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诗歌艺术及地位

20世纪中叶编就的几种文学史中，查慎行所占篇幅虽不能与王士禛、袁枚等诗坛大家同日而语，但亦是清诗研究中不可逾越的一环。在几种清诗选本中，他所占比例越来越重。钱仲联的《清诗三百首》（岳麓书社1985年版）中选查慎行3首，仅次于王士禛5首。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清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则选34首，甚至超过了王士禛的26首，位列该书选篇之冠，该书《前言》中更将查慎行与王士禛并称，共举为康雍诗坛的第一流诗人。

关于查慎行的诗史地位，较有代表的说法莫过于周劭的“旧体诗的殿军”一说。周劭提出：“不论是乾、嘉的袁（枚）、蒋（士铨）、赵（翼），道、咸的龚（自珍）、魏（源），以迄盛极一时的同、光诗人，以诗论诗，都无能超轶《敬业堂诗》的范畴和成就。即使同、光末季，如黄遵宪、丘逢甲辈举起革命诗派的旗帜，究竟也无补于旧体诗的必然衰亡。二千多年诗学正统，只好禅让给五四时代的新诗了，所以，说敬业堂诗是旧体诗的殿军，要亦无不可。”[26]此观点可谓继赵翼之后，对查慎行诗史地位的极高评价，此外如徐世峥《旧体诗的末代大家》（《杭州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9月）、洪永铿《查慎行和他的〈敬业堂诗集〉》（《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都从诗歌创作方面指出查慎行的重要地位。

查慎行诗歌的艺术风格是研究热点。自清代起至20世纪50年代，对其诗歌艺术和渊源的评述很多，但大都未超出《四库全书总目》的苑囿。随着清诗研究的逐步升温，查慎行研究终于打破尘封，逐步受到学界的关注。颇具代表性的如严迪昌的《查慎行论》一文，对历来少有人提出异议的《四库全书总目》的论断进行了详尽辨析。《提要》引王士禛的《序》语：“称黄宗羲比其诗于陆游，士禛则谓奇创之才慎行逊游，绵至之思游逊慎行。”[27]这一说法均被后世论者皆沿用，以品定查慎行诗。严迪昌提出“比其诗于陆游”，并非黄宗羲，而是黄宗炎。四库馆臣随意更变辞意，从而据以断言初白才力薄弱，实是无根之谈。[28]该文在旧有的材料上得出新的观点，打破了长期以来陈陈相因的旧论，后收入严迪昌《清诗史》中。

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则进一步提出：“查慎行诗的宋诗味较淡……他走的是一条折中调和之路，不是折中唐宋，而是把宋诗大范畴中的奇涩劲健与平易晓畅调和起来，从而形成了他那清真稳惬的艺术风格。”[29]在诗歌创作渊源上，查慎行对唐之杜、韩、白诸大家皆有所得。这是对其诗歌艺术研究的重要突破。之后产生了一批卓有新见的论文，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形成了查慎行诗歌艺术风格研究的一个高峰。孙京荣的《论查慎行诗歌的艺术特色》[30]系统地总结了查诗的艺术特色，其中对“意境阔朗，气势豪壮，想象丰富，格调劲健”诸多风貌的品评，为近年来对查慎行诗歌艺术较全面的论述。王英志的《查慎行山水诗》，孙京荣的《论查慎行的纪游诗》[31]、《查慎行酬唱诗初论》[32]、《论查慎行的咏怀诗》[33]，赖燕波的《论查慎行的行旅诗》，这些论文从题材内容入手，探讨查慎行诗歌的风格，着力于改变以往对查慎行诗风单一性的评价。此外，张金明的《论查慎行的白描诗学观及其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34]和《平淡诗风：清初极富宋诗色彩的美学范畴——基于理论诉求与创作实践有机统一的清初诗人查慎行为范》则对查慎行艺术风格的某一特色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了查慎行“白描”、“平淡”的创作风格。

还有论文尝试用比较的方式展开，如杨燕《朱查诗歌比较论》一文将清初浙西诗坛最负盛名的两大家——朱彝尊和查慎行进行比较，认为二人在诗体选择、表现方式、诗学宗派上均体现出了较大的差异。[35]林乐的硕士论文《赵执信与查慎行诗歌比较研究》[36]对查慎行与赵执信的生平经历、诗学思想以及诗歌创作进行比较，得出二人在思想性格、人生选择和诗歌创作等方面的差异。

2008年于海鹰的博士论文《查慎行诗歌研究》[37]，在继承了前人的基础上，对查慎行诗歌的深化、细化达到了一定程度。该文重点对查慎行的诗歌艺术、思想内容进行系统解读。同时对查慎行诗史地位予以评定，同时分析了查慎行对格调派、性灵派、肌理派的影响，但部分说法并未深入。如作者提到查慎行对袁枚的影响主要是，“卜筮之言是无稽之谈”，以及写诗“不吝赞扬女子”；对翁方纲的影响在于诗歌“重考据”的特点，立论依据有待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