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纪初，西方的反讽艺术逐渐为国人所认知，而反讽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传统的讽刺几乎成为与之形影相随的名词。《说文解字》中，“刺，直伪也”，可见，“刺”本身就含有揭露之意。讽刺作为一种文学的表现手法，在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已极为常见，《伐檀》《硕鼠》等名篇以鲜明的态度讽刺当局统治者，其直露的主题开了讽刺文学的先河。之后从汉魏六朝志人、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到明清讽刺小说的登台，讽刺逐渐成为中国文学中常见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手法。在小说领域，最早提出讽刺小说这一概念的是鲁迅，鲁迅早在1923年初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于清朝的讽刺小说就有专章论述。开篇第一段这样写道：“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然此类小说，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于‘打诨’。若较胜之作，描写时亦刻深，讥刺之切，或逾锋刃，而《西游补》之外，每似集中于一人或一家，则又疑私怀怨毒，乃逞恶言，非于世事有不平，因抽毫而抨击矣。其近于呵斥全群者，则有《钟馗捉鬼传》十回，疑尚是明人作，取诸色人，比之群鬼，一一抉剔，发其隐情，然词意浅露，已同谩骂，所谓‘婉曲’，实非所知。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1]在这段关于讽刺小说的论述中，尽管鲁迅认为只有《儒林外史》称得上是讽刺之书，然而，通过鲁迅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讽刺小说风格其实可分为两类，即辛辣和温婉，辛辣如锋刃而温婉似太极。而在西方文学中，最早的讽刺作品见于希腊罗马古典文学中，古罗马的贺拉斯和尤维纳利斯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两位，他们分别以温和、文雅的劝说和尖刻、辛辣的讥讽，形成了所谓的贺拉斯派和尤维纳利斯派。不难看出，中西方在讽刺文学的基本类型和艺术形式上有诸多相通之处。

而在西方，讽刺和反讽是两个概念较为明确的文学术语。讽刺“用来使某一主体显得荒谬可笑，引起读者对这一主体产生乐趣、鄙夷、愤慨或蔑视的态度，并以此来贬低这一主体”[2]，而反讽尽管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但“言在此而意在彼”、“为了达到特殊的修辞或艺术效果而掩盖或隐藏话语的真实含义”[3]的核心内涵却始终未曾改变。因此，在西方文学中，讽刺与反讽尽管都有对对象或客体质疑、否定甚至批判之意，但两者的界限是相对清晰的，即讽刺是通过语言引发读者对于某些言行的态度或思考，而反讽是在语境的压力下形成矛盾甚至悖反，从而引发读者对于主体性的某种思考。因此，就这个角度而言，反讽和讽刺相比，最明显的区别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修辞是讽刺的出发点，亦是讽刺语言追求的目标，而反讽是起步于修辞，目标则是指向主体的思考；二是讽刺主体是积极的，其对于客体的否定态度较为清晰，而反讽主体却是消极自由的，它的绝对否定使它无法找到可以永久依靠的支点。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讽刺和反讽是一对有着较为明确界线却又在对客体的否定中存在一定交叉的概念，因此，反讽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与讽刺产生了交织甚至混淆。

反讽（Irony）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逐渐为包括陈望道、鲁迅、冯至、袁可嘉、钱锺书等文人学者所认知，在中西文化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他们最早接触并直接感知西方反讽的概念或形式，他们对于西方反讽的了解，也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的修辞研究、小说和诗歌创作有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新质。然而，他们也确实没法在中国既有的语言词汇中寻找到与反讽相对应的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反讽在中国文化界的传播与接受。

同时，在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在内的中国本土的哲学体系中，儒家思想是其中影响最大也是最久远的。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开了春秋战国时代讲学游说之风，他的“行为与希腊之‘智者’相仿佛”，他的“行为及其在中国历史之影响与苏格拉底之行为及其在西洋历史上之影响相仿佛”[4]。冯友兰把孔子与苏格拉底做比较，凸显了孔子作为儒家哲学思想创始人在中国的影响。然而，孔子与苏格拉底在哲学思考上的立足点的差异性还是十分明显的。孔子儒家哲学的思考点和立足点在政治，从为政者到个人修养自上而下的思考中，形成其以“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为核心的哲学体系。而苏格拉底哲学的思考点和立足点在个人，其从个人主体至城邦自下而上的哲思中，形成“自知”“毋过”即自知自己无知才能行为毋过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因此，孔子政治意义上的思考与苏格拉底个人立场上的反思，决定了儒家思想与苏格拉底思想有了最为本质的区别。而儒家文化中倡导的中庸之道，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以批判见长的反讽没有足够的展示其魅力的文化空间。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在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社会，并没有为反讽提供足够肥沃的土壤。在中国古代，可以说只有在个体意识勃发的魏晋时代才有了反讽存在的空间，以嵇康、阮籍等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他们以表面的荒诞不经击败司马政权自欺欺人的所谓礼仪，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古希腊中的佯装无知者无限接近，从而直达反讽意义的最本源内涵。

直到近代，一方面人的主体意识被逐渐唤醒，另一方面，中国先觉的知识分子加强了对西方的学习，他们在对西方文化直接或是间接的吸收中，逐渐感知到反讽的魅力所在，在“讽刺”（朱光潜、袁可嘉、钱锺书等）、“讥诮”（方重）、“暗嘲”（冯至）、“嘲弄”（钱锺书）、“反语”（张隆溪）等词汇的对接中，反讽的核心意义也被逐渐显现，反讽和讽刺的差异性也被逐渐认知。于是，在现代小说中，出现了以《阿Q正传》《围城》等为代表的反讽力作，中国现代小说有了新的质素。

而后中国大地上的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大部分文人学者把焦点集中在了救亡图存的国家层面，这也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对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文化界，宏大叙事的价值与作用被强化，在文学创作领域，颂歌、赞歌以及对政权获得的艰辛与伟大的叙事中，作为模式化个体的英雄形象在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中被强化。十年“文化大革命”是对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代表的个体的摧残，它让文化界进入了集体失语的状态，直到拨乱反正的开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纠正错误，改变当时国内混乱局面的“拨乱反正”，在纠政策方向之错的同时，也极大地强化了国人的否定意识，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界否定与反思之潮。就文学层面而言，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的深入，是文学由对社会的批判逐渐转向主体性反思的过程，显现出来的对历史和对极左权力话语的质疑与否定和西方否定性、颠覆性的反讽思维相吻合。与此同时，西方的文学理论和哲学思想被大量翻译与引入，而西方的反讽理论历经了西方价值观念和象征体系的崩塌后，反讽的着力点从人的主体性的建设开始向人的主体性的破裂转移，以此表达对生命存在的关切。可以说，中国的先锋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西方后现代语境下对总体性和一元性的消解为共同的价值取向，以对历经“文化大革命”的破裂的主体性反思为切入点，通过语言的模糊性、暧昧性和多元性显示作家们对主体性的坚守，形式的突破成为其对主体性坚守的形式与内容。而到了90年代，80年代的精英文化逐渐被大众文化所取代，人的主体性刚从社会政治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又再次遭遇到大众文化、消费意识形态等的围攻，换句话说，在文学领域，80年代并未完成的关于人的主体性的启蒙叙述，和90年代由大众文化引发的欲望叙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相互消散、互相解构的反讽场域，众声喧哗的90年代给中国作家反讽作品的创作再一次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成了一个巨大的反讽场域，当代小说中的反讽质素显得越来越丰富，反讽的特征和反讽的魅力也渐渐呈现。

因此，一方面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中，西方反讽理论和反讽作品以其经久不衰的魅力吸引了中国当代的文人学者；另一方面，20世纪的中国社会俨然成了一个巨大的反讽场域，主体性在被启蒙、被压抑、被摧毁、被激发的多重复杂境遇中陷入矛盾和挣扎。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始，20世纪的中国现代小说，反讽无论是作为一种艺术形态，抑或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正逐渐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阈，并慢慢形成一种习惯。特别是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当代文学，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反讽已成为当代文学中一个显性存在。

反讽与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5]以来的当代小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学术界对此的研究也在逐步推进，当前，从宏观角度而言，学术界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小说反讽展开分析，一是中国当代小说反讽叙事的理论探讨，如陈振华的专著《小说反讽叙事——基于中国新时期的研究》，他对中国当代小说特别是新时期小说反讽叙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该著作中，陈振华从修辞论反讽、叙事论反讽和存在论反讽三个维度展开对于当代小说反讽叙事形态的论述，特别是其存在论反讽的提出，把中国当代小说置于现代的反讽视境之中进行阐释和解读，较好地展现出多元的文本世界。二是对新时期小说反讽艺术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如王际兵的博士学位论文《悖谬与救赎——中国新时期小说反讽艺术的理论探讨》中，作者对当代小说的反讽语言、反讽叙事和反讽思维进行分析，认为反讽意识是新时期小说探索艺术道路的内在动力之一，反讽一方面使新时期小说形成了复调化的叙事模式，另一方面反讽亦是当代作家不断深化精神追问的途径。三是从西方反讽诗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的角度，展开反讽诗学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研究，如龚敏律的专著《西方反讽诗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将中国近百年小说创作中的反讽现象进行分类概括，对比分析近百年中国小说的反讽与西方小说反讽的差异性，从而透视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心理习惯同西方反讽思维的差异性。无论是新时期小说反讽叙事、新时期小说反讽艺术，还是西方反讽诗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中国文学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当代小说显然呈现出了独特的反讽魅力。

那么，1978年以来，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作家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呈现出了何种反讽特征？其反讽特征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中又有何独特的价值？他们又是从何种角度丰富中国当代小说的反讽艺术？中国当代小说反讽在西方反讽诗学的影响下又呈现何种新质？正是基于对以上问题的集中思考，形成了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框架。

本书第一章首先从反讽概念的衍变入手，探讨反讽理论的构建过程，并对西方反讽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现代文学特别是鲁迅、老舍、钱锺书以及张爱玲小说中体现出来的反讽思想的分析，确认反讽作为沟通中西方文艺理论与思想桥梁的价值。第二章则立足1978年以来的小说，通过对于西方反讽理论的阐述的梳理和当代小说反讽批评实践的概括，旨在从宏观上分析1978年以来中国当代小说的反讽特征。第三章开始到第七章，以王蒙、王朔、王小波、刘震云和阎连科等不同时期的作家作品为个案研究，力图展现1978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反讽的独特性，即在启蒙与颠覆互相渗透互相消解中，形成话语系统多元共生的反讽特征，这是中国当代小说反讽异质性较为集中的体现。而从王蒙到阎连科的五位作家，分别从内部（王蒙）到外部（王朔、王小波），从宏大历史（刘震云）到民间（阎连科）完成了对革命政治话语的解构，从而形成当代作家对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质疑中守护、快意中颠覆、戏谑中对理想的执着、历史迷雾中的体悟以及锋芒中带着温情五种代表性的反讽形态和反讽情感。第八章则以米兰·昆德拉和马尔克斯这两位西方的反讽小说大家为着力点，梳理中国当代作家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过程中，对于外国文学的接受与借鉴，着力分析中国当代作家在小说反讽手法的运用中，如何接受借鉴外国文学中的反讽手法并融会贯通。在结语部分，对1978年以来小说的反讽艺术对中国当代小说的贡献进行了概括，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当代小说反讽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总而言之，本书通过对1978年以来中国当代作家及其作品的分析，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反讽在其特定历史阶段的呈现形态，分析反讽给中国小说带来的异质性，研究反讽对于1978年以来中国当代小说的意义与价值，努力构建中国当代小说反讽较为系统的文本分析体系。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

[2][美]M.H.艾布拉姆斯、杰弗里·高尔特·哈珀姆：《文学术语词典》（中英对照），吴松江等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版），第707页。

[3][美]M.H.艾布拉姆斯、杰弗里·高尔特·哈珀姆：《文学术语词典》（中英对照），吴松江等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版），第369页。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神州国光社刊1934年版，第69页。

[5]新时期在当代文学中是一个时间标识，专指1976年以后的历史时期，但没有一个明确的终结时间点。南帆在《“新时期文学”：美学意识、抒情与反讽》（《文艺争鸣》2018年第12期）中以“抒情修辞”和“反讽修辞”概括新时期文学的美学意识，这种从内在意蕴界定的时期文学角度，也值得引起关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