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话语、文学的话语属性与现代中国文学的话语变迁

（一）话语的含义与话语之间的关系

本课题研究现代南方民族文学的话语建构，而“话语”一词是本课题需要弄清的一个关键或核心词汇。根据笔者理解，“话语”的含义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指人说的话或言语，是人类表达与交流的工具或方式。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话语”就是“言语，说的话。”[3] 比如，“天真的话语”。再如，“他话语不多，可句句中听”。对“话语”来说，“话”或“言语”无疑都是它的字面意义。而这种字面意义实际上也是语言学上的意义。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把语言分为语言与言语，并把语言看作是人类约定俗成的产物。正如他指出：语言“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而言语“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4]。这样的话，“话语”实际上就是人类文化交流中遵守相互规约的语言。有学者因此这样总结说：“话语是人们之间进行思想交流的方式，又是一个社会沟通与互动的过程。”[5]

二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一个概念，偏重于指叙事的结构单位。比如托多诺夫把叙事分为两大层次，一是故事，二是话语。这里的话语，大致指整个故事相当于一个陈述句，或者是含有主语、谓语与宾语完整结构的句式。按照巴尔特的解释，托多诺夫的“话语”“包括叙事作品的时、体、式”[6]。根据托多诺夫的理解，所有叙事都是“话语”。因此，他写的一篇论文本身就叫《叙事作为话语》。[7]

三是福柯权力哲学意义的一个概念，指与权力不可分割的知识体系。谈到话语，必然无法回避福柯的话语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则是在话语与知识、权力之间的关系中展开的。正如福柯指出：“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8] 福柯用权力来解释人类生活的本质，认为人类生活实际上就是一张权力之网，无论是家庭关系还是社会关系等等都是权力的辐射与体现。而权力并非仅仅等同于暴力或武力，而恰恰与知识形成了相互依存、同生共荣的关系，知识的目的在于谋求权力，权力利用知识为其提供合法性证明，而浸透着权力关系或权力本质的知识，正是话语。或者说，话语体现出知识的权力本质。所谓真理，不过是一种权力话语而已。如有学者所说：“对于福柯来说，当权力以真理的面目出现时，其运行更加强有力。”[9] 福柯的话语内涵有些近似于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的含义，可以把话语理解为区别于武力或暴力的柔性的权力。正因为如此，博伊恩在《福柯与德里达》中指出：“福柯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将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人文科学的实质，即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就是在客观和超然的面纱背后，认识论的发展出于政治目的，总是将本身即是出自先时政治语境中的问题中立化。”[10] 话语表面上以知识或人文科学的面目出现，但其本质是权力，或者说是权力关系的体现。

在现实生活中，话语存在着多种类型，或者说按照不同的尺度来区分便可以发现不同的话语。比如，有意识形态话语与非意识形态话语；有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有主流话语与边缘话语；有主导话语与非主导话语；有男性话语与女性话语；有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有传统话语与现代话语；有国家话语与团体话语，等等。根据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不难看出，话语存在着多种类型，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对话关系或并存关系，尽管话语在社会生活中有强弱之分，但它们之间没有高低之分。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对话属性时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地理解了人类思想的对话本质、思想观念的对话本质。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看到了，也表现出来了思想生存的真正领域。思想不是生活在孤立的个人意识之中，它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就会退化以至死亡。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人的想法要成为真正的思想，即成为思想观点，必须是在同他人另一个思想的积极交往之中……恰是在不同声音、不同意识互相交往的连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同言论一样，思想也希望能被人听到，被人理解，得到其他声音从其他立场做出的回答。同言论一样，思想就其本质来说是对话性的……”[11] 巴赫金这里所说的思想的对话本质，恰恰彰显了话语或言论的多元属性与它们之间的对话属性。话语之间的对话关系，正是思想或人类生活的本质。相反，一元独白才意味着思想的枯萎或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