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辛亥革命与甘军攻陕

晚清时期的甘肃从表面上看尚属安定，实则已是暗流涌动，辛亥革命之前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民变。宣统三年（1911）8月，张掖县民王良卿、王莲清等，在县里发动革命，事败被杀。在这一年春二、三月间，甘肃实行禁烟令，张掖奉令较迟，农民早已经下种，烟苗已出土。四月，甘州知府李廷飏同禁烟委员王振鹏（张掖人）率警兵下乡，铲犁烟苗。农民哀求不准，激起事变，聚众三四千人，攻破东城，拉倒王振鹏的房屋。甘州提督马进祥派队弹压，被群众赶走。马进祥据情上报，省方派西宁镇马福祥，甘凉道张毅查明，将为首的丁积庆、徐成明、刘竹林等斩首。守备周月林、绅士王九卿因暗地主谋，被遣发黑龙江充军，此外被处徒刑的有十余人。又历年粜卖仓粮，积弊甚深，久蓄民怨，因此农民积愤，有了革命的倾向。王良卿暗结帮会及受害农民三千余人密谋起事。时有河南人王莲清随父（南古城守备）宦游张掖十余年，看到清政腐败，辗转与孙中山先生取得联系，在山丹、东乐、抚彝各县活动。是年六月，王莲清与王良卿等结盟，计划在中秋节以三千人取张掖，二千人取山丹，一千人取东乐，一千五百人取抚彝；事成，就把四县作为革命根据地。不料被提督马进祥知道了。这时，王莲清正在东乐，马进祥密使人把王莲清逮捕，解来张掖，由他身旁搜出盟单及进兵计划。王莲清见事已至此，遂慷慨陈说民族利益和清朝必亡，当时就被杀了。临刑时王大呼我死后弟兄们当继续努力，拯救中国的危亡。同时被害的有回族刘姓一人。张掖人并称之为铁汉。之后，马进祥按盟单捕杀王良卿及帮会头目三十多人，牵连上的有二三百人，其他三十余人正要按单缉捕，因为辛亥革命成功而作罢。[1]

辛亥革命爆发，全国震动，10月22日陕西响应，陕西新军组成革命武力，称号秦陇复汉军，张凤翙以新军统领被推为陕西临时都督，张云山以哥老会领袖被推为革命军统领。陕甘总督长庚听闻陕西革命变起，密不宣布，与升允组成东征军援陕。长庚，满洲人，方握甘肃军政大权。东征军分为东、南两路，以马安良、张行志、陆洪涛所部，由东路泾川向陕境长武、邠州进发，崔正午部为南路由秦州（即天水）向凤翔进发，调河州镇总兵罗平安带兵三营驻徽县、两当暨陕西凤县东河桥一带防陕，又调忠武军一营赴徽县、两当分驻防川，又令吴炳鑫带兵三营驻防狄道。[2]

这时兰州城防吃紧，长庚改常备三标为忠武军，以周务学为统领，并调西宁镇总兵马福祥来省，添召回兵数营，号昭武军，以马福祥为统领。马福祥系回族武进土马福禄之弟。当庚子（1900）、辛丑（1901）间，清慈禧与光绪在西安时，升允任陕西督粮道，马福祥正是行在侍卫，相与往来。升允这次兴兵攻陕，自以为与马福祥有旧交，想借其武力用作他的基本队伍。不料马福祥意在观望，不愿在家乡燃起战火，不为升允所用。长庚也以马福祥素负地方重望，遂调驻省垣，以充实省城防务，并调庄浪满营旗兵五百来省助守。又令在籍绅士翰林院编修刘尔炘募城防兵三百人号志果军，以练生科为队长，在城关设稽查局，维持秩序。庄浪旗兵来省的只二百多人，驻金城关。居民见旗兵来到，以为革命是汉人排满，今满兵来了，恐怕杀汉人，于是谣言四起。满兵随列城上。布政使刘谷孙向长庚说，恐满兵招祸。长庚不听。满兵疲弱，多嗜好，无枪械，都拿着刀矛等旧兵器。彭英甲也对长庚说满兵不足用，徒令人民疑惧，怕闹出变故，不如遣还。长庚就把满兵遣去，复调肃州镇总兵柴洪山到省城，成立建威军马、步、炮五营，用固省防。即日省城戒严，以警察长为戒严司令，通令各县倍加警察名额，另成立自卫队及保卫乡团。马安良所统率的西军赴陕期间，所过陇东各县，沿途焚杀掳掠。升允捕获数人，将要诛戮正法。马国仁托人求情，就从轻割耳示众。正在这时，兰省军务处接宁安堡电告宁夏帮会有变，升允、长庚商议就教西军帮统马麒率部驰往宁夏平乱。[3]

甘军攻陕，陕西方面派张云山截堵，张云山把截堵甘军的重点布置在乾州。而进攻乾州的“西军”提督马安良，分统马骐、马占奎（马安良的叔父）和他们率领的“十营旗”营长、旗长等不但都是回族，并且都还是家族。马安良的“西军”由兰州、榆中、定西、静宁、隆德、六盘山、平凉、泾川，沿着陕甘大路直驱长武。陕军开始打算依险设防，截堵“西军”，后来因永寿城太小，且城在山顶上，城内外均无泉水，仅县政府门口修有一座水窖，从三十里外，把潺潺小泉，用沙罐引到这里，平时就不够吃，敌人如从半道破坏水源，就会造成缺水现象，因此陕西方面并未设防。而乾州系陕西省西北部的较大城镇，居民多，离西安近，实为泾渭两水之间富庶地区。城北“冉店桥”，系一天然战壕，亦即当时之战场。[4]双方就以乾州为中心，战况胶着，相持不下。

升允与彭英甲，既感军饷不足，又想扩大兵力，爰商定了七项计划：（1）甘省财产富有者，勒令捐助军饷，按财产多寡，定捐款之等差；（2）以劲旅突破乾州，限日出咸阳，攻长安；（3）驰檄新疆，急促提督焦大聚，第八营炮队长阮道成，入甘进援；（4）致电东三省宗社党肃王，请代购最新式军械，并拨款三十万两，以充军用；（5）编练炸弹勤王队9 营，以期克日调用；（6）鼓动陕西回民起事，分扰新军后方，以壮声势；（7）组织暗杀党，派赴各地，谋刺民国最重要人物。[5]

为了筹集军饷，长庚、升允、彭英甲等多次致电清内阁军机处，要求筹拨接济。宣统三年（1911）9月29日陕甘总督长庚致电内阁总理袁世凯，[6]表示“惟甘肃斑瘠民贫，非同东南繁富之区，匣时举办要政，业已筹款维艰，今军务倥偬，更难著手。过用压力，转恐激生事端，且纵用压为，亦恐搜括无几。至枪械等项，除将省内外局库所存一律发给援陕各军，而本省防剿各军尤坏，无从没法”[7]。希望“贵阁主持，会商府部，查照历次电奏，迅赐筹拨接济。不独庚一人铭感不忘，陕甘亿万生灵，同深感戴”[8]。宣统三年10月13日长庚再次致电内阁度支部，[9]甘肃“列藩库存饷仅支一月，有支无收，危急万状。惟有泣求钧阁、部，速济饷百万，由归绥，迪化分起汇解，以救倒悬”[10]。而“甘省路远，解到需时、应恳度支部与京汇庄商拨，京汇庄如担任收兑，则此间汇庄虽无多现款，而商人声息相同，或可搜集微数，暂济目前，再候部中大宗拨款，挽此危机”[11]，与长庚一同致电的司道俞明震、监理官传秉鉴、谘议局长张林焱等人。

甘军攻陕，军饷再度告急，长庚于宣统三年10月29日致电内阁，[12]甘肃目前“司库如洗，罗掘俱穷，设一旦边项不支，不惟诸军短气，且将有哗溃之虞。虽蒙度支部允拨借款，但远莫能致，难济急需。无论如何为难，务恳度支部先由票号汇寄银伍拾万两，暂济燃眉。俟前请银一百万两筹借有款，再乞陆续由归化拨解”[13]。宣统三年11月21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额勒浑转陕甘总督长庚等自兰州发电，[14]表示“陕甘兵事不独为全省治乱所关，实为国家存亡所系。连日督饬各军不敢少懈。惟甘库如洗，兵饷不能接济，万分焦灼。伏乞无论如何为难，先设法凑银陆拾万两，即奏请内帑亦无不可，分拨北京天成亨三十万两，协同庆八万、蔚丰原十二万、大德恒五万，电兑到兰，以顾眉急。俟此款借定，即将此陆拾万扣还”[15]。“庚等处此瘠区，智穷力竭，不得不呼吁于我公之前。万望顾全大局，为朝廷保此立足之地，否则饷源告竭，不第将士灰心，亦恐各军溃变。”[16]与长庚共同列名致电的还有甘肃谘议局议长张林焱和地方人士刘尔炘。

陕西藩司彭英甲于宣统三年10月20日致电内阁，[17]陈言“陕甘接壤，陕为甘门户，无陕则无甘，无甘则伊新孤悬塞外，均不可保”[18]。但是，一再致电请求拨款，清廷皆无暇顾及，时有借比利时之款，彭英甲请求“可否准借外债二百万，由陕甘两省认还之处，敬候示遵”[19]。随后，彭英甲再次致电袁世凯，[20]力陈“目前电禀，拟借比国公债，实出于万不得已。盖部库现值奇绌之时，而此款又系急需之项。维有叩恳宫保，俯念边省待饷孔殷，无论如何为难，务祈登高认可，迅赐与该公使面订，借拨银百万或二百万两，由陕甘两省认还，俾济军需而维大局”[21]。

其时，各省纷纷承认共和，但是张林焱议长、刘尔炘副议长代表甘肃、新疆两省人民，致电袁世凯、咨政院，并转上海伍廷芳，他们表示：“倘骤躐共和一阶，则民情惶骇，谣诼纷乘，草莽英雄何胜指数，正恐少数代议士所得而左右之。将来不至斩木揭竿，四海沸腾不止，而蒙藏地广人众，难保不生事端。”[22]他们认为如果实行共和政体，会导致动乱。然而共和是历史的潮流，1912年2月13日，南北议和告成，此后隆裕太后颁布宣统皇帝退位懿旨，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体。但是长庚却秘而不宣清廷逊位诏书，令甘军继续攻陕，然而纸里包不住火。先是甘军打乾州时，民军从城上抛下共和告成的传单，甘军西军统领马安良对升允说：“国体已经改革，各军都知道了，何必同室操戈呢？”遂暗地里将其军陆续撤回。接着寓居北京、上海的甘肃人士来电敦促当局宣布承认共和。此时北京政法学堂学生水梓从北京经宁夏返回兰州，对马福祥谈了大局情势，革命必成，应当保全桑梓。袁世凯也电令长庚以都督名义，暂时维持甘肃政局。长庚见大势已去，挥泪对各司道官员说：“我老了！不能效仿王保保保元抗明了。让我赧颜事仇人，能不有愧于心吗？”随后马福祥密请长庚决定大局，长庚说：“地方的事，大家觉得怎样好，就看着办好了，我不闻不问。”至3月11日，骁锐军统领黄钺发动秦州起义，组成临时军政府。四面楚歌中，长庚才宣布清廷退位诏书，3月15日就由甘肃布政使赵惟熙、咨议局议长张林焱、昭武军统领马福祥领衔，电呈北京承认共和，袁世凯立即任命赵惟熙为甘肃都督，将咨议局改组为临时省议会，推举张林焱为议长，刘尔炘为副议长，省城悬挂五色旗，宣告五族共和。适逢道员李镜清由四川回到兰州，就推选他为临时省议会议长，推举周务学、慕寿祺为副议长。省议会遂咨请都督赵惟熙迅速将攻陕甘军全部调回，四月攻陕甘军陆续调回，甘肃遂走向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