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了有校门的“小学校” 走进了没校门的“大学校”
我们的国家真大，人真多！而我们的中学、大学却很有限。许多年轻的朋友，多么渴望能跨进高等学府，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呢？可命运却与愿望相反。有些人，初中毕业不能升高中；有些人，高中毕业不能升大学。还有一些人，在小学毕业后，由于种种原因就被学校冷落了。
这时候，你们的心里一定很难过、气恼、自卑、哀伤，甚至心灰意懒，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和信心。朋友，不要悲伤，不要自卑，昂起头来，往前走吧！
二十多年前，我，也是一个被学校所冷落的不幸者。
那一年二月初，山里人的又一个贫穷的春节过去了。很快，学校就要开学。一开学，我就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了。再过一年半，我就将初中毕业。我多么希望初中毕业后升高中，高中毕业后上大学呵！然而，每一个学期开学，对我的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关”！离开学的时间还有好多天，妈妈就四处奔走，为我筹借学费。一次又一次，妈妈怀着希望出门，却皱着眉头归来……
我在家里，等待着命运对我的宣判。
我的故乡，是湖南省涟源县一个极其普通、极其贫穷的山村。
那里，开门见山，出门爬山。我家屋门前，耸立着一座高山，名叫洪界山。屋后呢？也是一座山，一座高高的石头山。山上，除了石缝间长出少数几株桐子树外，多是茅草。也许是我的先祖们自我安慰吧，或者，是先祖们寄托着自己对这座山——不，对生养他们的这块土地——的美好愿望吧，他们竞给这座山取了一个与它的外表完全不相称的、美丽的名字：花山岭。
谁不希望自己的故乡美呢？谁不希望自己的故乡富呢？我当然也不例外。我真希望我的家乡有一条漂亮的河，真希望那满山的石头变成翠绿的树林呵！然而，石头山上遍地是石头，石头山下连一条小溪也没有。
我五岁时，家乡解放了。第二年，我背着妈妈为我缝制的一个蓝士林布书包，走进了离家一里多路的石头塘初级小学。
解放了，穷人翻身了。然而，是不是每个穷人都马上变富裕了呢？没有呵！我的家里，依然很苦。尽管学校收费很低，每个学期我却仍为缴不起学费而苦恼。每次妈妈买掉几个、十几个鸡蛋，给我三角、五角钱去缴学费。一个学期两块钱学费，到快期终考试了，我还没有缴完。这时候，我最害怕见到班主任老师了。一看到老师从前面走来，我的心就象只不安份的小兔子一样，呯呯地跳。尽管老师不一定是向我讨学费，而我却总感到自己的学费没有缴清，不好意思见老师的面。每当一看到老师从前面走来，我连忙打转身回避。
初小毕业后，我考进了离家十三、四里路的石狗滩完小。家庭条件稍好一点的，背上被子到学校寄宿去了。我却只能每天早早晚晚地走。收红薯的季节，妈妈往我的书包里放一个生红薯，算是午餐。一到春荒、夏荒的日子，那就糟了。早晨，吃一点菜叶子里掺拌着糠粉的糊糊去学校，熬到太阳西坠，从学校里回来时，两条腿早就软软的，没一点劲了。十多里山路，不知要歇息多少次……
读六年级时，我们班绝大多数同学戴上了红领巾。我却一直没有申请加入少年先锋队。有一天，担任少先队辅导员的班主任找我谈话，鼓励我写入队申请书。
“老师，我不入。”
“为什么？”老师感到很惊讶，“入队、入团、入党，是人生的三大喜事呀！”
“我、我没有红领巾钱。”
我哭了。
老师沉默了，激动了。后来，他为我这个穷学生交了三角六分钱的红领巾费，吸收我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
一期一期地熬，好不容易熬到读完了初中一年级。再过七、八天，学校就要开学了。这几天，妈妈，这个弱小的女人，尽了她最大的努力，终究没有为我筹借到学费。我望着妈妈那为难的脸，鼻子不禁发酸了。我想起那一回，我从学校回来，队里的公共食堂开过饭了，从食堂端回来的几个蒸红薯，妈妈和妹妹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妈妈寻遍了家里的坛坛罐罐，想给我做点吃的。最终没有寻出一粒米、一块红薯片子来。后来，妈妈从衣柜里翻出来一个我儿时戴的风帽，那是我满周岁时，外婆家送给我的帽子！帽沿上，钉着几个银制的小菩萨。妈妈把这些银菩萨一个一个抠下来，一共七个，递给我：
“家里实在找不出什么吃的东西了。你拿它到合化社（供销社）卖掉，换几个法饼吃吧。”
我接过这七个小小的银菩萨，泪水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现在，我虽然渴望上高中、读大学。但我不能让家里为难呵！我是老大，十四岁了，大了，应该不要家里供养了。我决心自己去赚饭吃。
我最后一次来到那青山环抱的学校。到教导处开了一纸休学证，含泪走了出来。心里，茫茫一片。从此，我会与学校无缘了，是不是也与学习无缘了呢？离开了学校，是不是就结束了学习呢？我到哪里去赚饭呢？这前面的路，到底怎么走呵？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呵！
我稀里糊涂地走向了社会。
我在公路上锤了两个月的铺路石后，开始向自己的命运，进行一次小小的挑战；开始向这个广阔的世界，进行一次显然是无力的进攻……
一九五九年初夏，我怀着一个美好的愿望，从花山岭脚下走出来了，翻过了洪界山，又翻过了一座一座的山，出远门了。
我来到了离家五十多里路的、在“大跃进”的热浪中建起来的娄底市。这里，有一家在我们那一带山乡威名赫赫的大钢铁厂——湖南省涟源钢铁厂。我有一个堂表哥，在那里当工人。我到那里去参观过。那高炉、钢花、汽车、火车，一样一样新鲜的物件，使我看得着迷了。我想，要是能够到这里当一个工人，那该多美呵！
我这样想，就这样去做了。
那一天，我寻到厂部办公楼。在劳资科门口徘徊了片刻，终于鼓起勇气，跨进门去了。
接待我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干部。
“小同志，有什么事呀？”
“我，我……”
“别着急，慢慢讲吧。”
“我想进厂当工人！”
我终于说出了憋在心里多日了的话。
“你？”女干部惊奇地望着我：“小家伙，我们不收童工呀！”
“不！我大了，是大人了。”
“多大？”
“已经十七岁半了。”
我多报年龄，还带一个“半”字，以显得真实。女干部被我缠得没法，便出题考我的文化。没有想到，这场文化考试，增添了这位女干部对我的兴趣。她终于写了一张条子，要我到厂职工医院去检查身体。
我喜孜孜地来到座落在一个黄土坡上的厂职工医院。这时，医院里，从湖南医学院来了一批实习的学生。我的到来，使这批学生们多了一个“试验品”。从头查到脚，从外表查到内脏。眼看一关一关都顺利地通过了。最后，我走进了一间房子里，躺到了一张木台子上。
在这里负责体检的，是一位医学院前来实习的女学生。她用听诊器在我的胸脯上听了一番以后，说：
“把裤带解开吧。”
“什么？”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她又不动声色地重复了一遍。
一时，我懵了。我已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半大子人了，在女人面前，解开裤带，我真缺乏这个勇气呀！一种浓重的羞涩感，紧紧地裹着我的心。我傻了似的，迟迟没有动作。
“快一点呀！”
对方又催了。
这一瞬间，我想到自己穷苦的家，想到自己以后的生活。无论如何，不能失去这个工作的机会！我咬了咬牙，终于把裤带解开了。
我侧过脸去，望着洁白的墙壁，只觉得自己那颗心，在胸膛里嘣嘣地跳。那位城里来的女大学生，倒是见过世面的，她从而容之地检查开了。许多她认为该摸一摸的地方，都伸手过细地触摸了一遍。
被女大学生这么一折腾，我觉得自己的全身都滚烫了。她转身去洗过手回来，望了我一眼，不禁伸手来摸我的额头。
“怎么？你的体温不正常呀！”
接着，她取来体温表，放进我的口中，一测，果然，我的体温高达三十八度九……
不知是哪一个关卡“卡”住了，我终于没有被录取。我十分懊悔，无可奈何地离开这座寄托我多少美丽梦幻的钢城，没精打采地走回家去。
走到一个叫明镜井的地方，天已经黑了。这里，离家还有二十多里路。前面，耸立着一座大山。回家的路，就从这座大山中穿过。那座山，好象名叫财神坳。也许，它也寄托了穷苦的山里人许多美丽的梦幻吧！
我不敢再往前走了。这财神坳下的明镜井，有一家乡村歇伙铺，我便来到这里投宿。摸了摸自己的口袋，还有五角钱。我心里盘算：花二角钱睡一个大统铺，剩下的三角钱吃一顿饭。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了。
“没有统铺，只有单间了。”
“单间？多少钱一晚？”
“挺便宜，一晚五角。”
这歇伙铺里的老板娘，是一个很胖的女人。这个胖女人很厉害。她看到我手里拿着一张五角钱的票子，硬说只有五角钱一晚的单间了。我左右求情，她高低不答应。怎么办呢？难道摸黑翻过这财神坳？不行呵，要是在山上碰上老虎怎么办呢？我终于狠了狠心，把五角钱全交给了她。
晚上，又饿又气，我通宵未眠。窗棂子蒙蒙发亮，我就起来了。心里越想越气，不禁把床上的被子摊开，拿出拉尿的玩艺儿，往上撒尿了。心里狠狠地想：“你赚了我的五角钱，好好洗被子去吧！”
我爬上财神坳时，天大亮了。满天朝霞，托出一轮红日。世界全沐浴在橙红色的阳光里了。站在这高高的山顶上，我感到世界是那样的宽阔。一想到自己这次向这宽阔世界的失败的进击，我又感到天地一下缩小了，变狭了。小到没有我这个十四岁孩子的立足之地，狭到容不下我这个十四岁孩子的小小的身子……
我朝家里走去。脚步沉沉的。
我终于挤进了这个又宽阔、又狭小的世界。
这年七月，我来到大跃进兴办起来的涟源县杨梓铁厂。这里，绕着山脚，耸立着长长的一排土高炉。公路上，那些刚刚从农村里走出来的青、壮年汉子，拖着装满焦煤、铁矿石的胶轮板车，川流不息。到处尘土飞扬，到处热气腾腾。
这是一家县属小厂。厂子里无论干部还是工人，都是一夜之间从农民变过来的。对要求进厂当工人的社会青年，没有涟源钢铁厂那样苛求。劳资科的一位跛脚干部，面试了我一番，便收下了学校开给我的户口迁移证和粮食证。
厂党委书记姓刘，他原是一个公社党委书记，他把我喊到他的房子里，和我进行了这样的交谈：
“工作安排问题，劳资科和你说了吗？”
“说了。”
“你知道为什么要你到修理站去吗？”
“……”
我不知如何回答他好。老实说，当时，我这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受到厂党委书记的接待，是感到非常荣幸的。心里，也莫名其妙地生出来一种惧怕感，嘴巴子说话也不那么灵活了。
“我们厂目前只有两辆汽车，运矿石、拉焦煤，主要靠那种胶轮人力车。这个修理站，就是负责全厂胶轮车的维修工作的。而目前修理站的两个修理工，老的，是个富农份子；年轻的，是个地主伢！派你去，希望你尽快地把技术学到手。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阵地呵！懂吗？”
我点了点头。我似乎懂了，又似乎没有懂。
我来到这个修理站。每天的工作，是为他们两个老修理工递工具。或者，他们把车子修理好了，我拿着气筒，为这些修好了的车子打气。我感到自己的力量太小了，怎么能够把这个“阵地”夺过来呢？
不到一个月，我找车间主任磨，终于离开了修理站，到翻砂房当翻砂工学徒了。师傅姓王，四十五、六岁。他的家乡，离我的家乡只有十多里路，算得上是一个地方的。而这家厂子，离我们的家，有五十里路。
我到翻砂房不久，王师傅派我到他家里去一下，为他去挑一点东西来。“徒弟徒弟，三年奴婢”。师傅派我去，我能调皮吗？我去了。
十五岁的孩子，挑五、六十斤东西，走五十多里路。回到厂里时，我全身都象要瘫痪了一样。然而，我心里很高兴，我毕竟为自己的师傅做了一件事！师傅是看得起我，才派我到他家里去挑东西的呵！
我到厂的第二天，师傅的爱人从家里来了。上班的时候，师傅好象有话要对我说，半天，他还是没有说出来。我心里象打鼓，不知师傅要对我说什么。直到快下班的时候，师傅才吞吞吐吐地说：
“小谭，师傅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一样，你要，拿就是。不过，要给师傅说一声。”
“师傅，我、我没拿你的什么东西呀！”
“你昨天挑来的那担东西，我爱人来后清点了一下，少了几个鸡蛋。”
“……”
全身的血液都往我的脑门顶上涌！天啦，怎么这样冤枉我！我远山远地为你挑来这些东西，水都没喝你一杯还不算，你却诬我拿了你几个鸡蛋，你怎么这样没有良心呵！
真不知自己是怎么离开车间的。我踉踉跄跄地来到商店里，摸出上午领到的那一元陆角钱工资（我每月十六元学徒工资，扣除伙食费外，剩了一元多钱），买下了一瓶葡萄酒。然后，又踉踉跄跄地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这家刚刚“跃”起来的铁厂，没有建工人宿舍，也没有建办公室，全是占用当地老百姓的民房。我住在一个老婆婆的楼上。那楼上本来还有几个铺，那几个人溜回去了，再也没有来，实际上只住了我一个人。
我爬到这楼上，打开瓶盖，捧起酒瓶，仰起脖子，大口大口地喝着这葡萄酒。不一会，这瓶葡萄酒就下肚了。
我一头栽倒在床上，渐渐地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醉了。整整一天一夜之后才醒来。酒醒了，我的脑子也清醒了。我感到，世界上的滋味儿，真是太多了。我尝到了做人的又一种滋味。这是一种被人误解的滋味，这是一种遭了冤枉、受了委屈的滋味。这时候，我冷静地想，师傅绝不会无中生有地冤枉我，鸡蛋肯定是少了几个。那么，是怎么少的呢？从他家到厂里这五十多里路中间，要经过两条河，过两次渡。是不是在过渡的时候，担子放在渡船上，被同船过渡的人摸去了几个鸡蛋呢？这是很可能的呵！
我后悔了。后悔自己为什么这样懵懵懂懂地买一瓶葡萄酒，几口几口就喝光。多险呵！要是就这样报销了，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喝酒了，一口也不喝了。第二个月领到一元多钱工资的时候，我到书店买了一本书。那是长篇小说《红旗谱》。接着，我又买了《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踏平东海万顷浪》……这些书，把我带到了一个新的天地。我惊异地感到：原来在这个世界之外，书本里还有另一个美妙的世界呵！
我的业余生活充实多了。我不仅迷上了书，而且，迷上了笔，开始偷偷地写一写、划一划了。写出来的东西，不敢送到厂里的墙报上去发表，我却在自己住的楼上的墙壁上，自己办了一个墙报，取名为《钢花》。有时一个星期办一次，有时两个星期才办一次。这张墙报的编者是我，作者是我，读者也是我。我常常面对新“出版”的墙报，洋洋得意，自我陶醉在一种无法形容的欢乐里。
记得，在第一期《钢花》上，发表了一首三百多行的长诗。依稀记得开头几句是这样的：
一九五九年七月，
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
我来到了杨梓钢城，
来到了高炉群旁……
我突然间觉得，自己仍然留在学校，没有离开学校呵！这是自己创办的学校，是自己既当校长、又当老师、还当学生的学校。世界上，有校门的学校是有限的，而没有校门的学校，却是到处都有呵！只要你有一颗渴望知识的心，就能学到在有校门的学校里能学到的知识，也能学到在有校门的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这也许是做人的更重要的知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