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国大学生英语描述文中的母语迁移研究

3.1　文献综述

有关母语影响的研究主要在对比修辞学的背景下展开。母语作文与二语作文结构差别一直是该领域的一个热点，这些研究基本上都可以归入久保田（1998）所做的分类： ① 对二语文本的研究，② 对不同学生完成的母语和二语文本的比较，③ 对同一组学生完成的母语和二语文本的比较。下面的综述也将从这三个方面展开。

早期的对比修辞学只研究二语文本。卡普兰（Kaplan,　1966）的开创性研究考查了二语学习者完成的英语说明文并总结出五种不同的思维模式。

图3-1　卡普兰（1966）的五种思维模式⁽¹⁾

卡普兰（Kaplan,　1966）认为英语语篇思维呈直线状，本质是演绎性的，先陈述主旨和主题句，再通过细节和例证加以支持。汉语思维模式属于东方模式，其特点是归纳性、非直接的。

卡普兰（Kaplan,　1972）对母语影响二语这一问题的态度表现得更加直白，他把文章不遵循英语结构模式归因于母语修辞结构的负迁移（Mohan and Lo, 1985）。但不少研究（Chen, 1999; Hinds, 1983; Kubota, 1998）对这种看法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二语文本本身并不能反映母语的特征。莫翰和洛（Mohan and Lo,　1985）的综述中引用古典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证据显示汉语和英语在结构方面没有很大的差异。在他们看来，中国学生在英语写作中碰到的结构困难有可能受语言发展因素的影响，因为修辞结构能力的发展相对较晚⁽²⁾。

为了更好地反映母语对二语的影响，一些研究对不同学生完成的母语作文和二语作文进行比较，并称其为组间比较（between-subject comparison）。索特（Söter,　1988）对记叙文的组间研究发现越南和阿拉伯学生记叙文的结构互不相同，也不同于英语母语者的记叙文结构。刘敬辉（Liu,　2005）的研究重点是议论文主旨句（thesis statement）的位置，为此，他比较了三组初中学生所写的议论文： ① 美国学生写的英语议论文，② 中国学生所写的英语议论文，③ 中国学生所写的汉语议论文。结果显示这三组作文主旨句的位置没有显著差异： 在文章第一段段首的分别占58％、35％和60％，位于文章第一段结尾的分别为34％、58.33％和26.67％，在正文中分别为4％、3.33％和5％，而在文章结尾的分别占4％、3.33％和8.33％。鉴于三组学生中的大多数都是把主旨句放在文章的第一段（92％、93.33％和86.67％），作者得出结论： 现代中国人的英语写作和中文写作更符合英美式的修辞风格，即更多使用演绎结构。

母语迁移最理想的研究方法是组内比较（within-subject comparison）。久保田（1998）曾探讨说明文和议论文中的母语迁移现象，其研究对象完成了日语和英语作文各一篇，时间间隔一周，结果显示大约一半的学生在两篇作文中使用了相似的修辞模式（具体表现为主旨句的位置以及篇章的修辞模式）。广濑（Hirose, 2003）的15位研究对象用日语和英语完成了同一题目的议论文，时间间隔同样是一周。对两组作文的比较表明很多学生两篇作文的文本结构相似，说明日本学生的母语和英语写作在组织结构方面没有很大的差异；在英语作文中，主旨句全部出现在介绍部分，在日语作文中，主旨句在介绍、正文和结尾部分的分别占73.3％、6.7％和20％；日本英语学习者在写英语作文时更多使用演绎结构。而另一方面，汉语作文中也反映出英语的影响，体现在主旨句和段落主题句。乌伊萨尔（Uysal,　2008）考查了18位土耳其英语学习者的英语作文和土耳其语作文，涉及两个不同的话题，结果发现他们的修辞模式在英语和土耳其语之间双向转换——英语写作中有土耳其语的修辞规范，例如含糊的（obscure）主题句，而他们的母语作文中也呈现英语的修辞习惯，例如过渡词的频繁使用。

弗诺等人（Liu & Furneaux, 2015）的研究既有组内比较也有组间比较。他们的三组研究对象分别是： 英语母语大学生、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和中国文科专业大学生。其中第一组学生用英语完成一篇议论文，第三组学生用汉语完成一篇议论文，第二组学生先完成英语议论文，5个月后完成汉语议论文。对四组作文的论证结构的分析显示在论证策略方面，67％的英语本族语学生和68％中国非英语专业学生采用的是说明策略，而78％的英语专业中国学生在写英语作文时用的是说明策略，写汉语作文时仅有56％的学生用此策略。在论证目的方面，82％的英语母语者是分析性的，而中国学生，不管是用英语还是汉语写作，目的多为劝导性，其中英语专业学生写英语作文时的劝导性比例相对最低，为56％。整体论证结构方面，英语母语者最多的是分析性说明（64％），中国非英语专业学生的汉语议论文最多采用的结构是劝说性说明，英语专业学生撰写英语议论文时最多采用的是分析性说明（41％），撰写汉语作文时最多的是劝说性讨论（38％）。他们的研究得出结论： 中国学生的英语作文既受英语写作的影响也受汉语写作的影响。

对比修辞学中也有一些研究采用内省法和问卷调查。有学者（Shen,　1989）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描述了汉语写作和英语写作的差别，他发现英语作文要求很强的逻辑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主题句的使用，而汉语作文的原则是由表及里（from surface to core）。另外有学者（Shi, 2002）对14位有海外教育背景的中国英语教师的访谈显示，这些教师了解汉语写作和英语写作在段落主题句方面的差异，他们在中文学术论文的写作中更多采用英语的习惯。

从上面的综述可以看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使用组内比较，由研究对象完成两篇题目相同或略有不同的作文——先用英语完成，一周后用母语完成，然后对两者进行比较。这一研究方法虽然优于组间比较或二语文本分析，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如康纳（Connor, 2005）所指出的，更合适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对抗平衡设计（counterbalanced design），即一半学生先完成母语作文，另一半学生先完成英语作文；此外，由于完成两篇文章的间隔仅为一周，首先完成的英语作文很有可能对后写的母语作文产生影响，而实际也证明了这一点： 不少研究已经发现母语和二语作文在修辞特征上没有很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