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秦州反正始末

黄钺是湖南人，同盟会会员，受黄兴的指示来甘肃进行革命工作，他的父亲与长庚有交情，他利用这层关系到了兰州，长庚准许他成立六营队伍，但实际只有一营是新成立的，其他五营是拨崔正午部的，崔正午不受黄钺的指挥，有名无实。黄钺知兰州无可为，遂伪称秦州是陇南重镇，请前往以阻陕西的革命军，长庚准许，遂于辛亥年农历十一月带队前来秦州，但长庚拨给他的枪支，皆窳败，饷银又少，黄钺有毅力，不计其他。黄钺的营长张晚松是湖南人，有志革命，到秦州后，于壬子年（1912）农历正月二十三日宣布秦州独立，组织了军政府，发表檄文，指责升允、彭英甲破坏共和“匿诏令而不宣，恣其凶焰，以与我陕西民军相持不下，压迫我舆论，阻挠我民政，牺牲我膏血，惨戮我行旅”。而秦州独立“脱水火斯民之厄，竟共和一篑之功，义旗所指，秋毫无犯。凡我汉回蒙满士农工商人等，务各安本业，无相惊扰。并先行拟就约法五章，俾天下晓然，如见其怔。自此宣布之后，其各懔遵”[23]。以黄钺为正都督，向燊为副都督，卢士琪为顾问官，丁广照为一等秘书官，蔡寿祺为二等秘书官，以上各员都为湖南籍。在总务处中任职的各员，正、副总务长分别由秦州籍的张世英、哈铸担任，甘肃籍任职的还有花廷黻、任凤翮、赵钟琳、张廷燎，来自湖南籍的有黄荣选、向高标、张桓，其他省的有张庭武、汪青、蔡镇西、毕文硕。军政司正、副司长由李宗纲、黎兆枚担任，二人均为湖南籍，军政司厅长由甘肃静宁的受庆龙担任。财政厅正司长由湖南籍的黄嗣担任，副司长由秦州的萧汝玉担任。民政厅正、副司长由董皓民、贾缵绪担任，民政厅厅长由张绍蕃担任，三人都是甘肃秦州籍。教育厅正司长由湖南籍的陈贞瑞担任，教育厅厅长由甘肃秦州籍的周希武担任。司法厅正、副司长由周昆、阮绍琛担任，司法厅厅长由章德焜担任，三人都是湖南籍。交通司正、副司长由寇献琛、谭其茳担任，交通司厅长由魏国英担任。在总司令部中总参谋官鲁秉周，一等参谋官罗瑞麒，二等参谋官向铭勋、刘德馨、江楚柟、汤振安、黄锡斌，皆为湖南籍，二等参谋官梁国栋为甘肃籍。东路宣慰使花湛露为甘肃籍，总军需官黎瑞芬为湖南籍，一等书记官杨楚材为江苏籍，二等书记官由湖南籍的张秉赤、潘丙炎担任。镇司令部正、副招讨使由刘文厚、程傅霖担任，一等参谋官魏鸿发甘肃籍，二等参谋官向梁、严少春为湖南籍，三等参谋官张文华为四川籍，陈国春为湖南籍，中军官郭俊杰为陕西籍，正军需官李毓华，正执法官张兴勃为湖南籍，一等书记官杨儒汉为甘肃籍。[24]在甘肃临时军政府中都督府以及司法司各员皆为湖南籍，总司令部各员中湖南籍为主，秦州本地人士主要在总务处、民政厅等部门任职。

甘肃临时军政府公布其法约“以维护共和救济人民为宗旨”，暂设于秦州，一切命令由本军都督颁布，在地方自治方面也有诸多规定：“占领地所辖各州县文武各官长如有不洽舆情者，即由自治局禀请本军政府撤换。各州县文武长官所受满清印信，均应缴消，暂以自治局关防行之。各地方自治局应编民团以资自卫。各州县及标营所有存储舱枪械，必须呈报本军政府备查。各地方应征租税，由自治局局员征收，解交本军政府，俾充军需。地方官不得干涉。地方官所需行政经费及标营粮饷，亦由自治局发给。惟须每月造具收支比较表，呈报本军政府备查。人民狱讼仍暂由地方官经理。凡在战地之民团，亦应由招讨使调遣，但随助战不在此限。”[25]

在秦州宣布独立后，黄钺先后致电各方争取舆论支持，他表明秦州举事本在甘肃未认共和之前，“在兰州官绅虽承认共和，尚无正式公文通告，国号年号概未改革。长庚、升允尚拥重兵未离兰州、平凉，驻防宁夏，凉州将军都统未离职守，各旗兵未缴军械，恐连合回番有梗大局”。甘肃种种情形，毫无共和气象。[26]

4月26日，以张世英、哈铸、董皋民为代表致电，阐明“赵惟熙、彭英甲与甘民结怨甚深，人地不宜。秦州黄公遵令解决，请委任俞明震为都督，以靖甘乱”[27]。秦州绅商学军界代表董戒、董之桢、马秉彝等致电袁世凯，首先表明“黄道钺在秦州反正。因其时甘军尚攻凤翔，未闻兰州承认共和”。其次，“迨二月朔，兰州宣布共和，照会兰秦绅士，要约八条转商赵都督电中央政府，尾开奉到覆电决行之日，作为秦州临时军政府取消之日。此照会未到兰，而赵即将大总统铣电寄到。中有黄道举兵西向之语，与黄道事实不符。欲黄报告实情再行取消，乃赵始则称调兵围守，继则称黄为匪为逆，黄益不安”。再次，黄钺反正后，“未伤一民，未出一卒，所行政策，一遵大总统命令。秦州粮税、讼狱书差诸弊，悉为清厘，绅民感之”。反观赵惟熙“奉行共和，一事未举，黄热心公益，反遭匪名，公道何在？”从多个方面为黄钺辩驳。

除了向北京及南京方面申诉之外，秦州的地方人士还向上海甘肃旅沪同乡会等社会团体表明立场，以董戒、董之桢、马秉彝等为代表，表示赵惟熙“前任巡警道时，藉公苛派，民怨甚深”。彭英甲“任兰州道数年，糜库款三百余万”。主张以前署藩司官俞明震为兰州都督。[28]

秦州地方人士张世英，在临时军政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于清宣统元年（1909）即在秦州筹办地方自治。他拟定自治纲领概述如下：（1）成立区社村甲机构，城内设自治局州议会，各街分设村公所，村以下有甲长，乡设区公所，区以下有社长，社以下有村长，村以下有甲长，各掌各事，不相侵凌。（2）教育方面先成立教育会，采取会议制，以发展教育。（3）设经征处，管理钱粮赋税，由地方人经管。（4）设崇俭会，丧葬婚嫁之事，俱要节约，汰除往日奢侈浪费之风。（5）设立夜校，责成区、社、村、甲各长对贫寒儿童以及成年失学的男女一律入学，扫除文盲。（6）组织息讼会，凡口角，打架、婚姻、田地等纠纷，各就所在息讼会调解，如遇触犯法纪事件，具文呈报政府审理。[29]辛亥革命发生后九月初一日陕西军起，十二日秦州始得确耗，次日张世英自往东乡，资令周子扬往南乡，杨德臣往北乡，胡恕轩往西乡演说。令各团练以备土匪之乘机为乱。[30]秦州起义后，黄钺邀请张世英出面共成大事。民国元年（1912）阴历二月初一日，张世英在学堂万岁位前拈香涕零久之。张世英初三日即上书黄钺劝其取消，书略谓：“秦州诸逊重庆，稍延将至不可收拾，与其留以有待，不如健以致决。与其力争上游不如俯顺舆情云云。”[31]黄钺得书以后，也认真考虑，准备取消。

面对甘肃都督赵惟熙的指责，黄钺积极地在湖南籍的地方实力派中寻求支持，他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指出甘肃都督赵惟熙以他“为匪为逆，派兵四面进逼”，而赵惟熙“民贼之尤，去年任警道，苛敛几酿民变，杀戮党人数十，省议会力薄，不敢弹劾”，黄钺认为“前藩俞明震物望素孚，学识超卓，官绅商学望其再出，与旅甘湘人尤洽，俞为都督，全甘受福”[32]。不久，他再次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旅甘湘人不下数万，恐同罹浩劫，惟公念之”[33]。湖南都督谭延闿于五月三十一日通电北京袁世凯大总统、武昌黎元洪副总统、南京黄兴留守、各省都督、各报馆，黄钺“提一旅之众，孤寄甘南，纠合同志，预备独立，近为本省之倡率，遥为陕军之声援”。“至黄之个人，宗旨澹泊，同人所知，无待陈述。”“非以乡谊私情，为人游说。”[34]此后，黄兴、谭延闿再次致电袁世凯，表明黄钺“嗣遵大总统电令，于兰州既认共和即行解职，其无权利思想又可概见”[35]。同时，谭延闿致电黄钺，表明中央的立场：“甘肃外接新疆，种落纷异，现伊犁已生意外波折，秦州之事，尤宜早为解决，以免他虞。”并劝黄钺：“公之志事，有识共知。功成身退，未为不可。望勿坚执，致起衅端。”[36]谭延闿又于五月二十八日、六月二日两次致电黄钺速隐退回湘。[37]

秦州起义，双方就是否和平解决展开和平争论，为此甘肃省都督赵惟熙多次向北京袁世凯发电，称黄钺对于解决阳奉阴违，在4月28日的电文中称黄钺勾结客军，“川军司令李树勋亦函称仍将由徽县北上”,“况甘现值饷项万绌，兵队尚未裁遣，军界闻此惊耗，均各愤激不平，万一该军西来，致滋冲突，则甘不能认破坏之咎也。应恳电饬川陕都督速将该两军撤退，免致蹂躏地方，牵动大局，不胜企祷！”[38]赵惟熙于4月29日致电北京军界统一会，质疑黄钺宣布独立的合法性，表明在3月6日甘肃省已经承认共和，黄钺在其后宣布独立，并结连川秦各军。[39]5月21日赵惟熙致电袁世凯，指责黄钺“既非甘人，又非甘官，现在统一政府既经成立，自有负完全保民之责任者，亦何劳该道之谬托维新以爱人者害人耶？”“酌派马镇福祥再往秦州劝令撤去政府名目，其原领并私招荐兵队即夺马镇接统，分别裁留，并资遣该道刻期出境，以消隐患，而靖地方。”[40]5月29日赵惟熙再次致电袁世凯，“两月以来，官绅各界均以养痈遗患责熙，而各军官请战之书不啻盈箧，熙均力持人道主义，始终不愿酿成战襁，荼毒生灵，保全治安之心可质天日”。而黄钺“肴乱黑白，谓熙始终不肯和平”[41]。

经过多方协商，甘肃临时军政府与甘肃军政府于民国元年六月初七日在秦州订立解决条约，两方均派专员，甘肃临时军政府特派员陈贞瑞、周昆，兰州军政府特派员向楷、彭名崇，临时省议会特派员李象贤，秦州绅学商界代表张世英。所订各条款如下：“秦州军府遵大总统歌电，承认与兰州政府解决。兰州政府所颁发有碍名誉之文告，即须电致中央政府为之更正。对于各州县应亦备文更正。川军前后照会兰州政府各事，应由两方面变通函商，各用正式公文一面解决，一面驰复川军。所有应行举办事宜，酌量地方情形，随时进行更正，以副邻封厚望。解决之时，应由秦绅主稿，会商兰州省议会将秦州军府促进共和之功，呈由兰州政府电致中央政府并各省都督。秦州军府须与兰州政府名义合并，由黄都督在兰州宣布示起义之宗旨并辞职之理由。秦州军府全体人员，有愿在兰州政府办事者，由兰州政府应与以相当之位置。兰州政府须将政纲服制，仿照东南各省一律改革，以期行共和。秦州军府在秦州已行之各种便民政策，兰州政府应催促秦州切实进行，并通饬各府州县仿照办理。秦州军府各办事人员，应送薪水。如愿归者，应加送川资。至一切夫役，应发工食。秦州军府动用秦州各公款，应从丁粮项下摊还。电局为独立机关，此后秦州军府如向兰州电局发电，无论何人不得干涉。本条约除缮一纸由两方面全权委员签押外，应加缮二纸分交秦绅及兰州省议会，以便秦州军府解决之后，为监督共和进行地步。秦州军府军队有愿随黄都督南归者，兰州政府须酌给恩饷。”[42]

解决条约签订以后，黄钺仍受到赵惟熙的责难，为此黄钺于六月十五日再次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43]反驳赵惟熙所谓“黄钺不就范围，秦州各界以养痈见责等语”。指出赵虽“两次派员来秦，一系无识武夫，一系仰瞻属吏，既无正式公文，又无全权商订，事经两月，迭催不复，只得照会秦绅张世英等与省议会商办，辗转往返，为日遂多，何谓怙兵不服？至秦州一带，农商安业，并无关闭荒废影响。钺宣布解决之日，秦民痛哭投书乞留者不下数十起，此中虚实，不辩可知。况此事既经中央电令议会调停之时，自以议会为机关，钺一日未与议会断绝，即不得谓不就范围。赵督正于议会调停之时，复捏词妄电，显系反对议会，有心破坏”[44]。

为了解决双方争执，秦州绅商学界于六月十五日再次致电北京大总统，[45]其中绅界代表张世英，学界代表贾缵绪，商界代表萧汝玉，称“黄钺已于六月七日实行解决”，而“甘南地接川陕，自旧岁两省起义以来，道路梗塞，农商迥非昔比，实非因秦州独立而然。现在商路早通，农已就业，黄解决之时，士民陨涕，甘南投书乞留并纪绩者不乏其人。皆黄之洁己爱人，实行便民诸政有以感之”[46]。

经过多方协商，赵惟熙终于在六月十三日致大总统电，并国务院、陆军部、参谋部、参议院、甘肃会馆、黎副总统、黄留守、各省都督、省议会，[47]在电文中称黄钺“仰承大总统威德，已就范围，于初七日在秦宣布实行解决，临时军政府字样一并销除，顷据巩秦阶道向燊呈报前来、此实为民国二十二行省真正统一之第一日，至是欣贺”[48]。而秦州宣布独立以来，“仅戕杀游击玉润，此外未伤一人，不愧文明办法”[49]，并称黄钺“年富才优，尤乞大总统加之委任，以昭激劝，而励材能”[50]。赵惟熙在六月二十八日再次致电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参议院、陆军部、甘肃参议员、同乡会、武昌副总统、南京黄留守、各省都督，[51]黄钺自取消军政府后，“已于廿一日携带已散军队数百人、由秦起程，取道清水由陕赴京等语。黄道此举，深属明于进退，能顾大局，以靖地方”[52]。至此，秦州起义得到了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