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对象、方法及意义
（一）研究对象
评点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手段之一，批评文字与文本夹杂在一起，旨在为读者点出精彩之处，并示以文章规范。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明清小说评点，因其理论含量有别，故主要集中于评论部分，而基本不涉及圈点。
评点包括“评”和“点”两端。“评”即评论，这种批评形式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左传》记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观周乐，从《周南》评论到《颂》，若一一移于《诗经》诸国风、雅、颂之首，即成评点。《论语》中记载有不少孔子对《诗经》的评论，《毛诗》有大序、有小序，对一书或一诗的“大旨”予以说明，王逸的《楚辞章句》亦是篇篇有序。当然，这些评论未免还有些大而化之，然魏晋以降，开始出现了专门的论文之作，时人不仅以专文发表对文学的意见，而且在书信、序跋和言谈中也往往涉及文学评论。至宋代而诗话兴起，评论之作，连篇累牍，评点之“评”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点”即标点，“标点”一词，起于南宋。《宋史·儒林八·何基传》云：“凡读书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1]宋人读书，多用朱、墨笔，在文字关键之处或圈、或点、或抹，可以起到引发读者注意的作用。这里有点有抹，其实已经是一种评点了，因为它带有批评性和欣赏性。其后文学评点用不同色笔进行圈点，与其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道：“刘辰翁，字会孟，一生评点之书甚多。同时方虚谷回，亦好评点唐宋人说部诗集。坊估刻以射利，士林靡然向风。”[2]刘辰翁与方回同为宋元之际人，方回为江西诗派的殿军，以选评《瀛奎律髓》著称，但其所评“说部”已不得见，而刘辰翁对《世说新语》的评点则可称为小说评点的滥觞之作。
明清时期是小说评点的兴盛和繁荣时期，谭帆在《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中将明清时期的小说评点分为四个阶段：
明万历年间，这是小说评点的萌生阶段；明末清初，这是小说评点最为繁盛的阶段；清中叶以后，小说评点之“热”有所降温，然仍平稳发展；晚清为小说评点之余波，在评点内涵上则呈“转型”之态势。[3]
这一时期，涌现出李贽、叶昼、金圣叹、毛宗岗、脂砚斋等评点大家，他们以其精彩的评论，构建起一个独具特色的小说评点理论的话语体系。
关于小说评点的形态，叶朗说：
小说评点的体例一般是这样：开头有个《序》。序之后有《读法》，带点总纲性质，有那么几条，十几条，甚至一百多条。然后在每一回的回前或回后有总评，就整个这一回抓住几个问题来加以议论。在每一回当中，又有眉批、夹批或旁批，对小说的具体描写进行分析和评论。此外，评点者还在一些他认为最重要或最精彩的句子旁边加上圈点，以便引起读者的注意。[4]
但这只是小说评点的一种完备形态，大多数小说评点本并不具有如此完备的形式。但无论形式是否完备，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小说评点彰显了小说本身的审美价值，评点者甚至直接把自己的审美感受记录其中，而且这些审美感受是建立在对小说艺术的理性分析和阐释基础上的。这正是本书讨论的重点问题。
（二）研究方法
在笔者看来，明清小说评点的贡献在于其揭示出小说阅读的审美价值。评点者体尝着小说阅读的审美快乐，在他们眼中，小说不是一种静态的文本，小说字里行间时时处处激荡着读者的想象力，让读者游戏于文字之间。反过来，评点者的文字本身也改变了小说的原始文本，并与原始文本一起构成了崭新的话语，摆在后来读者面前；他们身处评点者与小说文本的交流过程中，这是小说阅读的一道独特景观。在此，接受美学可以成为研究明清小说评点的有效借鉴方法，依靠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概括和建构评点中的阅读美学，也就是对阅读活动中的审美经验进行描述和分析，探讨其生成机制、特点等的美学理论。
接受美学主要存在两种理论倾向：一种以姚斯（Hans Robert Jauss）为代表，即从研究文学史入手，注意文学接受的集体性及其社会背景；另一种则以伊瑟尔（Wolfgang Iser）为代表，专注于具体阅读活动的研究。从原则上说，接受美学强调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的客体，而是表现为一种“事件”。首先，一部作品总是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这个时代又以某种特定的文学观念来规定文学作品的样式。作者在试图用新的作品来表达其特有观念的同时，读者也期待作品带给他们应有的体验，文学史便是新的作品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之间的矛盾与平衡的综合过程。其次，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并不只是由作者赋予的，作品本身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未定的，读者在增补、丰富和创造作品的意义，因此，作品不是一个凝固的客体，而是允许读者进入其间的自由空间。从读者这方面来说，虽然任何一个读者都想领会作者的原意，但事实上由于先在的“期待视野”的影响，故没有任何两个读者的阅读是相同的；这当然不是说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阅读或创作作品，在伊瑟尔看来，“文学作品有两极：可将它们称为艺术的和审美的；艺术的一极是作者的本文，审美的一极则是由读者完成的实现”,“作品本身既不等于本文，也不同于本文的诗学，它必须被确定为两者之间的中途点上”。[5]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些客观的构架和图景，但也留有许多的“空白”和“空缺”，它们需要读者去填充，也允许读者站在游移不定的视角上多侧面地组织和创造他眼中的审美对象。审美的阅读应该是也必然是创造性的阅读。
明清小说评点家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评点只是还原作者本意，或是被动地接受作品的印象，而是与小说文本同等重要的创造。他们将小说文本不断解析，又重新组织，总结出小说的一些结构特征，然后再将这些结构中的某些要素——如情节构造、叙述节奏、叙述视角、人物关系等——作为不同的视点从多个层面来寻找构造多种读法的可能性，并且指出这些读法所带来的不同审美效果。他们所要还原的作者本意也多半是一种“完形”行为，也就是从某种期待视野出发来构造小说文本的统一性，同时也是借此来表达自身的思想，与文本和其他读者展开交流。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接受美学并不提供固定的阅读模式或套路，不会给我们提供分析小说文本和评点的模板，所以本书采用接受美学实质上是赞同其理念，指出评点家的创造性批评，阐释他们对阅读审美经验的描述。实际上，评点家们在分析小说文本时，主要采用的是“细读”方法，不仅要对人物性格和情节构造进行细致的解析和论证，更要对包括人物对话、外貌描写、环境描写在内的叙述话语进行解读，阐明其内在的艺术手法以及引发的审美效果，而这种方法更接近于英美新批评。但是，新批评主要针对的是诗歌，注重从语言分析入手揭示诗歌语言的丰富多义。比如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提出，诗歌由“构架”和“肌质”两个层面构成，构架是诗歌的意义线索，可用散文语言加以转述，而肌质则是非逻辑的，无法用散文语言转述，但它们却能让人感受到细腻的情感和丰富的内蕴。此外，也有批评家提出“含混”、“反讽”、“张力”等概念来表示诗歌语言的独特性。虽然小说本身多用散文语言，但评点家们着意要发现的是其背后的情感内涵，所以他们与新批评派一样关注语言问题。然而，新批评派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前设是维护“文学本体”，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封闭而自足的客体，在这一点上，明清时期的评点家们与新批评派判然有别；的确，他们肯定小说有着独立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但他们绝不会将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作者的思想情感割裂开来，而是将其看作观察和思考现实生活的一种有力途径。所以，借鉴新批评派的某些观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评点家们解读小说文本的一些局部方法，但这些观点难以涵盖小说评点的全部内涵。
此外，作为叙事作品的小说，明清小说评点所提出的许多概念，如“结构”、“机关”、“草蛇灰线法”、“从某人眼中看出”，都可以在结构主义叙事学那里找到对应物；叙事学把叙述的种种要素汇聚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而评点家们则没有这样明确的理论意识。但是，叙事学与新批评一样强调文学文本的自足性，虽然理论家们认为作品的这些表层结构实际上表征了一个时代或文化群体深层的思维模式或文化结构，但却并不主张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能动作用。因此，明清小说评点同样超出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研究范围。
鉴于明清小说评点与这些批评流派的关联和差异，本书认为，如果可以把小说评点归纳为一种理论形态的话，我们不妨称之为“阅读美学”。评点家没有把小说文本看作是一个自足的世界，小说需要能动的阅读，理想的阅读应该掌握小说的文法，从反省和推敲当中获得具有某种理性意味的快乐，这种快乐超越了个人偏见，因而是一种审美的快乐。同时，经过审美阅读的小说可以进一步发挥社会作用，净化读者的情感，提升其道德境界。阅读美学与接受美学有着相近的原则，但仍有一些差异，主要表现在：
第一，文本观念的不同。接受美学强调文本的未定性，认为文本不是一种自足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多层面的未完成的图式结构，其存在本身不能产生独立的意义。但是，阅读美学认为文学文本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人们对作品的阅读和审美必须以文本为前提和起点，文本可以通过一系列形式技巧对读者的阅读活动产生主动的影响。
第二，理论旨趣的不同。接受美学以现象学和解释学为其理论基础，具有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未能对阅读的社会意义展开进一步的探讨。而阅读美学则强调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的连续性，重视文本与社会生活的关联，表现出一种世俗化和实用性的理论诉求。
本书研究明清小说评点中的阅读美学理论，其重点在于探讨阅读过程中的读者审美经验问题。基本思路是以“阅读快感”这一阅读审美经验的核心概念为切入点：首先，从小说评点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出发，分析明清小说评点重视审美经验的成因；其次，从阅读主体的角度剖析阅读过程中审美经验的生成机制；再次，从文本的角度探讨小说文本与读者审美经验的互动关系；最后，指出明清小说评点的理论诉求是实现对审美经验的超越，发挥小说的社会功用。
本书旨在研究小说评点中的阅读美学思想，其理论预设即小说评点从审美角度而言，乃是一种阅读美学理论。而作出这样的理论判断，其原因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阅读的自觉是小说评点的理论起点。没有对文本的细读，就没有小说评点的产生，对小说评点的理解和把握，必须结合对其所评文本的阅读。明清小说评点家表现出强烈的阅读自觉意识，他们的评点行为，是一种自身主动能动的选择。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将阅读活动作为观察和省视的对象，并总结出一系列相关的阅读法则和规律。若无这种明确的阅读自觉意识，小说评点的理论价值将大打折扣。
其次，阅读审美经验是小说评点关注的重心。明清小说作为当时的通俗文学范本，阅读小说与阅读传统经史著作不同，求“乐”的阅读欲望使小说的阅读活动从本质上更接近于一种审美活动。明清小说评点家敏锐地抓住这一核心问题，在评点过程中分析了读者审美经验的生成机制，并完成了对小说艺术理论的探讨和理想阅读范式的构建。
再次，阅读审美经验是小说评点的理论标尺。小说评点对一部小说艺术优劣的评价，是否能有效地激发读者的审美经验，是其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唯此，小说的社会功能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和实现。在此基础上，小说评点为通俗小说从本体论和价值论的双重角度，确立了其身份的合法性。
最后，阅读的导引是小说评点的理论目标。小说评点的目的就是要对其他读者的阅读活动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通过这种引导，读者不仅在具体阅读过程中的审美体验得以增强，而且掌握阅读的方法和原则也有助于其今后的阅读活动。
（三）研究意义
首先，从阅读美学的角度研究明清小说评点有利于把握和评价明清小说评点的美学内涵和价值。阅读维度乃明清小说评点的基本维度，明清小说评点所取得的理论成就正是建立在文本的细读基础之上。在对文本的阅读过程中，明清小说评点家以阅读审美经验为核心，探讨了小说作为一种新兴文体，是如何通过其自身的艺术特性，与读者的审美经验形成积极有效的互动作用。在此基础上，明清小说评点建构了以小说叙述和人物形象理论为主体的小说艺术论，为小说文体地位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理论形态上来看，明清小说理论没有出现像《文心雕龙》这样“笼罩群言”、“体大而虑周”的巨著，其思想散见于明清小说的序跋、评点之中。这种理论形态的形成固然带有一种发展初期的粗糙印记，但它与具体文本的紧密结合以及二者生发出的理论张力，也使它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一种理论的表述形态在某种程度上会对其理论内涵产生影响，明清小说评点家并不以建立独立自足的文学本体论为其理论旨归，他们更关注的是理论与读者的直接对话以及理论对读者阅读实践和生活实践的指导作用。
其次，从阅读美学的角度研究明清小说评点有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明清时期的大众审美意识。与其他文体相比，小说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巴尔扎克的小说曾被称为“十九世纪法国的社会风俗史”，恩格斯甚至认为巴尔扎克的小说所提供给我们的社会讯息，远比同时代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著作更为丰富和全面。要想深入、准确地把握明清时期社会的审美意识、审美心理，明清小说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和窗口。明清小说评点家在进行小说评点时，始终关注读者的阅读审美经验，而通过对读者阅读审美经验的分析，也可以使我们对当时社会大众的审美意识有所认识和了解。钱锺书说：
我们阅读当时人们所信奉的理论，看他们对具体作品的褒贬好恶，树立什么标准，提出什么要求，就容易了解周遭的风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好比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6]
在明清文坛上独领风骚的小说，与当时的民众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具有极强的社会影响力。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从小说评点入手，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了解和把握明清时期社会大众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
最后，从阅读美学的角度研究明清小说评点对当代语境下的文学和美学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明清时期是中国古典社会的尾声，也是现代社会的前夜。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已经非常发达，特别是在江南一带的富庶地区，商品经济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明清小说评点以通俗小说为主要对象，便自然地染上了通俗小说“文学商品化”的色素，小说评点也便具有了浓重的商业气息。[7]评点家所面对的文本，既不是孔子、朱熹等先贤的经学典籍，也不是文坛领袖的锦绣华篇，而是由当时普通文人整理、加工和创作的通俗小说。他所要导引的读者，既不是为举业而穷经皓首的学子，也不是文采风流的名士，而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追求娱乐和消遣性的社会普通读者。这种立场也影响了明清小说评点家的理论取向。他们看到了普通读者重娱乐、重消遣的阅读倾向，故而对小说当中能够引发读者阅读快感的因素，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但明清小说评点家也极为重视小说的社会功能，其最终理论诉求也是要实现对审美经验的超越，建立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关联。当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与明清时期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社会走向，“娱乐至死”的理论呐喊，历史的故事，在今天的舞台上得以某种程度的重演。面对这种局势，当代的文学和艺术批评如何作为？明清小说评点对阅读审美经验的探讨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感性与理性、审美与道德、审美与意识形态的思考，对于我们当代的学术研究，仍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