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风”问题再探：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看《风》诗的早期形态

一 引言

近年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下简称上博简）《孔子诗论》[1]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其中“邦风”一说尤为引人注目。据整理者的说法，邦风“就是《毛诗》的《国风》，《邦风》是初名，汉因避刘邦讳而改为《国风》”[2]。这一概念的出现及论述在第3、第4简中，现征引如下：

邦风，其内（纳）物也専（博），观人谷（俗）焉，大佥（敛）财焉。其言文，其声善。（简3）

曰：诗其犹平门与？戔（贱）民而谷兔（逸）之，其用心将何如？曰：邦风是也。（简4）[3]

众所周知，“国风”乃所谓《诗经》“三体”之一，沿承数千年而不改，此前“邦风”一词闻所未闻。它的出现，迫使我们不得不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风》诗与《诗经》学，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经学及传统文化问题。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在学界，认为“邦风”为初名，“国风”乃汉代避讳所致，已基本成为通识，虽也有少数学者对此表示过异议，但由于在论证上尚待深化，加之出土文献的权威性，遂使得“国风”避讳说不仅深入人心，而且很多研究者更由此认为，“邦风”之名优于“国风”，如有学者这样评说道：

《风》，《诗论》谓《邦风》，较《国风》合理得多。马承源解释为“《邦风》是初名，汉因避刘邦讳而改为《国风》”。无论马氏解释是否准确，“国风”肯定是后起的，而且发生在“邦”“国”概念混同使用之后。[4]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以为，其间需细加思量者颇多。就论证所需的逻辑和事实来说，“邦风”避讳说要得以成立，至少在证据链上还需补足更多的核心缺环，很难说已成铁案。再进一步言之，既可以有“邦风”之名，何以就不能同时有“国风”之名呢？为何它们就一定是替换而不是并立关系呢？尤为重要的是，如果“邦风”为初名，何以自汉以来二千年间竟无人发觉与更正？十五“国”风之“国”置换为十五“邦”，在语义和事实上能完全成立，且妥帖无误吗？这些问题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每一位研究者必须认真面对与思考的课题。由此向前推演，笔者以为，至少还有以下一些问题必须加以解决：（1）对汉代的避讳问题作出更有针对性的讨论，尤其需要探明的是，它与经学文本的关系如何，只有这样，相关讨论才能建立起坚实的知识基础。（2）“邦风”“国风”在语义及历史流变中有何异同？（3）将“邦风”“国风”的称名问题放至早期《诗经》结集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4）“邦风”“国风”与宗周礼乐文化的关系如何？

这些问题以“邦风”为生发点，直接关联着《风》诗的早期形态，对于《诗经》文本及结集状况的研究也极为关键。[5]总之，对“邦风”及相关问题再作全面、整体的历史审视十分必要，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以就正于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