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书棚本唐人小集综考

“诗刊欲遍唐”①，南宋书商陈起及其子续芸，在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开设书籍铺，刊刻了大量中晚唐诗集和南宋江湖诗人小集，不仅在书籍出版史上获得了“书棚本”这一特称，而且对江湖诗派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存世的书棚本唐人小集究竟有多少种？是否所有的“十行十八字”本唐人诗集都是书棚本？明清时期影抄或翻刻书棚本唐人诗集与宋刻原本的关系如何？这些基本的文献问题，学界虽或多或少有所涉及②，但尚无全面深入、精密细致的研究。

一、宋刻“十行十八字”本唐人诗集考辨

“书棚本”得名的由来，主要是因为陈起父子的刻书牌记“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元宅书籍铺刊行”中有一个“棚”字，故俗称“书棚本”。南宋都城书坊林立，除“陈解元宅书籍铺”外，尚有“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杭州众安桥南行东贾官人宅开经书铺”“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纸铺”等书坊，后世藏书家偶尔亦称这些书坊所刻书为“书棚本”，为不致引起混淆，本章采用书棚本的狭义，特指陈起父子所刻书为书棚本。

为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维护自身的利益，临安书坊的经营者们努力树立自己的品牌和特色。除了在书中镌刻牌记以示区别，不同的书坊在书籍选题、版式行款方面也努力形成各自的特色。以刻书较多、影响较大的三家书坊来看，陈起父子的陈宅书籍铺，以刊刻唐宋诗集为主，行款基本是每半页十行十八字；陈思的陈道人书籍铺，以刊刻艺术类书籍为主，行款为每半页十一行二十字；尹家书籍铺，则以刊刻子部书籍，尤其是笔记小说为主，行款一般是每半页九行十八字，但也偶有例外。同样是刊刻唐人诗集，不同的地域似乎也有各自的特色，如蜀刻本唐人诗集的行款主要是每半页十二行二十一字，且不乏卷帙较多的名家诗文集，这与书棚本有明显的差异。掌握了这些书籍的外在形式特征，即使原书牌记缺失，也能清楚地区分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书棚本的最大特色是行款为每半页十行十八字，后世藏书家和学者们往往误以为凡是“十行十八字”本就是书棚本，而忽略了二者之间不能完全画等号。例如，上海图书馆藏宋绍兴（1131—1162）抚州刻本《王荆公唐百家诗选》二十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绍兴章贡郡斋刻本《古灵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宋端平三年（1236）常州军刻本淳祐六年（1246）盛如杞重修本《古文苑》二十一卷、宋吴坚福建漕治刻本《龟山先生语录》四卷、《后录》二卷，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宋淳祐二年（1242）赵时棣大庾县斋刊本《心经》一卷、《政经》一卷等，以上书籍有明确的刊刻时间和地点，行款均为每半页十行十八字，但与书棚本毫无关系，而且说明“十行十八字”行款并非书棚本率先使用。据初步调查，海内外现存宋刻“十行十八字”本唐诗别集和总集共27种。现分作以下三大类予以讨论。

（一）有“陈（解元）宅书籍铺”牌记的书棚本唐诗小集11种

黄韵静《南宋出版家陈起研究》对陈起父子所刻书有详细考证，逐一罗列历代书目著录情况，并配有书影和文字说明，很有参考价值。但绝大部分是根据书目图录著录而成，并非全是亲眼所见，究竟是否为书棚本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该书第三章《刻书考（上）》考证有牌记的书棚本唐人诗集13种①，其中《唐山人诗》是根据《百宋一廛赋注》著录，实际上就是《唐求诗集》，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唐求诗集》并无牌记②; 《李贺诗集》与《孟东野诗集》的宋刻书棚本没有流传下来，只是在清代藏书目录中有著录，留待下文再予以讨论。至于李建勋《李丞相诗集》，因牌记为“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印”，黄韵静以其与“棚北大街睦亲坊南”这一地址不符，暂且存疑③，但顾志兴认为这一地址与棚北睦亲坊陈氏书铺很近，疑为陈起宅院兼刻书工场④，故本章仍然视为陈起刻本；宋李龏编《唐僧弘秀集》，为宋人所编唐诗选本，黄韵静视为宋人诗集，虽然作者属宋，但内容是唐诗，本文视作唐诗小集。故海内外图书馆现藏有牌记的书棚本唐诗小集的实际数量是11种：

1. （唐）常建《常建诗集》二卷（国图、台北故宫）

牌记：“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刊印”一行（卷上末，正文第八页）

2. （唐）朱庆余《朱庆余诗集》一卷（国图）

牌记：“临安府睦亲坊陈宅经籍铺印”一行（卷末，正文第三十四页）

3. （唐）周贺《周贺诗集》一卷（国图）

牌记：“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一行（卷末，正文第十七页）

4. （南唐）李建勋《李丞相诗集》二卷（国图）

牌记：“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印”一行（卷上末，卷上第十页）

5. （唐）鱼玄机《唐女郎鱼玄机诗》一卷（国图）

牌记：“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一行（卷末，正文第十二页）

6. （唐）王建《王建诗集》十卷（上图、国图）

牌记：“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巷口陈解元宅刊印”一行（卷末）

7. （唐）李咸用《唐李推官披沙集》六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

牌记：“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印行”一行（序后，序文第二页）

8. （唐）李群玉《李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

牌记：“临安府棚前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刊行”一行（卷首第三页）; “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元宅书籍铺印”一行（卷五第四页）

9. （唐）李中《碧云集》三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

牌记：“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一行（目录后，目录第八页）

10. （唐）罗隐《甲乙集》十卷（国图）

牌记：“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行”一行（目录后）①

11. （宋）李龏《唐僧弘秀集》十卷（台北“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

牌记：“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元宅书籍铺刊行”一行（序后）

以上11种唐诗小集，都有陈（解元）宅书籍铺牌记，其行款均为十行十八字，是最典型的书棚本，是了解陈起所刻唐诗小集原貌的最宝贵的实物证据。另外，据北京大学孙钦善先生介绍，日本东京大东急记念文库藏有宋刻书棚本《高常侍集》十卷，目录残存七卷，正文残存六卷，有“临安府睦亲坊南陈宅经籍铺印”牌记①。因未亲眼见到原书，暂且留存备考。

（二）可能是书棚本的宋刻唐诗小集10种

现存宋刻唐人诗集，有的虽然没有陈宅书籍铺牌记，但版式、行款、字体与书棚本相同或相似，清代以来的藏书目录也著录为书棚本。对于这些书籍，有必要逐一梳理，以确定其是否为书棚本。

1. （唐）唐求《唐求诗集》一卷

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著录《唐求诗》有“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②，其依据应当是《楹书隅录》卷四：“此本与《韦苏州集》同一行式，皆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刊行，所谓书棚本是也。《百宋一廛赋》著录。”③但中国国家图书馆现藏宋刻本《唐求诗集》，即《百宋一廛赋》和《楹书隅录》著录本，原书并无牌记，只是版式、字体确与书棚本相同。

2. （唐）许浑《丁卯集》二卷

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丁卯集》二卷，书中无牌记，但自黄丕烈以来的藏书家均视为书棚本，而《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认为陈起刻本可能已经亡佚，此宋刻本可能是临安府其他书商所刻④。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唐四十七家诗》中有影宋抄本《丁卯集》，行款为十行十八字，目录后有“临安府睦亲坊南陈宅经籍铺印”一行，可见陈起确实刻过《丁卯集》，上图藏本或许是宋代据书棚本翻刻。

3. （唐）韦庄《浣花集》十卷

宋刻残本《浣花集》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是清末陆心源皕宋楼旧藏本。陆心源认为：“与临安睦亲坊陈宅本《孟东野集》行款匡格皆同，当亦南宋书棚本也。”①

4. （后蜀）韦縠《才调集》十卷

《才调集》十卷，《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著录为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理由是其版式、字体与书棚本《王建诗集》略同②。另外，清初藏书家钱曾《读书敏求记》明确著录其家有“陈解元书棚宋椠本”③。

5. （唐）杜审言《杜审言诗集》一卷

6. （唐）皇甫冉《皇甫冉诗集》二卷

7. （唐）岑参《岑嘉州诗》八卷（残存前四卷）

以上三种诗集与《常建诗集》二卷，共四册，均为清代著名藏书家杨绍和旧藏，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宋刻本《常建诗集》现存二本，一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一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者有陈宅书籍铺牌记，后者无，不知是否在流传过程中失去。四种诗集行款、字体都相近，应当是书棚本。

8. （唐）韦应物《韦苏州集》十卷《拾遗》一卷

《韦苏州集》在南宋曾多次被刊刻，现存有二种版本，一为宋乾道七年（1171）平江府学刻本，一为宋宁宗以后刻本，二者行款皆为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很明显，后者是据宋乾道刻本翻刻或重刻，至于是否为书棚本，目前还没有定论。

9. （唐）张籍《张司业诗集》三卷（残存中、下二卷）

此本现藏台北“国家图书馆”，根据字体、刀法与书棚本接近，馆藏目录定为南宋临安陈氏书籍铺刊本，所缺上卷，可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藏清初影宋抄本配补齐全。

10. （唐）殷璠《河岳英灵集》二卷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河岳英灵集》二卷，为清初季振宜旧藏，《文禄堂访书记》著录此本为宋陈氏书棚本①。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明覆刊宋书棚本作三卷，应当已经非宋刻本原貌。

（三）不是书棚本的宋刻十行十八字本唐人诗集6种

1. （唐）刘禹锡《刘梦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刘禹锡《刘梦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为“日本国宝”。《天理图书馆稀觏书图录》根据刻工与缺笔，推定其版本为南宋初期绍兴年间刻本②。虽然此书是十行十八字本，但版心为细黑口，字体与南宋后期的书棚本差异很大。

2. （唐）韩愈《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三卷《志》三卷

3. （唐）柳宗元《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四十五卷

以上两种韩、柳集，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行款与书棚本一致，但字体有较大差异。书中刻工大多为南宋中期四川人，故《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以此两种为南宋中期大字本③。

4. （唐）柳宗元《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残存十一卷）

宋刻残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版式为十行十八字、细黑口、左右双边。清黄丕烈跋称可能是吴门郑定刻于嘉兴，但万曼断然否定：“此本黄氏虽然疑为吴门郑本，但就行款和讳字来看，却和俞良甫在日本所刻五百家注本相同，但因首尾残阙，序跋俱失，所以无从考证，但决不是郑定本，这点是可以肯定的。”④此本确为宋刻宋印，应当是俞良甫刻本的底本。从书棚本选题看，陈起似乎不大可能刊刻卷帙较多的名家文集。

5. （宋）赵孟奎辑《分门纂类唐歌诗》一百卷（残存十一卷）

此书宋刻残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行款与书棚本一致，但卷首有咸淳元年（1265）赵孟奎自序，拟谋求出版，因而很可能是私家刻本。且其时陈起已逝，续芸子承父业，应当不会刊刻如此大规模的总集。

6. （宋）王安石辑《王荆公唐百家诗选》二十卷

《王荆公唐百家诗选》二十卷，残存九卷（一至九），版式为十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双边，现藏上海图书馆。该馆据刻工、讳字，定其版本为南宋绍兴末年江西抚州刻本①。

综上所述，在现存27种宋刻“十行十八字”本唐人诗集中，11种有陈（解元）宅书籍铺牌记，可以确认为书棚本；10种虽然没有牌记，但或者在历代书目中一直被视为书棚本，或者与书棚本在内容、版式、字体方面很相似，应当是书棚本；还有6种，虽然行款相同，但时代、地域、字体风格等不符，可以肯定不是书棚本。这就提醒我们，鉴定唐人诗集是否为书棚本，除了看牌记、行款外，还得综合考察作者时代（主要是中晚唐）、卷帙多寡（一般不超过十卷）、版式特征（白口、左右双边）、字体风格（书法以柳体为主，兼具欧体笔意，笔画方整，笔势略往右上倾斜）、刻工活动（以临安府刻工为主）等，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

二、影宋抄本唐诗小集的文献价值

在唐诗接受史和书籍流传史上，宋版唐人诗集无疑是最受文人、学者、藏书家们喜爱的珍品。但明代以后，宋刻本日渐稀少，为保存古书原貌，藏书家们发明了影抄书籍的方法。最初的影抄，并不严格讲究字体笔画的摹拟，按照现代标准只能称为仿宋抄本，但行款、讳字、缺字、牌记等基本遵照宋版书抄写。明末清初，汲古阁毛晋父子、述古堂钱曾等酷爱此道，摹仿得惟妙惟肖，出神入化，甚至能够以假乱真。在宋刻本已经亡佚的情况下，这些影宋抄本唐人诗集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现择要介绍如下。

（一）明抄本《唐四十七家诗》的底本大多是书棚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唐四十七家诗》一百三十一卷，共15册，最初在万历年间由苏州藏书家毛文焕（字豹孙）汇集而成，清代以来递经汪士钟艺芸书舍、韩应陛读有用书斋、蒋汝藻密韵楼、吴兴张珩、祁阳陈澄中等著名藏书家收藏，可谓流传有绪，非常珍贵。关于其版本，国家图书馆只是模糊地著录为明抄本，但曾收藏此书的清代藏书家韩应陛的后人曾编有《读有用书斋藏书志》（南京图书馆藏稿本），不是将这四十七家诗作为一部总集或丛书著录，而是看作有共同来源的相互独立的唐人诗集丛抄，分别著录为明抄影宋本或明抄影宋书棚本。这四十七家诗，除《唐皇帝诗》的行款为九行十七字、《王建诗集》为十行二十字、《沈云卿集》为九行十八字外，其余四十四种唐人诗集均为十行十八字。但该书并非抄自一人之手，而是有多种不同的笔迹，其中《唐皇帝诗》《沈云卿集》《贾浪仙长江集》等三种可确定为明正德、嘉靖间著名藏书家柳佥亲笔手抄本，其余抄本或者是柳佥请人抄写，或者是嘉靖、万历年间藏书家根据宋刻本摹写。柳佥，字大中，别号味茶居士，明正德、嘉靖间苏州藏书家。钱曾《读书敏求记》称柳佥“摹写宋本唐人诗数十种，今皆归述古书库中，视百家诗刻，真霄壤矣”①。可见柳佥影钞宋本在清初就已经很受重视，成为藏书家的珍藏。由于该书是据宋刻本摹写而成，绝大多数行款为十行十八字，在宋刻书棚本存世较少的情况下，理当作为最接近书棚本的版本加以重点考察。以下是《唐四十七家诗》中行款为十行十八字的四十四种唐诗小集简表（表2 1）。

表2-1 《唐四十七家诗》版本一览

续 表

续 表

上表中书名前加*号的《常建诗集》《朱庆余诗集》《李群玉诗集》《周贺诗集》《李丞相诗集》《丁卯集》《浣花集》等7种有书棚本或宋刻本存世，在上一节已经讨论，以明抄本与之相比较，除牌记、讳字、字体等没有完全一致地摹写外，收诗数量、编排顺序和文字内容等基本相同，说明它们是据书棚本或宋刻本传抄，此不赘述。剩余的37种唐人诗集，可分为四组来考察。

1．有陈（解元）宅书籍铺牌记的影抄书棚本2种

《唐司空文明诗集》卷下末尾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一行，《郎士元诗集》卷末有“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元宅书籍铺印行”一行，说明它们是据宋刻书棚本摹写，在宋刻本已经亡佚的情况下，应当是最接近书棚本原貌的抄本，但过去研究书棚本的学者从未注意到这两种诗集。

2．避宋讳的影抄宋刻本16种

如上表所示，自《追昔游诗》至《唐英歌诗》16种，虽然没有书棚本牌记，但行款是十行十八字，文字避宋讳，其底本应当就是宋刻本或书棚本。且其底本已佚，是目前最接近宋刻本原貌的版本。

3．可以证明为影抄宋刻本或书棚本者6种

（1）（唐）贾岛《贾浪仙长江集》十卷

贾岛是江湖诗派学习晚唐体的重要对象。陈起刊刻了众多晚唐诗集，必然不会遗漏贾岛。据万曼《唐集叙录》，贾岛诗“十卷本仍依宋人旧貌，七卷本则明人分体编次”①。而《唐四十七家诗》中的《贾浪仙长江集》正是十卷，该本为柳佥亲笔手抄，在摹写时没有遵照底本避讳。但中国国家图书馆另藏有明张敏卿抄本，行款也是十行十八字，遇“恒”“朗”等字缺末笔避宋讳，卷末有朱笔题记“柳大中家宋本重录”一行。柳大中即柳佥，可见其家确有《长江集》宋刻本，只是张敏卿抄写时照宋讳缺笔，柳佥亲笔手抄时却没有遵照宋本避讳。但二者在内容和编次上完全相同，相互对校，应当可以基本上还原书棚本原貌。

（2）《张诗集》一卷

《张诗集》，除《唐四十七家诗》本外，中国国家图书馆又有另一种明抄本，清初学者何焯曾据宋刻本校勘。据《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明抄本卷末有“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一行②,《唐四十七家诗》本虽然没有牌记，但从行款来看，其底本应当是书棚本。

（3）《于诗集》一卷

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于诗集》有“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牌记，虽然目前不知这一材料的出处，但若无依据，王国维当不会随意著录。

（4）《于武陵诗集》一卷

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录时天彝《唐百家诗选》后评语：“李端、于武陵集，钱塘陈氏刊行，才各百余首，仅是断稿耳。”③这里的“钱塘陈氏”应当是指陈起，说明《李端集》和《于武陵集》有书棚本。《唐百家诗》保存了书棚本行款，其底本应当是陈起刻本。

（5）《李洞诗集》三卷

此本卷末有清初学者、藏书家何焯朱笔题跋三行：“丙戌秋日，得泰兴季氏所收沈启南先生旧藏宋本，补缺字二，正讹数处。香案小吏何焯记。”根据这一题跋，宋刻本《李洞诗集》曾经明代著名书画家沈周（字启南）收藏，后在清初归泰兴季振宜，康熙四十五年（1706），何焯据宋刻本校补缺讹。虽然宋刻本已经亡佚，但此本所留何焯校勘异文，足可一窥宋刻本之原貌。

（6）《林宽诗集》一卷

上海图书馆藏明末抄本《唐人小集》4种，包括《张诗集》一卷、《储嗣宗诗集》一卷、《文化集》一卷和《林宽诗集》一卷，行款皆为十行十八字。前三种在上文已确定出于书棚本或宋刻本，《林宽诗集》与之同源，且避宋讳，应当也是据宋本摹写。

4．可能的影抄宋刻本13种

上表中，自《韩君平诗集》至《于鹄诗集》13种，除行款为十行十八字外，暂无其他证据可考其底本来源。然书中缺字甚多，不像明末刻本任意添补文字，应当也是出自宋刻旧本。

总之，明抄本《唐四十七家诗》的文献价值极高，是研究书棚本唐人诗集的渊薮。

（二）明初抄本《唐十八家诗》接近宋刻本原貌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初抄本《唐十八家诗》，比《明四十七家诗》的抄写年代更早，其中《云台编》卷末有“洪武己巳夏五月夏至日书毕”墨笔一行，《李中碧云集诗选》卷末署“吴城谢缙录”，谢缙是明初洪武、永乐间苏州画家，可见抄写年代很早。明初所见宋刻本或书棚本比后来多，故此集的文献价值绝不能低估。如李峤《杂咏》一百二十首，明清时期通行本多不完整，故日本学者林衡于宽政至文化间辑《佚存丛书》，搜辑中土所佚古书，其中就有《李峤杂咏》二卷。但完整的白文无注本《杂咏》，在中土并没有失传，《唐十八家诗》中的《唐李峤诗》一卷就收录有完整的120首，且与《郡斋读书志》著录卷数相同，应当是出自宋刻本。

根据藏书印，《唐十八家诗》在清代以后曾经黄丕烈士礼居、松江韩氏读有用书斋、张乃熊菦圃等著名藏书家递藏。《菦圃善本书目》著录为“《唐人小集十七种》二十卷，洪武钞本，六册”①。今国家图书馆藏本仍为6册，但比《菦圃善本书目》著录多1种，而目验国家图书馆藏原本，实际是19家，可能是由于《秦隐君诗集》仅残存序二页，故未予计算。这十八家唐人诗集，《高常侍集》《李中碧云集诗选》《刘叉诗》《李昌符诗集》《李丞相诗集》《唐包秘监诗集》《王周诗集》《于邺诗集》和《于诗集》等9种在上文已讨论过，剩余的9种，其底本可能来源于宋刻本。

1. 《唐李峤诗》一卷

《郡斋读书志》著录《李峤集》一卷，但明代以后通行的是三卷本。此本行款为每半页十行十八字或十九字不等，应当出自宋刻本，但是否为书棚本，还须进一步考证。

2. （唐）郑守愚《云台编》三卷

此本残存中、下二卷，书商为冒充全本，将“中”字挖改为“上”字。清代曾经黄丕烈收藏，跋中叙及此事。另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明刻本三卷，行款也是十行十八字，应当都是源于宋刻本。

3. （唐）郑巢《郑巢诗集》二卷

《郑巢诗集》二卷，《送僧归富春》至《送衡州薛从事》十九首为卷一，《泊灵溪馆》至《赠丘先生》十首为卷二，与明嘉靖朱警刻《唐百家诗》次序正好相反，而《唐百家诗》仅作一卷，不知孰是孰非。然《明十八家诗》本不避宋讳，《唐百家诗》本严格避讳，行款也是十行十八字，后者似乎更接近宋刻本原貌。

4. （唐）马戴《会昌进士诗集》等6种

《会昌进士诗集》一卷、《李频诗集》一卷、《顾非熊诗集》一卷、《许琳诗集》一卷、《杨凝诗集》一卷、《章碣诗集》一卷，虽然不避宋讳，但行款均为十行十八字，且抄写于明初，是各集现存最早的版本，应当比较接近宋刻本的原貌。

（三）影宋抄“十行十八字”本唐诗小集9种

在宋刻本失传的情况下，影宋抄本以其“下宋版书一等”而深受藏书家和学者们的喜爱。上文提到的《明十八家诗》和《明四十七家诗》分别代表明初和明代中期摹写宋版唐人诗集所达到的水平，但直到明末清初，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影宋抄本才产生。笔者曾以汲古阁影宋抄本《南宋群贤小集》与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宋椠《南宋群贤小集》比勘，除细微的差异外，版式、字体、缺字等几乎雷同。由此可见，明末清初以后，由著名藏书家精心摹写的影宋抄本是值得信赖的版本。

1. （唐）李贺《歌诗编》四卷、《集外诗》一卷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初钱氏述古堂影宋抄本，每半页十行十八字，旧藏铁琴铜剑楼，卷末有“临安府棚前北睦亲坊南陈宅经籍铺印行”一行，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著录为书棚本。

2. （唐）孟郊《孟东野诗集》十卷

陆心源旧藏汲古阁影宋精抄本《孟东野诗集》，据《皕宋楼藏书志》卷六九著录，该书宋敏求题跋后有“临安府棚前北睦亲坊南陈宅经籍铺印”一行，行款为十行十八字。此本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笔者未见。又杨绍和《楹书隅录》卷四著录宋刻本《孟东野诗集》，黄丕烈跋称收藏有洪武间人影写书棚本。

3. （唐）释皎然《昼上人集》十卷

《昼上人集》十卷，上海图书馆藏清影宋抄本、天一阁藏明冯舒家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湖东精舍抄本，以上3种皆为十行十八字本，应当是据宋刻本影抄或传抄。

4. （唐）吕温《吕和叔文集》十卷

《吕和叔文集》在清初流传有两种版本，一是钱谦益藏宋刻本，一是书棚本。《皕宋楼藏书志》著录影写宋刊本，有冯舒跋，称其“第二卷《闻砧》以下十五首宋本所无，案陈解元棚本增入”①。今宋刊本与书棚本均佚，山东省博物馆和北京市文物局藏有清抄本，行款为十行十八字，或许是据书棚本传抄。

5. （唐）杜荀鹤《唐风集》三卷

《唐风集》三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两种行款为十行十八字的抄本，一是清影宋抄本，一是明抄本。据《读书敏求记》，钱曾藏杜荀鹤诗“是陈解元书棚本，总名《唐风集》。后得北宋本缮写，乃名《杜荀鹤文集》，而以《唐风集》三字注于下”②。国图藏本名《唐风集》，当是出于书棚本之影写或传抄。

6. （唐）高仲武辑《唐中兴间气集》二卷

此集中国国家图书馆有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又有明刻本一部，版式皆为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其底本可能是书棚本。

7. （唐）姚合辑《极玄集》一卷

《极玄集》一卷，上海图书馆藏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版式为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避宋讳，与汲古阁影抄其他书棚本相似。

8. （宋）赵师秀编《众妙集》一卷

9. （宋）赵师秀编《二妙集》一卷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众妙集》一卷、《二妙集》一卷，是“永嘉四灵”中赵师秀编选的重要唐诗选本。《众妙集》收录76家，《二妙集》则仅选贾岛、姚合二人之诗。二种诗集行款皆为十行十八字，避宋讳。《众妙集》卷末有佚名题记：“嘉靖丙申腊月晦日，宋本摹书，时寓绣石堂。”《二妙集》卷末跋文较长：“赵紫芝选编《众妙》《二妙》二集，世不□见。吾友人顾大石仁效，过访次山秦思宋，执是为贽，次山藏焉，因假摹。书实为宋时刻本，不易得也。时嘉靖丙申闰腊三，寓绣石堂识。”可见二集是嘉靖十五年（1536）据秦思宋绣石堂藏宋刻本摹写而成。从书法风格来看，应当属于临摹，但有明显笔误，与明末清初汲古阁影抄宋本尚有一定距离。二书极为罕见，从赵师秀与陈起有交往来看，其底本很可能是书棚本，对四灵诗与江湖诗研究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四）其他明抄“十行十八字”本唐人诗集13种

根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①，行款为“十行十八字”的明抄本唐人诗集还有以下13种，是否来源于宋刻本或书棚本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1. 《李峤集》三卷，明抄本，十行十八字、黑格、四周双边，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2. 《王昌龄诗集》三卷，明抄本，十行十八字、蓝格、白口、四周单边，四川省图书馆藏；

3. （唐）王维《王右丞集》十卷，残存二卷（九至十），明崇祯三年冯班抄本，十行十八字、无格，上海图书馆藏；又《王摩诘集》十卷，清抄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4. （唐）张祜《唐张处士诗集》六卷，明末叶奕抄本，十行十八字、无格，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5. （唐）李嘉祐《台阁集》一卷，明抄本，清黄丕烈校并跋，十行十八字、黑口、左右双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6. 《卢仝诗集》二卷，明抄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四川省图书馆藏；

7. 《钱起诗集》不分卷，清顺治六年张秀抄本②，十行十八字，国家图书馆藏；

8. （唐）欧阳詹《欧阳行周文集》十卷，明抄本，十行十八字、蓝格细黑口或黑格细黑口、四周单边，国家图书馆藏；

9. 《温庭筠诗集》七卷《别集》一卷，明末冯彦渊家抄本，十行十八字、黑口、左右双边，国家图书馆藏；又一部，清初钱氏述古堂抄本，南京图书馆藏；

10. （唐）方干《玄英先生诗集》十卷，明抄本，十行十八字、无格，国家图书馆藏；

11. （唐）沈亚之《沈下贤文集》十二卷，明抄本，十行十八字、无格，国家图书馆藏；又一部，清吴县吴氏抄本，吴翌凤批校，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12. （唐）陆龟蒙《重刊校正笠泽丛书》四卷，明末冯舒家抄本，十行十八字、黑口、左右双边，国家图书馆藏；

13. （唐）皮日休、陆龟蒙《松陵集》十卷，明抄本，十行十八字、黑口、左右双边，上海图书馆藏。

之所以不厌烦琐地罗列全部行款是十行十八字的明抄本，是因为明代藏书家能够见到更多宋刻本，且其抄书目的是为了自己阅读和收藏，必然想方设法搜寻善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保存宋本原貌。本章讨论的明抄本及影宋抄本，包括《唐四十七家诗》中37种、《唐十八家诗》中9种、影宋抄本9种、其他明抄本13种，合计68种，由于其据以仿抄的宋刻底本已经亡佚，它们就成了唯一可能接近书棚本原貌的物证。

三、明清翻刻书棚本唐人小集的认识误区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书籍出版业兴起了翻刻宋本的高潮①。在印刷字体和版式风格方面，南宋浙刻本成为仿效的模板。由于明代诗坛的宗唐风尚，以刊刻唐人小集著称的书棚本自然受到人们的追捧。正德、嘉靖间出版的很多唐人诗集丛刊或单行本，都选择了“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这一经典的书棚本版式，如明正德十四年（1519）陆元大刻本《唐五家诗》六卷、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王准刻本《唐十子诗》十四卷、明正德、嘉靖间刻本《唐十二家诗》四十九卷等，而最有代表性的是明嘉靖十九年（1540）朱警刻本《唐百家诗》一百七十一卷，可谓明中期翻刻宋本唐诗小集的集大成之作。由于书棚本的版式早已深入人心，故藏书家见到行款为“十行十八字”的明清翻刻唐人诗集，就想当然地视为翻刻书棚本，这在清代以来的藏书目录中有大量例证，而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是最明确的表述：

右陈宅书籍铺所刊唐人集，皆半页十行，行十八字，其存于今日者止此。然当时所刊，实不可胜计。周端臣《挽芸居（即陈起宗之）诗》云：“字画堪追晋，诗刊欲遍唐。”今日所传明刊十行十八字本唐人专集、总集，大抵皆出陈宅书籍铺本也。然则唐人诗集得以流传至今，陈氏刊刻之功为多。①

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很多学者、藏书家认为明刊十行十八字本唐人集，大抵出自陈宅书籍铺本，这并非毫无道理，但关键问题是，如何判断哪些明刊十行十八字本是书棚本，哪些不是？明刊十行十八字本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书棚本的原貌？由于书棚本及其明代翻刻本都不容易见到，人们在关注外在形式的同时，对其内容的相近与否，反而无暇深究了。下文以明嘉靖朱警编《唐百家诗》和清光绪江标编《唐人五十家小集》为例，深入剖析人们对明清翻刻书棚本唐人小集的认识误区。

（一）朱警编《唐百家诗》一百七十一卷

明嘉靖十九年朱警刻本《唐百家诗》，自明代以后就没有重新翻刻或影印，原刻本只收藏在少数图书馆，故迄今为止没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笔者所见有二部，一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仅残存四十三家六十六卷，三十册，另一部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内容完整无缺。该书翻刻唐诗一百家，计初唐二十一家、盛唐十家、中唐二十七家、晚唐四十二家。目录后有嘉靖十九年秋朱警撰《唐百家诗后语》，称其父“杂取宋刻，裒为百家”，朱警在此基础上，根据友人徐献忠《唐诗品》，补订品目，形成定本，刊刻时将《唐诗品》冠于卷首。此书行款皆为十行十八字，朱警题识又明确说所选诗集来源于宋刻，那么，其底本是否真的是来源于宋刻本呢？

《唐百家诗》中有六种诗集的书棚本现存于世，即《朱庆余诗集》《周贺诗集》《唐李推官披沙集》《李丞相诗集》《唐女郎鱼玄机诗》和《常建诗集》。对这六种诗集进行考察，结论是前五种诗集的祖本是书棚本，但无法确定其直接底本是书棚本，而《常建诗集》则与书棚本完全不同。以《朱庆余诗集》为例，此本与现存书棚本比较，可以确定为同一版本系统，但《唐百家诗》本缺字较多，至少要比书棚本多24个缺字，可见《唐百家诗》的底本很可能有虫蛀或其他破损现象，也可能是书棚本在明代的传抄本。《周贺诗集》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如《旅怀诗》“国□□邻”一句，《唐百家诗》缺二字，而书棚本作“国有□邻”，只缺一字，明抄本《唐四十七家诗》则与书棚本相同。而《唐李推官披沙集》没有序和目录，缺字也比现存书棚本多。由此可见，从文字内容上看，在书棚本尚存世的情况下，《唐百家诗》并不能取代书棚本成为其最佳替代品。

至于《常建诗集》，如果我们轻易相信《唐百家诗》是据宋书棚本翻刻，那就大错特错了。现存《常建诗集》的版本有二卷和三卷之别，书棚本《常建诗集》分上、下二卷，收诗57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是三卷，卷一为五古19首，卷二为五古18首，卷三为五律7首、七古2首、七绝11首，数量同是57首，但编排次序则完全不同。《唐百家诗》虽为二卷本，表面上与书棚本相同，实则是三卷本的残本，其卷一即《四库全书》本卷三，卷二即《四库全书》本卷二，仅38首，缺失的第三卷应当是《四库全书》本卷一。从《常建诗集》的卷数演变来看，宋代《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皆著录为一卷本；书棚本为二卷本，不分体；明刻本分体编排，强分为三卷，反映了明人改变古书原貌的陋习。与此相对，上文提到的明抄本《唐四十七家诗》本《常建诗集》二卷，则与书棚本完全相同，可见明仿宋抄本比明翻宋刻本要更接近宋刻本原貌。

上述6种有书棚本存世的诗集，在一百家中只占很小的比例，那么，剩余的94种又该如何判断其底本是否为书棚本呢？根据江湖诗派宗尚晚唐这一诗学背景，陈起所刻唐人诗集应当主要是中晚唐诗人小集，刊刻初盛唐诗集较少，也不刻卷帙较多的大家诗集。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首先可以排除《唐百家诗》中初、盛唐部分：

唐太宗文皇帝集一卷、虞世南集一卷、许敬宗集一卷、李百药集一卷、杨师道集一卷、董思恭集一卷、刘廷芝集一卷、王勃集二卷、杨炯集二卷、卢照邻集二卷、骆宾王集二卷、唐乔知之诗集一卷、陈伯玉集二卷、杜审言诗集一卷、沈云卿集二卷、宋之问集二卷、李峤集三卷、苏廷硕集二卷、张说之集八卷、张九龄集六卷、卢僎集一卷（以上初唐21家）

唐玄宗皇帝集二卷、崔颢诗集一卷、李颀诗集一卷、祖咏集一卷、孟浩然集三卷、王昌龄诗集三卷、常建诗集二卷、颜鲁公诗集一卷、崔曙集一卷、严武集一卷（以上盛唐10家）

以上31家，除《杜审言诗集》《沈云卿集》《常建诗集》《王昌龄诗集》和《李峤集》等5家在上文已提及，其余27家，在文献中罕见其与书棚本有关联的记载，与上文提到的现存宋刻书棚本或宋刻“十行十八字”本、明抄本《唐四十七家诗》、明初抄本《唐十八家诗》、其他明清影抄宋书棚本或宋刻本等也少有重合，似乎不应纳入书棚本的考察范围，只是在版式上模仿书棚本而已。例如，《王昌龄诗集》卷末有正德己卯袁翼题识，称“刻唐诗凡数家，而此尤可喜云”。《李颀诗集》卷尾也有“正德己卯四月十日”佚名跋语，说明这二家诗集是据正德刻本翻刻。

在《唐百家诗》中，与书棚本关系最为密切的应当是中唐27家和晚唐42家，合计69家。为节约篇幅，这69家中在本章前二节已提及的44家，无论《唐百家诗》的底本是否为书棚本，此处都不再讨论。另外，《戴叔伦集》二卷、《唐灵一诗集》一卷、《唐贯休诗集》一卷、《唐齐己诗集》一卷等4种也应排除①。剩余21种，可能来源于书棚本或宋刻十行十八字本，是《唐百家诗》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现分述如下。

1．底本是宋刻本者5种

《严维诗集》一卷、《罗邺诗集》一卷、《经进周昙咏史诗》三卷、《秦韬玉诗集》一卷等4种诗集皆避宋讳，《严维诗集》有刻书者跋语：“予家旧有宋刻本，因重刻之，以广其传云。”更是明确指出据宋本重刻。《罗邺诗集》的字体极似书棚本，有多处墨钉，应当是翻刻书棚本。

《刘沧诗集》一卷，为该集现存最早刻本。据《永乐大典》卷九〇三引《江湖集》陈起《汪起潜谢送唐诗，用韵再送刘沧小集》，说明陈起曾向汪起潜赠送《刘沧小集》，应当是他本人刊刻。宋刻本已亡佚，幸有《唐百家诗》保存其基本面貌。

2．底本可能是宋刻本者12种

以下12种诗集，或者与明代通行本内容不同，或者是该集现存最早的刻本，其底本可能是宋刻本。

（1）《李端诗集》三卷

宋代书目著录《李端诗集》均为三卷本，《唐百家诗》与之相同。此集在两方面保存了宋刻本的特征：一是不分体，因为明铜活字本分体，改为四卷，已非宋刻三卷本原貌；二是附刊其他作家的同题诗，如《同司空文明过坚上人故院》诗后附司空文明诗一首，而明刻本往往删去附作。上文曾引吴师道《吴礼部诗话》录时天彝《唐百家诗选》后评语，证明时天彝曾亲眼见过书棚本《李端集》, 《唐百家诗》应当是来源于书棚本。

（2）《羊士谔诗集》一卷

《羊士谔诗集》，宋代书目著录为一卷本，明代通行本为二卷，分体编排。此本不分体，或出于宋刻本。

（3）《耿诗集》一卷

宋代书目著录为二卷或三卷，此本仅一卷，是否出自宋刻本，暂且存疑。

（4）《华阳真逸诗》二卷

明铜活字本作《顾况集》二卷，此本与之相比，内容稍有差异，底本还有待考察。

（5）《喻凫诗集》一卷、《李山甫诗集》一卷、《刘驾诗集》一卷、罗虬《比红儿诗》一卷、《刘兼诗集》一卷、《伍乔诗集》一卷、《李远诗集》一卷、《刘威诗集》一卷

以上8种诗集，《唐百家诗》是其最早版本，是否来源于宋刻本，还须考证。

3．据正德翻宋刻本重刻者2种

《皇甫御史诗集》一卷和《唐包刑侍诗集》一卷，经文字比对，应当是据正德十四年陆元大刻《唐五家诗》本翻刻。《唐五家诗》指的是《郎士元诗集》一卷、《唐包刑侍诗集》一卷、《唐包秘监诗集》一卷、《皇甫冉诗集》二卷、《皇甫御史诗集》一卷，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中《郎士元诗集》卷末有“正德己卯吴门陆氏宋板重刻”刊语一行，《唐包秘监诗集》则作“吴郡陆氏宋本翻刻”，其余3种版式行款皆同，应当都是翻刻宋本。《唐百家诗》中这5种诗集的底本应当就是正德刻本，以《皇甫冉诗集》为例，以之与正德本和宋刻本相校，嘉靖本的文字讹误全部沿袭正德刻本，而宋刻本错误极少。

4．底本可能是明铜活字本者2种

《权德舆集》二卷、《武元衡集》三卷，与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相比较，除行款不同外，内容完全一致，极有可能是据该本翻刻，至于铜活字本的底本是否为宋刻本，只能存疑。

总之，朱警编《唐百家诗》，虽然行款是十行十八字，但并非全是直接以宋刻本或书棚本为底本翻刻。从文字内容上看，与现存宋刻本、影宋抄本、明抄本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形式上看，字体是典型的嘉靖本方体字，笔画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只能视为宋刻本的仿刻本或重刻本。《唐百家诗》在唐人诗集的刊刻流传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中晚唐诗69家中的21家，没有宋刻本、影宋抄本和明抄本流传，是最具版本价值的部分。

（二）清江标编《唐人五十家小集》

清江标编《唐人五十家小集》，各种书目著录其版本为光绪二十一年元和江氏用南宋陈道人本影刊，简称为影宋书棚本。笔者所见为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本，由江标在长沙刻成后，携归苏州，由察院场振新书社经印。此书共计唐人小集五十家，每种前面有独立的内封，标榜其底本是南宋书棚本。如第一种《王勃集》，内封宣称其版本是“南宋书棚本唐人小集，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影刻于湖南使院，元和江标记”。清光绪年间，以黎庶昌《古逸丛书》为代表，兴起了影刻古书的风气，故江标编《唐人五十家小集》极力宣传其底本是宋书棚本，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对其版本详加考订，可知江标所说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论。诚如黄永年所说：“这《唐人五十家小集》虽云是仿宋刻，实际上并非依据真的宋本而只是用明嘉靖十九年朱警所刻《百家唐诗》的残本影刻的，因为到江标的时代哪还有这么多的真宋书棚本呢？”①黄永年没有详细论证，只是根据常理来推断江标所处的时代不可能还有这么多书棚本存世，但这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

首先，如本文第一节所言，今日所存书棚本或宋刻十行十八字本唐人诗集只有22种，这与光绪年间存世的数量大致相同，但这些书棚本在当时分别由不同藏书家珍藏，以江标一人之力根本无法全部看到原书，更不用说影刻问世了。事实上，在《唐人五十家小集》中，与这22种书棚本或宋刻本相关的只有6种，即《朱庆余诗集》《唐李推官披沙集》《李丞相诗集》《唐求诗集》《张司业乐府集》和《唐女郎鱼玄机诗》，以之与现存书棚本对比，更有惊人的发现，即除《唐求诗集》和《唐女郎鱼玄机诗》所用底本不详外，其余4种的底本根本不是书棚本，而是据明嘉靖刻本《唐百家诗》翻刻，缺字与嘉靖本相同，与宋刻本则完全不同。《唐女郎鱼玄机诗》卷末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一行，字体临摹宋本，似乎是据书棚本翻刻，但该本在清代嘉庆前后曾有影刻本，其他影宋抄本流传也较多，疑江标所据非原刻。

其次，这50种唐人小集，除《唐求诗集》《唐尚颜诗集》《于武陵诗集》和《无名氏诗集》4种不见于《唐百家诗》外，其余46种与《唐百家诗》重合。从选目来看，除初唐四杰诗集外，其他42种属于《唐百家诗》的中晚唐部分。黄永年认为江标得到的是《唐百家诗》的残本，现在可进一步确认为后半部分残本。特别有意思的是，上文提到《戴叔伦集》是明人伪本，而江标在翻刻嘉靖本时，竟然信誓旦旦地说其版本为“宋书坊本”，对读者来说，这真是严重的误导！

最后，《唐人五十家小集》中独有的2种诗集，即《唐尚颜诗集》和《无名氏诗集》，其来源分别是《唐僧弘秀集》和《才调集》。《唐尚颜诗集》与前面提到的《唐灵一诗集》《唐贯休诗集》《唐齐己诗集》一样，都是自李龏编《唐僧弘秀集》中辑录而出。至于《无名氏诗集》一卷，江标自称据南宋书棚本影橅，实际上并非单行本，而是辑录《才调集》卷二、卷一二无名氏诗50首，另从宋代笔记、诗话中辑录5首，合为55首。由此可见，《唐人五十家小集》是以嘉靖刻本《唐百家诗》残本四十余种为主，再拼凑数种而成五十之数。

自江标刻《唐人五十家小集》问世一百多年以来，“影刻宋书棚本”的标签为其获得了很多赞誉和追捧，但真相却是嘉靖本《唐百家诗》残本的翻刻本而已，在嘉靖本存世数量较多的情况下，其版本价值无疑要大打折扣。

（三）其他明刻“十行十八字”本6种

在现存明刻“十行十八字”本唐人诗集中，上文未曾涉及的还有6种。先谈3种别集，即明正德十四年陆元大刻本《李翰林集》十卷、明弘治十一年韩明、李纪刻本和弘治十三年李克嗣刻本《刘随州文集》十一卷《外集》一卷、明刻本《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李白、刘长卿和杜牧，都属于唐诗大家，如果其底本是宋刻本或书棚本，似乎与陈起刻书内容不相符。但《李翰林集》是正德十四年陆元大所刻，而陆元大是明代中期开翻刻宋本风气之人，同一年还翻刻宋本《唐五家诗》六卷，故《李翰林集》很有可能也是据宋本翻刻。而《刘随州文集》，傅增湘曾藏明弘治十一年（1498）临洮太守李纪刻本，认为“此本行格为十行十八字，其出于书棚本无疑”①。虽然傅增湘的结论失之武断，但在没有其他有力证据可以反驳的情况下，是否出于书棚本，只能存疑。

另外3种属于唐诗选本，即唐元结辑《箧中集》一卷、唐佚名辑《搜玉小集》一卷、唐芮挺章辑《国秀集》三卷，这3种选本与上文提到的《中兴间气集》二卷、《河岳英灵集》三卷、《极玄集》一卷，在明嘉靖间被合编为《唐人选唐诗六种》十二卷，行款均为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疑据书棚本翻刻。但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箧中集》一卷，丁丙跋称卷末有“临安府太庙前大街尹家书籍铺刊行”一行；清光绪年间，徐乃昌编《随庵丛书》亦据影宋抄本重刻。尹家书籍铺是临安府仅次于陈宅书籍铺的书坊，在目前所知尹家书籍铺刻书中，《箧中集》是唯一的一种唐人诗集，其余都属于子部书籍②。也许由于唐人诗集的畅销，尹家书籍铺也忍不住加入到竞争队伍中来，只是刊刻数量不多罢了。由于尹家书籍铺与陈宅书籍铺刻书风格接近，如果没有牌记的话，二家所刻相同部类的书籍很难区分开来，这就为书棚本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困惑。

总之，明刻十行十八字本，相对于影宋抄本和明抄本，其可信度要稍逊一筹。在没有更好版本的情况下，《唐百家诗》中的21种及其他明刻本6种，合计27种，可以作为准书棚本备考，但一定要持谨慎小心的态度。

结语

本章致力于考证书棚本唐人诗集的准确数量，但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目前只是大致圈定了资料范围：存世宋刻书棚本唐人诗集有21种（另有《高常侍集》一种未见原书或图版，不能确认）；明抄本、影宋抄本唐人诗集中，除去与宋刻本重复的，还有书棚本的“摹本”68种；明刻本唐人诗集中，除去与宋刻本、影宋抄本和明抄本重复的，还有准书棚本27种。以上三项合计116种，是目前所知书棚本唐人诗集及其影抄本、翻刻本的全部数量。至于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将来。可喜的是，与四灵诗、江湖诗派关系密切的贾岛《贾浪仙长江集》、姚合《姚少监诗集》、姚合编《极玄集》、赵师秀编《众妙集》《二妙集》等，都已发现有书棚本的仿抄本或翻刻本流传于世，可为相关研究提供最基本的资料。随着研究的深入，也许还有更多的惊喜在等待我们！

① （宋）周端臣《挽芸居》, 《江湖后集》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如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宋陈起父子刻书之不同”提及陈起刻唐人诗集14种；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考证书棚本唐人诗集16种（《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内编，民国十六年海宁王氏印本）；顾志兴《浙江印刷出版史》（杭州出版社，2011年）罗列钱塘陈氏刻唐人诗集19种；黄韵静《南宋出版家陈起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讨论有“陈宅书籍铺”牌记的唐人诗集13种、无牌记的唐五代诗集21种，等等。

① 黄韵静《南宋出版家陈起研究》，第73—87页。

② （唐）唐求《唐求诗集》,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③ 黄韵静《南宋出版家陈起研究》，第117—118页。

④ 顾志兴《浙江印刷出版史》，第94页。

① 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牌记已漫漶不清，此据杨绍和《楹书隅录》卷五著录，该本下落不明。

① 孙钦善《从学术上看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必要》，参见国学网网页http://www.guoxue.com/xstj/siku06.htm。

② 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内编，民国十六年（1927）海宁王氏印本。

③ （清）杨绍和《楹书隅录》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本。

④ 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4页。

① （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七一，《续修四库全书》本。

② 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第41页。

③ （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本。

① 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68页。

② ［日］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编《天理图书馆稀觏书图录》，天理大学出版部， 2006年。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汇编《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④ 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年，第197页。

① 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第153页。

① （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沈云卿集》, 《续修四库全书》本。

① 万曼《唐集叙录》，第307页。

② （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一九，《续修四库全书》本。

③ （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第612页。

① 张乃熊《菦圃善本书目》卷六下，台北广文书局，1969年。

① （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六九，《续修四库全书》本。

② （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本。

① 翁连溪《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线装书局，2005年，第1179—1222页。

② 按：此集虽非明抄本，但顺治六年据明亡未远，破例收录于此，以待进一步研究。

① 有关明代翻刻宋本的研究，可参考杨军《明代翻刻宋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

① 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内编，民国十六年（1927）海宁王氏印本。

① 按：据蒋寅考证，《唐百家诗》本《戴叔伦集》是据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翻刻，混入宋、元、明人诗作甚多，因此不可能是宋刻旧本。参见蒋寅《戴叔伦作品考述》,《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4期。而《唐灵一诗集》《唐贯休诗集》《唐齐己诗集》等三种诗集，卷首题“菏泽李龏和父编”，编排次序和内容完全与李龏所编《唐僧弘秀集》相同，可知其底本并非宋刻单行本，而是从书棚本《唐僧弘秀集》中辑出。《唐僧弘秀集》在上文已介绍，不再分述。

① 黄永年《关于〈唐女郎鱼玄机诗〉》, 《藏书家》第七辑。

①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86页。

② 按：顾志兴《浙江印刷出版史》著录尹家书籍铺刻书10种：《北户录》三卷、《春渚纪闻》十卷、《却扫编》三卷、《钓矶立谈》一卷、《渑水燕谈录》十卷、《曲洧旧闻》十卷、《述异记》二卷、《续玄怪录》四卷、《茅亭客话》十卷、《箧中集》一卷，第87—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