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陈起和书棚本

南宋书商陈起（? —1255）①及其子续芸，在都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棚北大街开设书籍铺，刊刻了数以百计的唐人诗集和江湖小集，俗称“书棚本”。书棚本是古代中国商业出版与文学运动结合的典型案例，也是南宋诗坛传播晚唐体和江湖诗的重要媒介。让我们一起漫步南宋御街，追寻陈起与江湖诗人的足迹吧。

一、作为书商的陈起

陈起，字宗之，号芸居，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年轻时勤奋好学，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人称“陈解元”或“陈秀才”。在仕途无望之后，为了养家糊口，他就在闹市中开设了陈宅书籍铺。陈起为人成熟稳重（叶茵《顺适堂吟稿·赠陈芸居》:“气貌老成闻见熟”），很有生意头脑，把书铺经营得非常成功。作为一名书商，他成功的秘诀缘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书铺的选址非常好。附近的宗学、太学、贡院和钱塘县学等教育机构，保证了书铺有长期稳定的客源；门前就是人气旺盛的御街，流动客源也很充足。南宋都城临安，以御街（今中山路）为中轴线，两侧布满了密集的商铺。御街以东的“小河”（又称市河，故道在今光复路）上有一座棚桥（今中山中路与平海路交叉口的东南侧），因附近有棚心寺而得名。御街自棚桥往北至众安桥（今中山中路与庆春路相交处）一段，俗称棚北大街。众安桥南侧，有临安城最大的综合娱乐中心——北瓦（又称下瓦子），北瓦南边是睦亲坊（约在今平海路与石贯子巷之间）。在睦亲坊巷口南侧，朝向御街，就是著名的陈宅书籍铺。书铺前有一条小河，与御街相伴而行，俗称“官河”（赵师秀《清苑斋诗集·赠陈宗之》:“门对官河水”）。门外植有高大的梧桐（叶绍翁《靖逸小集·赠陈宗之》:“官河深水绿悠悠，门外梧桐数叶秋”），在炎炎夏日中多了几分清趣（许棐《梅屋集》卷一《赠陈宗之》:“买书人散桐阴晚，卧看风行水上文”）。在繁华的城市中心地带，这样一处散发着芸香气息的清幽处所，无疑是南宋末年临安城的一张文化名片，吸引全国各地的读书人慕名而来。

其次，陈起喜欢交游，人脉很广。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江湖游士，陈起无不尽力结交①。作为书商，陈起整日与书为伴，“四围皆古今，永日坐中心”（赵师秀《清苑斋诗集·赠陈宗之》）。为了扩充藏书资源，他不辞劳苦地外出收购书籍，甚至远赴苏州买书（《前贤小集拾遗》卷四周文璞《赠陈宗之》:“吴下异书浑未就，每逢佳处辄留连”），用低廉的价格买进（周文璞《赠陈宗之》:“收价清于卖卜钱”），以高价卖出，从而获取利润。当然，也有上门求售书籍的顾客，如江湖诗人叶绍翁，厌倦了京城繁华，准备离开时，“随车尚有书千卷，拟向君家卖却归”（叶绍翁《靖逸小集·赠陈宗之》）。由于藏书丰富，前来买书、借书的人络绎不绝。但不同于惟利是图的商人，陈起允许顾客赊欠书款（《前贤小集拾遗》卷四黄简《秋怀寄陈宗之》:“惭愧陈征士，赊书不问金”）；或者慷慨地提供借阅，如赵师秀（《清苑斋诗集·赠陈宗之》:“最感书烧尽，时容借检寻”）、张弋（《秋江烟草·夏日从陈宗之借书偶成》:“案上书堆满，多应借得归”）等都曾向陈起借书。书铺暂时缺货的珍稀图书，陈起也应顾客的要求尽力搜访，他曾应刘克庄的嘱托代为搜寻《史记》，几年后得到一部蜀刻本相赠（陈起《芸居乙稿·〈史记〉送后村刘秘监兼致欲见之悰》）。如此服务完备的经营理念，使得陈宅书籍铺能够将各阶层的读书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再次，陈起了解市场行情，能够准确把握商机。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临安府书铺林立，市场竞争非常激烈。陈宅书籍铺所在棚北大街附近有众安桥南贾官人经书铺、棚前南钞库相对沈二郎经坊、棚前南街西经坊王念三郎家等书坊；从御街南端往北，依次有太庙前尹家书籍铺、中瓦南街东开印经史书籍铺荣六郎家、保佑坊前张官人诸史子文籍铺、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等；而西河沿岸，又有钱塘门里车桥郭宅纸铺、鞔鼓桥河西岸陈宅书籍铺等；此外，较著名的还有陈思开设的陈道人书籍铺。这些书籍铺，有的以印卖佛经为主，如贾官人经书铺；有的以刻印笔记小说为主，如尹家书籍铺；有的以编刻书法艺术类典籍为主，如陈思书籍铺。因此，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形成自己的经营特色。陈起是临安书商中为数不多的诗歌爱好者，喜欢读诗、写诗、选诗、评诗、刻诗，在与众多江湖诗人的交往中，他敏锐地发现当代诗坛盛行晚唐体，于是果断以编刻和售卖晚唐、江湖小集为书坊的经营特色，即使因“江湖诗祸”受到牵连，放还后也仍然重操旧业，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目前留存于世的晚唐诗集和江湖诗集，绝大多数都是书棚本，足以说明陈起刻本几乎垄断了这一出版领域的市场份额。

最后，陈起刻书效率高，特色鲜明。陈宅书籍铺刊刻的唐宋诗集，一般只有一、二卷，很少超过十卷。相比于图书市场中《六臣注文选》《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等大部头文学经典，书棚本唐宋小集的篇幅要少得多。这就大大降低了刊刻成本，加快了出版速度，与之相应，价格更便宜，携带也更方便，能够满足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和购买能力。陈起还精心设计书籍外观式样，塑造了独一无二的“书棚本”面貌。书棚本的主要形式特征是：书中有“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行”等牌记；行款为“每半页十行十八字”；字体以柳体（柳公权书法）为主，兼具欧体（欧阳询书法）笔意，笔画方整，笔势略向右上方倾斜；版面疏朗，美观大方。这样物美价廉的优秀读本，极大地刺激着顾客的购买欲。

综上所述，从书铺选址到人脉经营，从书籍内容到外观设计，无不显示了陈起精明的商业头脑，使得他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南宋末年临安书业的重量级人物。

二、“诗刊欲遍唐”

南宋诗坛对晚唐诗的推崇，始于杨万里等中兴诗人。然而，使“晚唐体”成为风靡一时的诗学潮流，则不能不归功于“永嘉四灵”。“四灵”最初只是永嘉（今浙江温州）的地域诗派，经过叶适的奖掖（叶适曾编《四灵诗选》，陈起刊刻）而知名于世。尤其是赵师秀（1170—1219），在“四灵”中去世较晚，借助陈宅书籍铺的出版力量，使得晚唐诗集大量发行，成为最受江湖诗人欢迎的读本。于是，晚唐诗盛行天下。

嘉定初年，赵师秀寓居钱塘后，经常往来于陈宅书籍铺借阅书籍，并与陈起诗酒唱和。陈宅书籍铺的名声，也因赵师秀在友朋中宣扬而广为人知（《前贤小集拾遗》卷三，杜耒《赠陈宗之》:“往来曾见赵天乐，数说君家书满床。”赵师秀曾编纂唐诗选本《众妙集》一卷、《二妙集》一卷，今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十五年（1536）摹写宋刻本。根据行款（十行十八字）和避讳字，可推测其底本是书棚本。《众妙集》选录七十六家唐人诗，《二妙集》仅选贾岛、姚合二人之诗，最能代表赵师秀的诗学宗旨。受赵师秀影响，陈起还刊刻了姚合《姚少监诗集》、贾岛《长江集》等受到“四灵”推崇的晚唐诗集。可以说，在陈起事业的起步阶段，与赵师秀的交往无疑是他的书籍铺获得成功的助力。

作为一名书商，陈起开设书籍铺的首要目的是售书盈利。因此，在他决定选择晚唐诗集作为主要出版方向时，不得不深谋远虑地调查市场需求，或者说揣摩读者心思。陈宅书籍铺地处繁华的闹市，附近有很多休闲娱乐场所，人们要抵御怎样的诱惑才肯花钱购买并没有实用价值的诗集？幸运的是，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有一群漂泊江湖的落拓诗人，他们为了生计到处奔波，身心俱疲，早已厌倦了喧嚣的城市生活。江湖诗人朱继芳有《城市》七绝十首，其中第四首是：“山人只合住山中，入得城来调不同。满面红尘无处避，手携白羽障西风。”第十首是：“身游城市发将华，眼见人情似槿花。惟有梁间双燕子，不嫌贫巷主人家。”（朱继芳《静佳龙寻稿》）前者写自己久处山林，不适应城市的喧哗与尘土；后者写城市的人情冷暖、嫌贫爱富。这种对城市的厌恶，是宋代以后都市繁荣在中下层文人心理投射的阴影。对于大多数江湖诗人而言，清幽的陈宅书籍铺是他们在临安闹市中休憩身心的最佳场所。江湖诗人赵汝绩在《柬陈宗之》诗中说：“有钱不肯沽春酒，旋买唐诗对雨看。”（《江湖后集》卷七）相比于酒楼，江湖诗人更愿意光顾书铺，买上几卷自己喜爱的唐诗，在花前月下吟诵，舒心惬意！江湖诗人武衍于“藕花风里看唐诗”（《藏拙余稿·客去》），俞桂在“桂花香里看唐诗”（《渔溪乙稿·偶成》），吴仲孚“看彻唐人诗一卷，夕阳犹在杏花枝”（《菊潭诗集·春咏》），此情此景，惹人流连不已！诗人们不仅独自阅读唐诗，也喜欢与朋友一起分享。林尚仁在与友人聚会时，“不叙寒暄说晚唐，满座春风屡倾榼”（《端隐吟稿·饮药房陈户山居分韵得合字》），大家顾不上寒暄，就迫不及待地分享阅读晚唐诗的体会，满座开怀畅饮，如沐春风。可以想象，陈起也经常参加这样的聚会，真切地感受到江湖诗人阅读晚唐诗的热情，只不过他是商人，更加清醒地看到隐藏在背后的巨大商机。

周端臣称赞陈起“诗刊欲遍唐”（《江湖后集》卷三《挽芸居》），这是夸张的说法，至少目前尚未发现陈起刊刻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大家诗集的确凿证据。但是，数量众多的中晚唐诗人小集，却有赖陈起的刊刻而流传于世，这是无法抹灭的事实。据不完全调查，书棚本唐人诗集的数量约有116种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有书棚本牌记的宋刻本10种：《常建诗集》《朱庆余诗集》《周贺诗集》《唐女郎鱼玄机诗》《王建诗集》《李群玉诗集》，李咸用《唐李推官披沙集》，李中《碧云集》，罗隐《甲乙集》，李龏编《唐僧弘秀集》；有牌记的影宋抄本4种：李贺《歌诗编》，孟郊《孟东野诗集》，司空曙《唐司空文明诗集》，郎士元《郎士元诗集》。而明抄本《唐十八家诗》《唐四十七家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十九年（1540）朱警刻本《唐百家诗》、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席启寓刻本《唐诗百名家全集》等，大多是以书棚本为直接或间接底本传抄、翻刻。至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江标刻《唐人五十家小集》，一直被误认为是影宋书棚本，但实际上是据朱警《唐百家诗》翻刻而成①。

陈起凭借一己之力，刊刻了数量如此众多的唐人诗集，在宋代只有蜀刻本《唐六十家诗》能够与之媲美。但《唐六十家诗》以刊刻名家、大家诗集为主（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而陈起则以刊刻中晚唐名气不大的小作家诗集为主，二者相互补充，并行于世。现存宋刻本唐人诗集以书棚本和蜀刻本数量最多、影响最大，可以看出陈起刻书的眼光。当然，陈起刻书不仅是为了谋利，他还经常免费赠书给喜爱唐诗的江湖诗人。如许棐（《梅屋四稿·陈宗之迭寄书籍小诗为谢》）、汪起潜（《永乐大典》卷九〇三引《江湖集》陈起《汪起潜谢送唐诗，用韵再送刘沧小集》）、朱继芳（《静佳乙稿·桃源官罢芸居以唐诗拙作赠别》）等都曾获得陈起赠送的礼物。除了赠送，陈起还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借阅，如杜耒《赠陈宗之》称赞他“成卷好诗人借看”（《前贤小集拾遗》卷三）。从这个意义上说，陈起以刊刻、流通书籍为传播媒介，培养出大批晚唐诗的忠实读者，引领一时的诗学潮流，这是他对晚宋文学的独特贡献。

三、“南渡好诗都刻尽”

陈起的刻书事业，以宝庆元年（1225）刊《江湖集》为界分为前、后期。前期刊刻晚唐诗集获得成功，于是开始涉足江湖诗集的出版，《江湖集》的编选就是标志性事件。《江湖集》九卷，其选诗范围主要是南渡中兴以后江湖诗人之诗，故又称《中兴江湖集》。作为选本的《江湖集》虽已亡佚，但《永乐大典》等文献有征引，尚存33家（含佚名及无名氏4家）、作品65首，可以对其辑佚①。《江湖集》问世后，受到广泛的关注，读者众多。江西诗人韩淲有诗题咏：“谁把中兴后收拾，自应江左久参差”（《涧泉集》卷一四《〈江湖集〉钱塘刊近人诗》）；张世南也称扬《江湖集》中所选刘过诗多有“警策”（《游宦纪闻》卷一）；藏书家陈振孙也读过该书（《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虽颇有微辞，但也承认该集为名气不大的江湖诗人提供了展示才华的机会。

在编选《江湖集》之前或同时，陈起开始筹划刊刻江湖诗人小集，最初的成功尝试是为刘克庄刊行《南岳五稿》。江湖诗人敖陶孙初识刘克庄，认为其诗欠缺“典实”。据刘克庄《南岳稿》自跋，他曾有少作近千首，嘉定十二年（1219）几乎全部烧掉，仅存百首，编为《南岳旧稿》。这或许可以看作对敖陶孙批评的响应。敖陶孙后来从陈宅书籍铺得到新刻《南岳稿》，高兴地对陈起说：“且喜潜夫已成正觉。”（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三“悼赵忠定诗”条）《南岳稿》以崭新的面貌问世，很快就受到读者市场的追捧，江湖诗人邹登龙用诗句记录了这一盛况：“人竞宝藏《南岳稿》，商留金易后村编。”（《梅屋吟·寄呈后村刘编修》）可以想象，《南岳稿》带来的商业利润，足以让陈起对江湖小集的市场前景充满信心。

然而，不幸的是，《江湖集》和《南岳稿》为陈宅书籍铺带来名声与利润的同时，也使陈起遭遇了祸患。宝庆初年，被废的太子济王赵竑被杀，主谋是丞相史弥远，其同党们害怕士大夫议论，就在宝庆三年（1227）罗织了一场诗祸②。在诗祸中受到迫害的江湖诗人，由于个人性格和政治立场的原因，早就受到当权者的猜忌。例如，敖陶孙在庆元二年（1196）写诗哀悼被贬死的丞相赵汝愚，虽不涉及政治，但有人托其名题诗于三元楼，令敖陶孙受到权臣韩侂胄的追捕；曾极在庆元三年（1197）写诗为被贬至道州的朱熹弟子蔡元定送行；刘克庄一生更是多次卷入政治纷争。他们的政敌早就视之为眼中钉，而陈起竟然将他们的诗都集中编选在《江湖集》中，于是不可避免地酿成了诗祸。《江湖集》中有陈起诗“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一说敖陶孙或曾极诗），又有曾极《春》诗“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乱时多”；而《南岳稿》中有刘克庄《黄巢战场》诗“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缘郑五久经纶”，又有《落梅》诗“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这几首诗被御史李知孝、梁成大等诬陷为讥讽时政。丞相史弥远得知后大怒，下令劈《江湖集》板，禁《南岳稿》，甚至禁士大夫作诗。由于郑清之的搭救，获罪的江湖诗人并未受到重罚，刘克庄仍为建阳县令，敖陶孙被降一级，曾极被贬至道州，而陈起则被流配。直到绍定六年（1233）史弥远去世后，江湖诗祸的阴影才完全消除。

端平元年（1234），理宗亲政，郑清之官拜丞相，政治又恢复了清明的局面，这对于江湖诗人来说是一件幸事。经历了人生的挫折，陈起重开书籍铺后，更加懂得结交权贵对经商的重要性。朱继芳有诗句“近吟丞相喜，往事谏官嗔”（《静佳乙稿·挽芸居》），前一句写的就是陈起与郑清之等丞相的交往。端平元年九月，陈起作诗为枢密院知事乔行简贺寿（《诗渊》页4528有陈起《寿乔枢密》诗），乔行简于次年六月拜右丞相，对陈起多有提挈；淳祐四年（1244）陈起得病后，郑清之（号安晚）、吴潜（号履斋，后拜右丞相）曾以药相赠（《芸居乙稿》有《安晚先生贶以丹剂四种古调谢之》《履斋先生下颁参附往体以谢》诗）；淳祐六年（1246），陈起作诗贺郑清之七十寿辰（《芸居乙稿·以“仁者寿”为韵寿侍读节使郑少师》），又在陈宅书籍铺为郑清之刊刻《安晚堂诗集》十二卷。从端平元年（1234）至宝祐三年（1255）的二十年间，陈起的出版事业在有利的政治形势下开创了崭新的局面。

江湖诗祸虽然使陈起受到牵连，但也增进了他与江湖诗人的友谊。端平三年（1236），陈起为友人胡仲弓刊刻《苇航漫游稿》，该集卷一有《次陈芸居问讯后村韵》:“人心真滟滪，世路多殽函。此险久已涉，此味久已谙。易节固不可，贫贱分所甘。浩歌一长慨，书与识者谈。”经历了世道的艰险，江湖诗人更加珍惜患难中的真情，他们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诗集交给陈起编选出版。江湖诗人许棐《梅屋四稿》自跋：“甲辰一春诗，诗共四、五十篇，录求芸居吟友印可。”甲辰是淳祐四年（1244），其中有《陈宗之迭寄书籍小诗为谢》诗：“君有新刊须寄我，我逢佳处必思君。”黄文雷《看云小集》自序：“芸居见索，倒箧出之，料简仅止此。自《昭君曲》而上，盖经先生印正云。”像许棐、黄文雷这样的江湖诗人，陈起既是他们诗集的出版商，也是诗友，甚至参与了他们诗集的创作和修改。

陈起晚年刊刻的江湖小集，大多出版于嘉熙（1237—1240）、淳祐（1241—1252）年间，如宋伯仁《雪岩吟草》，作于嘉熙二年（1238）；王同祖《学诗初稿》，有嘉熙四年（1240）自序；武衍《适安藏拙余稿》，有淳祐元年（1241）自序；李龏《梅花衲》，有淳祐二年（1242）自跋；林尚仁《端隐吟稿》，有淳祐十一年（1251）陈必复序，等等。宝祐三年（1255）秋，陈起去世后，他的儿子续芸继承了陈宅书籍铺，在江湖友人的帮助下，继续出版了很多江湖诗集，如朱继芳《静佳乙稿》、释斯植《采芝集》《采芝续稿》、周弼《端平诗隽》、林希逸《竹溪十一稿诗选》、毛珝《吾竹小稿》、薛嵎《云泉诗》等。目前所知刊刻年代最晚的是《云泉诗》，其中有《追惜永嘉前政和县赵大猷，时景定改元》诗，当刊刻于景定元年（1260）以后。十几年后，随着临安城被元军攻陷，陈宅书籍铺也在战乱前后倾颓流散。曾经光顾过陈宅书籍铺的诗人方回不无感伤地说：“陈起，字宗之，睦亲坊卖书开肆。予丁未（1247）至在所，至辛亥年（1251），凡五年，犹识其人，且识其子。今近四十年，肆毁人亡，不可见矣！”（《瀛奎律髓》卷四二赵师秀《赠卖书陈秀才》）虽然陈宅书籍铺最终与南宋王朝的都城一同覆灭，但陈起父子所刻唐宋诗集，却成为一代又一代藏书家永久的珍藏！

宋元易代之际，江湖诗的爱好者将陈起父子所刻江湖小集汇编在一起，统称为《江湖前、后、续集》。《永乐大典》残卷征引《江湖前集》7种、《江湖后集》12种、《江湖续集》39种、《江湖集》若干种。结合其他文献，目前可知《江湖前、后、续集》所收江湖小集至少有90种。明代中期藏书家晁瑮（1507—1560）《宝文堂书目》上卷著录有宋刻本《江湖前、后、续集》，此后未见著录。明末清初，以毛晋、曹寅为代表的藏书家尽力搜罗这些散乱的江湖小集，少则十几种，多则五六十种，或为宋刻本，或为抄本，命名为《南宋群贤小集》《南宋六十家小集》《江湖小集》《宋人小集》等。目前收藏最富的是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南宋群贤小集》58种，来源于曹寅旧藏，1946年经上海来青阁书商杨彭龄之手售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1949年后运往台北。《南宋群贤小集》大多是书棚本，但也混杂了《方泉先生诗集》《亚愚江浙纪行集句诗》（浙江嘉兴刻本）、《学吟》（浙江海盐刻本）、《学诗初稿》（福建建安刻本）等少数其他地区的宋刻本。而上海图书馆藏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南宋六十家小集》，其中有7种为宋刻本《南宋群贤小集》所无，即赵汝《野谷诗稿》、郑清之《安晚堂诗集》、岳珂《棠湖诗稿》（天津图书馆藏有宋刻本）、宋伯仁《雪岩吟草乙卷·西塍集》、周弼《汶阳端平诗隽》、罗与之《雪坡小稿》、张至龙《雪林删余》。将《江湖前、后、续集》与《南宋群贤小集》《南宋六十家小集》汇集在一起，去除重复，另外加上天津图书馆旧藏宋刻本《中兴群公吟稿·戊集》，目前已知的书棚本南宋诗集至少有120种。这正好印证了诗人蒋廷玉写给陈起的赠言“南渡好诗都刻尽”（《诗渊》第518页引蒋廷玉《赠陈宗之》）。

陈起父子开设的陈宅书籍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刊刻了200多种晚唐诗集和江湖诗集，促成了南宋末年晚唐体和江湖诗的盛行。这既是中国书籍出版史的奇迹，也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一段佳话！

① 有关陈起卒年，本人在《宋才子传笺证》中有考证，详参傅璇琮、程章灿主编《宋才子传笺证》（南宋后期卷），辽海出版社，2011年。

① 有关陈起的交游，参见张宏生《〈江湖集〉编者陈起交游考》, 《文献》1989年第4期；胡益民、周月亮《〈江湖集〉编者陈起交游续考》, 《文献》1991年第1期。

① 参见本书第二章。

① 黄永年《关于〈唐女郎鱼玄机诗〉》, 《藏书家》第七辑，齐鲁书社，2003年，第33—34页。

① 参见本书第四章。

② 有关江湖诗祸的详情，参见程章灿《刘克庄年谱》宝庆三年丁亥附考《梅花诗案（江湖诗祸）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9—103页；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附录三《江湖诗祸考》，中华书局，1995年，第358—370页；原田爱《江湖诗祸》，内山精也主编《南宋江湖の詩人たち——中国近世文学の夜明け》, 《アジア遊学》第180期，日本勉诚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