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论
通过以上讨论，笔者以为：
（一）《系年》的成书问题，可从内在知识立场与外在时势上加以考察。由此可以看到的是，就地域而言，撰作者虽是楚人，但他或他们所承受的知识训练及意识，很可能来自楚地之外；就文化身份来说，撰作者与当时的史官群体关系甚密，细绎文本，应源自西周末期担任王室太史的伯阳系统。而《系年》文本产生的外部推动力量，则是楚肃王元年至四年的动荡所带来的刺激，它们颇似西周宣、幽之间的政治状况，撰作者选择周宣王作为叙史的起点，并结束于楚悼王，有着极具针对性的现实关怀。
（二）通过对《系年》的纪年方式进行考察，笔者以为，《系年》不属于编年类史书，文本整体上以“事”为核心，“时”是处于第二位的。严格说来，《系年》中只有纪年而无编年。而进一步深入研判，又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在战国时代，史籍重视年份，“不载日月”，并非只是秦的特殊体式，而是当时历史书写的常态。二是《系年》中的纪年简既不是以事纪年法，也不是谥号纪年，而是处在二者之间的一种过渡状态，它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间，至战国中后期之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三）《系年》虽是以事件为核心的历史作品，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纪事本末体，“本末”的呈现，只是在叙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自然后果，没有体例上的自觉主动为之。就体例而言，那时的“记事”之作可分为“行事”与“本事”类，前者作为宗周礼法的表现与继承，对后者有着统摄的关系。由于其内在的不足，在春秋战国之际，处在改变与转型之中，《系年》作为一种变通的“行事”作品，反映的正是这种状况。
总之，《系年》为考察中国早期史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范本。笔者在对其文本进行研读的基础上，以《系年》的体例之争为切入口，围绕着文本中的两大要素——“时”与“事”展开讨论，对《系年》的成书、纪年及书写方式等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希冀以此为研究平台，进一步深化对早期中国的历史书写及史学意识的认识。
原刊于《古典学集刊》第三辑（石立善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附记：本文初稿完成于2014年9月，在写作过程中，Yuri Pines（尤锐）教授以大作相赠，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此外，L.Edward Shaughnessy（夏含夷）教授、罗运环教授也惠赠了大作，程浩博士提供了相关资料，而本文完成后，承蒙刘光胜博士惠赠《清华简〈系年〉与〈竹书纪年〉比较研究》（中西书局2015年版），谨此并致谢忱！
[1] 李学勤：《〈系年〉出版的重要意义》，《邯郸学院学报》2013年增刊，第15页。
[2]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的《说明》指出：“文字体例与若干内容又近似西晋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故拟题为《系年》。”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则说：“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
[3] 参见张春海《清华简〈系年〉或有助填补周代研究空白》（《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49期，2011年12月22日）；参见刘建明《〈系年〉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0期）。
[4] 许兆昌、齐丹丹：《试论清华简〈系年〉的编撰特点》，《古代文明》2012年第2期。此外，罗运环认为：“《系年》属于‘纪事本末体雏形’，是所见第一部以楚国外交资治为目的的‘纪事本末体雏形’的史书。”见氏著《清华简〈系年〉体例及相关问题发微》，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国先秦史学会主办“古史史料学研究的新视野：新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学术研讨会（2013年10月）论文。
[5] 刘全志在《论清华简〈系年〉的性质》（《中原文物》2013年第6期，第43页）中说：“与《左传》或‘纪事本末体’相比，《系年》更接近于《春秋事语》；它的性质与汲冢竹书中的‘国语’三篇相近。”
[6] 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说：“使人一望而知这本书（《春秋事语》）的重点不在讲事实而在记言论。”见氏著《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58页。
[7] 关于此点，参看张以仁《从国语与左传本质上的差异试论后人对国语的批评》，见氏著《春秋史论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110页。
[8] 参看陈伟《清华大学藏竹书〈系年〉的文献学考察》，《史林》2013年第1期；陈民镇《〈系年〉“故志”说——清华简〈系年〉性质及撰作背景刍议》，《邯郸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9] 如王树民在《释“志”》一文中指出：“《志》的内容不仅是记言，同时也记事，体例相当杂糅。”见氏著《曙庵文史续录》，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9页。而《通志·总序》则说：“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
[10] 李学勤：《初识清华简》，收入刘国忠《走进清华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页。
[11] 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
[12]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666页。
[13] 范宁曾在《春秋榖梁传集解》序中说：“左氏富而艳，其失也巫。”杨士勋疏曰：“谓多叙鬼神之事。”
[14] 陈民镇：《〈系年〉“故志”说——清华简〈系年〉性质及撰作背景刍议》，《邯郸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15] Yuri Pines，“Zhou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Introducing the Bamboo Xinian”，T’oung Pao 100.4-5：325-359.
[16] 如第十五章在言及楚灵王得位时，对当时的政变只字不提；第十八章灵王之死也不提具体原因，仅书“见祸”；第二十三章在说到声王之死时，不提被“盗”所杀。关于这些问题，在Zhou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Introducing the Bamboo Xinian中亦有精彩的论述。
[17] 罗运环《清华简〈系年〉体例及相关问题发微》说：“作者的立场和目的很明确，首先可见作者的楚国立场。”
[18] 按：在简册制度中，简册长度与书写的重要性成正比。关于此点，可参看胡平生《〈简牍检署考〉导言》第五部分（王国维原著，胡平生、马月华校注：《简牍检署考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又，《楚居》中稍涉神话色彩的是熊丽出生时的“溃自胁出”，在《大戴礼记·帝系》中都有一些怪诞神奇的描写，但在《楚居》中，主要写的就是难产问题。这不仅说明了《楚居》的平实，也反映了它与当时信鬼巫的风尚不同。
[19] 张君：《论左史倚相籍贯、职司及沟通周晋楚文化先导作用》，《晋阳学刊》1988年第1期。
[20] 关于楚国的族群所在及政治归属，很多海外学者将其视为华夏族群，并通过墓葬等考古学资料加以论证，将其视为周系统的政治实体，认为它只是在春秋后半期才发展出了自己的独特性。关于这一问题，荷蒙Yuri Pines先生加以指出，并提示笔者尤其要注意Lothar von Falkenhausen的大作Chinese Society at the Age of Confucius：Archeological Perspective。但笔者对此持谨慎的保留态度。因为关于楚族群问题，笔者以为，张正明提出的“双源”说较为妥当。也即是说，下层为土著，上层有可能有华夏血统，由“公族”和“庶姓”共同构成楚族源（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张正明《秦与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从墓葬规制等可以看到上层与中原华夏的种种“同”，但由于基层为“蛮夷”，它们之间的“异”一开始就存在着。在华夏与蛮夷的族群归属中，最终上层在西周中期以来彻底倒向了后者，这与后来秦汉之间的南越国颇有些类似。
[21] 许兆昌：《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页。
[22] 彭华：《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8页。
[23] 《史记》卷4《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13页。
[24] 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
[25] 关于这一点，可参看罗家湘《〈逸周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216页。
[26] 许兆昌、齐丹丹：《试论清华简〈系年〉的编撰特点》，《古代文明》2012年第2期。
[27] 徐少华：《季连早期居地及相关问题考析》，李学勤主编：《清华简研究》（第一辑），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279页。
[28]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35页。
[29] 《史记》卷40《楚世家》，第1720页。
[30] 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2—286页。
[31] 陈伟：《清华大学藏竹书〈系年〉的文献学考察》，《史林》2013年第1期。
[32] 关于这一点，参看许兆昌、齐丹丹《试论清华简〈系年〉的编撰特点》，《古代文明》2012年第2期，第61页。
[33]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北三民书局1986年第8版，第23页。
[34] 笔者虽不同意《春秋》为史学著作，但不否认它在史学研究上的意义。诚如晁天义在《关于〈春秋〉性质的再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第152页）一文中所指出的：“既然《春秋》不是历史学著作，那么这是否便意味着它与史学无关，或者对于古代文化史、思想史研究毫无价值呢？事实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在上文指出的那样，《春秋》虽然不是史学著作，但却是重要的史料著作。”
[35]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300页。
[36]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37]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1页。
[38] 如刘节在《中国史学史稿》中指出：“中国古代的编年史，殷代的卜辞是直接的渊源。”（第17页）“大体上与彝铭中的记事方式相近。”（第19页）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39] 谢保成主编：《中国史学史（一）》，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09页。
[40]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87页。
[41] 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杜勇《从清华简〈耆夜〉看古书的形成》，《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6期，此处不再赘述。
[42] 《史记》卷13《三代世表》，第487页。
[43] 李学勤指出：“《编年纪》当出于《秦记》。”见氏著《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44] 吕世浩：《从〈史记〉到〈汉书〉——转折过程与历史意义》，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7、29页。
[45] 李民等译注：《古本竹书纪年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182、103、112页。
[46]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5、7页。
[47] 具体的旁证还可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找到，表中记有秦二世二年及三年的“端月”，司马贞《索隐》指出：“秦避讳正，故云端月也。”这无疑来自秦的原始史料，但它是有日月的。
[48] 《商君书·定分》。此外，在秦法律文书中，也一般要署月日，如在《睡虎地秦简·封诊式》所载乡爰书（《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78页）中，就可见这样的体例。
[49] 如杨宽说：“司马迁所作《史记》，所凭战国主要史料，除《秦记》以外，惟有纵横家书。”见氏著《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50] 录于氏著《〈史记〉文献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1] 阎鸿中：《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论考》，《台大历史学报》第23期，1999年6月。
[52] 研究者指出：“《左传》杂采各国史册，经传历日常有参差。”而其原因则在于：“幽厉之后，平王东迁，周室微弱，陪臣执政，正朔不行于诸侯，列国各自颁历。《左传》作者所收集的史料来自各诸侯国，这可能是经传月日常有参差的主要原因。”见张培瑜等著《中国古代历法》，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
[53] 研究者指出：“干支纪年虽然从先秦就已开始，但到汉之前，这种纪年并不完整。”参见唐凌《历史年代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
[54] 刘彬徽：《楚国纪年法简论》，《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
[55] 参看杜勇《从清华简〈耆夜〉看古书的形成》，《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6期。
[56] 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讨论，可参看沈建华《试说清华〈系年〉楚简与〈春秋左传〉成书》，陈致主编《简帛·经典·古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页。
[57] [美]夏含夷：《纪年形式与史书之起源》，见陈致主编《简帛·经典·古史》，第43页。
[58] 许兆昌、齐丹丹：《试论清华简〈系年〉的编撰特点》，《古代文明》2012年第2期。
[59] 如《汉书·司马迁传》说：“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地理志下》曰：“终其本末著于篇。”
[60]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70页。
[61] 杨翼骧：《中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
[62] 如《庄子·天下》：“《书》以道事”，“《春秋》以道名分。”《荀子·劝学》：“《书》言是其事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春秋繁露·玉杯》：“《书》著功，故长于事”，“《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史记·滑稽列传》：“《书》以道事”，“《春秋》以道义。”
[63] 刘起釪：《尚书学史》（订补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6页。
[64] 葛志毅：《中国古代的记事史官与早期史籍》，见氏著《谭史斋论稿四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65] 柳诒徵：《国史要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66] 葛志毅：《试论〈尚书〉的编辑资料来源》，见氏著《谭史斋论稿续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67] 王树民：《释“志”》，见氏著《曙庵文史续录》，第126页。
[68] 许兆昌：《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第286页。
[69] 王树民：《释“志”》，见氏著《曙庵文史续录》，第126页。王氏还指出：“郑玄注‘离经辨志’云：‘谓别其心意所趋向也。’按：‘离经’、‘辨志’为平列之二短语，经与志均为初入学者必须学习之典籍，郑注殊失原意。”《曙庵文史续录》，第132页。
[70] 杨伯峻主编：《经书浅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