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十四行体中国化的研究价值
经过近百年持续不断地移植创作，我国诗人初步完成了十四行体由欧洲向中国的转徙，诞生了数以万计的汉语十四行诗。这对于新诗研究者来说，是个颇具诱惑力的课题。
20世纪80年代我与鲁德俊在高校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接触到大量的现代格律诗，深感历来人们的忽视，就不自量力地开始了对我国新格律诗的研究工作，写作了《新格律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这过程中，我们读到了不少精美的中国十四行诗，先是感到惊喜，再是爱不释手而细细品味，后来就把中国十四行诗的发展作为现代格律诗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写成了“十四行体的移植”和“十四行体的新成果”两节，编入《新格律诗研究》著作。然后又在此基础上写成长篇论文《十四行体在中国》（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3期）。在论文导语中，我们提出了研究这一课题的重要意义：
欧诗格律最严格的十四行体，被新诗人移植到中国并使之绵延整个新诗史，这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大文学现象。对这一现象，有责难，有褒扬，同样延续至今，始终没有定评。为了促进新诗的发展，探讨十四行体是怎样被移植到中国来的，其发展轨迹如何，为什么十四行诗能在新诗史上绵延不绝等问题，无疑是极有意义的。
这段文字写于1985年，表明了当初我们的认识，即把研究中国十四行诗视为研究现代文学史重要现象的课题，视为研究新诗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试图通过对十四行体在中国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来弥补新诗史研究的不足，纠正一些人对中国十四行诗的偏见。无疑，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今，十四行体在整个新诗史上绵延不绝，过去治新诗史者有意无意地有所忽视，这是完全不应该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的研究是有价值的。
但是，这种认识还是肤浅的。随着我们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十四行诗以后，我们发现，新诗人写作中国十四行诗，从滥觞期就确立了一个观念，那就是：建设新诗体需要从异域吸取营养，汉语十四行诗创作是中西诗歌交流的产物。在1989年，我们写成了论文《十四行体的借鉴与改造》（载《江海学刊》1990年第2期），就对十四行体在中国的课题获得了一种新认识，那就是：十四行体是一种彼时彼地的诗体，我国诗人进行了跨语系移植，在这过程中既有借鉴更有改造。我国诗人认为，移植十四行体“必须根据各国不同的语言特点而加以规定和变通”；“世界上有意大利式颂内体（Sonnet的音译）、英吉利式颂内体、俄罗斯式颂内体……目前，是到了确立中国式颂内体的时候了”[15]。这体现了中国诗人的开放意识，更体现了中国诗人的民族意识，而这正是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应有的态度。中西诗式的移植是特别繁难的工作，因为它涉及的是两种诗性语言的转换问题。但我国诗人经过百年持续不断的实践探索，初步完成了十四行体由欧洲向本土的转借，从而对世界十四行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为世界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经验。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我们研究十四行体在中国这一课题，有助于中西文化交流规律性的探讨。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开始写作理论著作《十四行体在中国》，其内容框架包括“总论”“史论”“专论”和“资料”四编。在“总论”编的开始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中国诗人完成了十四行体由欧洲向中国的转徙，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卓越成果；中国诗人移植十四行体，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有益启示。”而且在“资料”编开始也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十四行体在中国的发展，汇入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潮流，成为中国现代精英文化积累的成果，这是中国诗人对世界文化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由此可见，我们当时是基于中西文化交流成果来认识研究这一课题重要意义的。
但是，近年当我们考虑写作《中国十四行诗史稿》时，接触到更多的十四行体在中国的资料，对此课题价值获得了新的认识，那就是朱自清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诗的形式》时对我国诗人写作汉语十四行诗的评论，始终着眼于新诗的现代化和民族化。朱自清说：“闻（一多）、徐（志摩）两位先生虽然似乎只是输入外国诗体和外国诗的格律说，可是同时在创造中国新诗体，指示中国诗的新道路。”又说：冯至的《十四行集》“可以说建立了中国十四行的基础，使得向来怀疑这诗体的人也相信它可以在中国诗里活下去。无韵体和十四行（或商籁）值得继续发展；别种外国诗体也将融化在中国诗里。这是摹仿，同时是创造，到了头都会变成我们自己的。”[16]朱自清论述强调的是：我国诗人创作十四行诗指示着中国新诗发展的新道路，其过程实质是十四行体中国化的进程，其成果实质是十四行体中国化的果实。这样的论述使得我们豁然开朗。十四行体被引入英国并在其后大约150年间，从形式到内容以及主题表达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形成了英国式的十四行诗。这一过程被称为十四行体英国化的过程，包括引进与模仿阶段、学习与改造阶段和发展与创新阶段三个时期。其实，十四行体被输入中国的发展史同样是该诗体中国化的进程，这一进程同十四行体英国化有相似之处。而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十四行体完成了从欧洲向中国的转徙，诞生了大量的中国式十四行诗，推动了我国整个新诗体建设。其间不仅包含着中西诗式交流交融的丰富经验，而且这种交流交融能够为我所用。这其实也就是中国诗人对于世界十四行体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
这样，我们写作《中国十四行诗史稿》就有了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那就是十四行体中国化，通过这一线索达到材料和观点的有机结合，历史研究、审美研究和理论研究的结合也就真正找到了纽结。这种思考获得了国家基金评审专家的充分肯定，在《中国十四行诗史稿》国家基金项目立项时，专家认为：“从上个世纪20年代至今，关于十四行与中国新诗关系的探讨一直绵延不断，既有相当多的也相当精彩的创作实践成果，也有大量的体现着中国新诗理论水平的十四行的研究论文与评论的发表，毫无疑问，十四行与中国新诗的关系充分体现着中国新诗的世界性，也体现着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结合发展的历程。对这一关系及其研究成果的梳理集成，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是很重要的。”在此认识基础上，我们在写完《中国十四行诗史稿》后，又开始从“论”的角度撰写《十四行体中国化论稿》。在“史”和“论”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努力在原有研究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创新，推进十四行体中国化的理论研究。新的理论创新大致包括：
（1）成果把中国诗人百年移植十四行体史概括为中国化进程，在考察十四行体英国化历程后揭示中国化进程的自身规律，提出十四行体中国化进程包括早期输入、规范创格、探索变体和繁荣多元四个时期，肯定中国诗人在推动世界十四行体发展方面做出的贡献。
（2）成果在论述中国十四行诗史时，揭示文学样式跨语系移植的转借环节即原样式拿来、中介物沟通、新样式诞生，具体体现为四个途径，即原作传播、理论介绍、作品翻译和新诗创作，成果紧扣转借环节和途径去揭示中国十四行诗的发展演进及其规律。
（3）成果重视十四行体移植与新诗体发展的双向互动研究，揭示汉语十四行诗发展对于我国新诗建设的三重意义，即作为固定形式的新诗体建设意义，作为探索过程的新诗创格意义，作为创格成果的诗语转型意义，揭示汉语十四行诗创作流贯新诗史的深层原因。
（4）成果提出中西文化交流的“可接近性”原则，即西方十四行体与中国传统诗体的相似相近性和相异相距性，强调移植中的“借鉴中改造”和“改造中创新”规律，从主题形态、节奏方式、内在结构、诗行格式和音韵模式等方面分析十四行体中国化的要素演进。
（5）成果提出十四行体中国化进程中欧化和归化始终并存的理论，任何汉语十四行诗创作行为必然同时包含着欧化和归化两种因素，但某个创作行为中欧化和归化并非等量齐观，而是呈现着多样的复杂的情形，因此需要精细的具体分析。
（6）成果总结十四行体移植中国的艺术经验积累，提出了音步的对应移植、建行的三套体系、诗行的长度格式、段式的变体定位、韵式的对应移植、诗组的体制创新，从中概括出中西诗体音律体系的差异性特征与转化性规律。
（7）成果分析十四行体移植中国的文化建设意义，并把它渗透在诗人诗作的分析之中，包括移植中的动力因素分析、接近因素分析、扬弃因素分析、实践作用分析、欧化因素分析和功能扩展分析等。
（8）成果归纳了十四行体独特的审美规范，探讨了这种规范的积极审美意义，由此从形式规范与题材主题的双向互动关系中，论述十四行体的规范与反规范的问题，论述了十四行体式的现代转化问题，揭示了十四行体在中国现实条件下的生存和发展规律。
（9）成果探讨了百年十四行体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认为首先是需求，提供十四行体中国化的动力因素；其次是归化，明确十四行体中国化的价值目标；最后是创作，实现十四行体中国化的根本途径。以上三者有机结合勾连成一过程，由动机到目标再到实践，从而使得十四行体中国化由理想转变为现实。
（10）成果提出了汉语十四行诗的分类概念，包括格律的十四行诗、变体的十四行诗和自由的十四行诗。具体分析三类诗的基本特征，包括单篇的十四行诗和诗组的十四行诗两种体制。同时在此基础上强调用宽严相济的观点评价汉语十四行诗，重点论述了自由的十四行诗的探索及其评价问题，强调创作中保持十四行体原本精神的必要。
（11）成果提出十四行体成功移植中国是诗质、诗语和诗体三者互动的结果，提出十四行体中国化与现代化结合的观点，认为中国十四行诗的发展方向是：在现代生活和现代汉语语境下，根据汉语的特质，在新诗的诗美发现与诗意构想基础上进行诗体探索。
（12）成果总结了移植十四行体对于完善我国白话诗语表达的意义，十四行诗的翻译和模仿创作，给予白话诗语的贡献是化句为行的跨行方式、盘旋聚散的对等原则、诗行结构的延展进展、用字规范的有效拓展和陌生精致的文句组织等。
[1] 屠岸：《中国十四行体诗选·序言》，许霆、鲁德俊编著《中国十四行体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2] 陈尚真、赵德全：《十四行诗的英国化进程》，《燕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3] 陈尚真、赵德全：《十四行诗的英国化进程》，《燕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4] 屠岸：《〈中国十四行体诗选〉序言》，许霆、鲁德俊编著《中国十四行体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5] 朱自清：《诗的形式》，《朱自清全集》（二），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97—398页。
[6] 柳无忌：《为新诗辩护》，《文艺杂志》第1卷第4期（1932年9月）。
[7] 谭桂林：《论现代诗学中十四行体式的理论建构》，《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8] 吴思敬、屠岸：《关于十四行诗的对话》，屠岸《幻想交响曲——屠岸十四行诗240首》，（香港）雅园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318页。
[9] [法]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蒋子华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10] 胡茂盛：《心为形役：拟古话语下的商籁和十四行诗之名》，《唐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11] 废名：《新诗十二讲——废名的老北大讲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页。
[12] 胡茂盛：《心为形役：拟古话语下的商籁和十四行诗之名》，《唐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13] 梁实秋：《谈十四行诗》，《偏见集》，（南京）正中书局1934年版，第271—272页。
[14] 覃莉：《关于汉语十四行诗的写作与翻译问题——邹建军先生访谈录》，邹建军网站“中外文学讲坛”。
[15] 陈明远：《郭沫若与“颂内体”》，郭沫若、陈明远《新潮》，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302页。
[16]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二），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97—3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