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国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理论

1.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理论

基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边际报酬递减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其区域均衡增长理论中，假定一国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配置依赖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的驱动，在竞争机制作用下，国内区域间要素价格会趋于相等，并实现各地区发展的均衡，作为长期分析理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的非均衡状态的存在只能是短期的和暂时的，如果长期非均衡发展，一定是完全竞争的条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阻碍了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市场机制不能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关键在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并非使生产要素沿着它所预期的方向流动。从现实来看，全球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存在“二元结构”特征，从而导致其国内经济要素配置的扭曲以及要素作用发挥的低效率，使均衡发展所需的资源条件受限。此外，由于缺乏空间均衡增长所需的完善的市场机制，市场条件的受限导致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失效。均衡增长理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使其进一步发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理论有罗森斯坦·罗丹（1943）的“大推进理论”，该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了发展自身经济，应该对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以冲破经济发展的“瓶颈”，推动国民经济实现全面增长和全面发展。纳克斯（1953）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失衡会导致其经济陷入“要素配置低效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中难以自拔，因此强调一国经济应该通过要素的合理配置实现平衡增长，并最终有效摆脱贫困恶性循环，扩大市场容量和形成投资驱动力。纳尔森（1956）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提出“低水平陷阱论”，研究了不同增长率条件下的人均资本形成和资本增长的关系，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均衡。索罗和斯旺（1956）基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开放经济的假定，认为一国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会在要素的自由流动机制下实现自然的收敛趋势。赖宾斯坦（1957）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为了克服经济发展障碍和低水平发展状态，应取得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来获得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2.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

为了解释均衡发展理论存在的市场条件“瓶颈”等问题带来的增长不平衡现象，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得以发展，强调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一国各地区的发展差距会在要素聚集作用下不断拉大，导致经济发展失衡。对此，要实现一国国内的经济平衡发展就必须依赖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协调性的经济政策，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下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最终实现一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佩鲁（1950）在其增长极理论中提出，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中通常会形成一个或多个“增长中心”，并以“增长中心”为原点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一国政府应在国内选择具有要素优势的地理空间作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带动经济全面发展。缪尔达尔（1957）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和“地理上的二元结构理论”认为，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在市场的作用下，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回波效应”往往会大于“扩散效应”，从而导致区域间发展差距的扩大，提出一国政府应该主动采取货币与财政等调控手段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赫希曼（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和“联系效应理论”认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一国国内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和边缘区的经济联系存在所谓的“涓滴效应”和“极化效应”。在“涓滴效应”的作用下核心区会带动边缘区的发展，以缩小区际发展差距，在“极化效应”的作用下区际发展差距会不断扩大。“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的相互转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一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并主张政府干预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罗默（1986）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一国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外溢在使发达地区保持发展的同时，也能够有效带动其周边落后区域的增长，在技术的不断扩散中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美国经济学家弗农（1966）的“工业生产生命周期理论”和“梯度转移理论”主张根据一国的主导产业所处阶段的不同，将区域划分为高梯度区和低梯度区，主导产业部门在创新或发展阶段属于高梯度区，其他产业属于低梯度区。高梯度区通过向低梯度区的产业转移促进地区间的平衡发展。萨伦巴和马利士（1975）在增长极理论聚点突破与梯度转移理论的线性推进的结合基础上提出了“点轴开发理论”，作为增长极理论的延伸，该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中心形成后会沿着交通线加强与周边地区生产要素的交换，在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纵深推移中促进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克鲁格曼（1980）作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创立者，从运输成本、聚集经济、规模经济、递增收益等方面对区域经济增长中的诸多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提出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一般会呈差异化趋势向外不断发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工业区理论。凯勒（2002）认为，技术转移与知识扩散是决定区域收敛与发散的重要因素，技术扩散的结果只会造成技术的梯度转移，然而由于中心区拥有区位优势，使得区域间技术趋同的可能性并不存在。此外，以普里高津（1969）的“耗散结构理论”和哈肯（1973）的“协同学”为代表的“非平衡自组织理论”借助物理、生物等学科理论，从系统和整体的角度揭示了区域空间自组织现象和区域协调发展过程的规律。

3.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理论是经济不平衡增长的解构分析和对成熟期市场机制发挥协调作用的平衡增长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理论与非均衡增长理论的融合。

美国经济学家胡佛和费雪（1949）认为，一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分为自给自足、乡村工业崛起、农业结构转换、工业化和服务业输出先后次序的五个标准阶段。罗斯托（1960）的“地区发展阶段理论”认为，所有国家都要经历从不发达到发达的发展过程，从低级向高级的演进过程依次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准备条件—起飞—趋于成熟—大规模消费—追求高质量生活六个发展阶段，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应该选择适合自身产业优势的不同的主导产业，以发展区域优势产业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威廉姆森（1965）将库茨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形假说应用到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得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形理论，认为一国或地区在经济尚未发展的阶段，区域间的经济差异较小；在早期阶段，发展差异将拉大区域间的发展程度；在中期阶段，区域间的发展差异逐渐稳定下来；而到了成熟阶段，一国内会形成统一的市场，此时发达地区要素报酬率开始递减，落后地区的要素报酬率相对提高，区域间发展差距逐渐缩小，最终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的均衡增长。汤普森（1966）的“区域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工业区像一个生命体一样在遵循一套有规则的发展变化次序，从初始阶段到成熟阶段再到衰退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面临一系列不同的问题，并导致区域在不同时期处于不同的竞争地位。阿朗索（1980）的钟型发展理论认为，在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初期，由于个别城市的快速增长，国民经济增长会呈现不平衡特征，随着经济增长达到转折点，区域发展不平衡和集中趋势增强，并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雏形。随着资本和劳动等要素在地区间流动的加强以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区域增长将在长期趋于平衡，一国或地区经济将会实现高度一体化。步入成熟期后，地区间的要素成本收益趋于稳定，各地区增长将会放缓并由此造成区域间的发展差距逐渐缩小甚至消失。

4.区域经济合作分工理论

区域内不同主体可以通过加强彼此间的经济技术分工与合作，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同时，也在有效消除各种壁垒以及实现区域主体间的协调发展。在这个方面，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分别从绝对成本和相对成本的角度解释了国家及地区之间的分工和贸易能够增进各方的利益，并强调了劳动在地域分工方面的重要性。此后，波斯纳的“技术差距理论”从技术角度揭示了除劳动、资本等传统要素外，区域间创新产品的推行和技术方面的研发和拥有能力也会使其获得区域比较优势。

理查德·库珀（1968）的“国际相互依赖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与另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存在双向的相互依赖关系，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状态会使各地区需要其他地区的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输入来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的技术进步和地区经济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麦克尔·波特（1990）在“产业集群理论”中指出，产业集群由一组在地缘上接近的存在共同性与互补性联系的关联企业和机构一起组成。产业集群形成的优势在于：在区域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区域竞争力的共同作用下，企业能够降低其在市场中的信息搜寻成本和物流成本，并促进知识、制度和技术创新在不同产业间的扩散，在降低交易成本和技术扩散过程中可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并最终能够利用产业扩散效应不断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

此外，乔尔·布列克和戴维·厄恩斯特（2000）的“竞争合作理论”提出，企业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导致一国或地区市场竞争加剧和原有竞争优势消失的主要原因，从而提出企业在市场中将主要以合作而非单纯的竞争为手段，将合作竞争作为企业长期的发展战略之一。“经济圈”理论则揭示了在具有较强产业互补性和地理上邻近性的工业化国家（地区）之间能够形成一种以市场驱动、产业互补的区域分工协作模式。在实证方面，厄恩斯特·哈斯（1959）通过对欧盟经济一体化实践的解释，提出了“新功能主义理论”，解释了在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制度驱动和竞争型的贸易合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