兵灾的肆虐，同时描绘了受压迫民众反抗黑暗的英勇斗争。华山写于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四平街》《踏破辽河千里雪》《英雄的十月》《总溃退》《我们还要回来的》等报告文学，通过国、共两党军事斗争的直接描写，在对国民党政权历史合法性的解构中完成了对革命新政权历史进步性的确认。阶级话语在南方民族文学中的建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时期来临之前民族文学的主题范式。
在这一时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特殊历史阶段，救亡话语成为南方民族文学话语表达的特殊类型，并丰富了南方民族文学的话语体系。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救亡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时代主题，“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22] 文学的启蒙因此让位于救亡。同全国文学与北方民族文学一样，宣传救亡，激发全民抗战的热情与斗志，歌颂中华各族儿女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表现中华民族不惧强敌、誓死保家卫国的高尚品质，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南方民族文学的首要使命。李乔的散文《禹王山的争夺战》《活捉铁乌龟》与《假和平》，或描绘我军与日本侵略者交战的激烈场面，或赞美普通百姓的爱国热情，表现了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民族魂。华山的报告文学作品《向白晋线挺进》《太行山的英雄们》《窑洞阵地战》与《碉堡线上》，讴歌了中华儿女不怕牺牲、英勇抗日与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特别是通过血的惨痛教训唤起全民的民族意识，告诫国民“敌人总是敌人，不打活不成”的严酷生存哲理。他的儿童小说《鸡毛信》以及后来由此改编的同名电影，则通过讲述小英雄海娃英勇机智抗日的故事，歌颂了中华民族无论老幼不畏强敌、同仇敌忾的斗争精神，几乎家喻户晓。土家族作家萧离的散文《当敌人来时——乌镇战役中含血带泪的穿插》，控诉了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暴行，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