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对象与已有成果的分类盘点

“音乐不只是技术、艺术或审美，音乐更是文化。”[5]本书把“听之道”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阈中，中国音乐文化当然是整体的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诚如音乐人类学家所论：“音乐是由构成其文化的人们的价值观、态度和信念形成的人类行为过程的结果。”“音乐不仅是声音，人类行为是产生声音的先决条件。音乐不可能脱离人的控制和行为孤立存在”[6]，说明了音乐与人类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从中国音乐史上看，中国音乐本质上更是“文化的”而不仅是所谓“艺术的”，它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发生了深入的联系，因此，“听的哲学”——听之道，也就与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发生了必然的联系。职是之故，了解中国的“听的哲学”和“听的传统”，完全可能与我们的五官感觉和艺术生活以及艺术生活之外的世界发生关系。

一般来说，人类了解外部世界的信息，主要是“视”和“听”两个信道，符号化的视觉语言和稍纵即逝的听觉信息共同作用使我们完成了对事物的基本判断，这是我们进行思考的客观基础。而音乐作为一种声音的艺术、有声的思想、人类的音响文化，它的接收方式与“听”有着天然的联系，毋庸置疑，音乐是一种“听”的艺术。本书首先阐述与“听”字有关的概念、范畴，例如“听气”、“听讼”、“听德”等，已远超出了音乐的阈限；其次，音乐中的“听”是笔者要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古人往往把“音乐中的听”和“非音乐的听”联动起来予以观察言说，也超出了音乐的文化范围，当然，纯粹音乐中的“听”是本书研究的重点。总之，本书思考研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听之道，即听的哲学、听的思想、听的行为和方式，一切与听有关的问题。

通过查阅关于本研究的文献，目前已不仅仅局限于音乐学领域，在文学、传播学、人类学、历史学、建筑学、心理学等学科中已有相关成果，以下分类述之。

（一）著作中关于《文子》的研究，主要的参考书目如下：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的新编诸子集成丛书中王利器撰著的《文子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华要籍集释丛书中李定生、徐慧君两人校释的《文子校释》；巴蜀书社2005年出版的儒释道博士论文丛书中的葛刚岩博士的《文子成书及其思想》；赵雅丽撰，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文子〉思想及竹简 〈文子〉复原研究》等。

（二）在现当代听觉文化研究领域，西方对于声音问题的关注，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的教育家、作曲家、文化学家谢弗《为世界调音》[7]一书，书中提出了“声音景观”的概念，系统阐述了“音景”的构成、形成、感知、分类和演进。谢弗的理念及其创办的“世界音景计划”田野实践，在西方的建筑园林、都市规划、声学等领域都体现了自然为上的价值和环境保护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仍有重要的价值。此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法国电影艺术家、作曲家米歇尔·希翁的《声音》[8]一书，书中梳理了与声音相关的如影视声音、音乐、声学等不同学科的发展和现状，提醒并激发大众关注和探索声音领域的奥秘和趣味。法国著名学术与政治人物贾克·阿达利所著《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9]，强调了音乐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密切而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而整部音乐史即是噪音如何被含纳、转化、调谐、传播的历史。美国的自由撰稿人加列特·基泽尔编著的《噪音书》[10]告诉世界，噪音已经成为压力、疾病和暴力斗争的显著诱因，我们需要改变聆听世界的方式，重新衡量世界发出的音量。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科加入了对声音景观和噪音问题的探讨。笔者在对1995—2015年的维普期刊、中国知网以及超星发现系统中分别以“听乐”、“听音”、“听觉艺术”、“听觉文化”为关键词进行论文和论著搜索，所得到的结果如下：涉及“听乐”的相关论文、随笔、札记等发文量有4479条，发文量的高峰集中在2009年至2011年。涉及“听音”的相关论文有6403篇，发文高峰集中在2010年至2014年，这六千多篇论文中，包含听音学单词、听音训练对汉语单音节听感清晰度的影响、听音与医学、听音与词汇训练等音乐学之外涉及其他多学科的数篇文章；以“听觉艺术”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的结果有9026条，发文量高峰集中在2010年至2013年，其中包含声学、建筑学、环境学、影视艺术学、美术学和音乐学等多种学科的论文；以“听觉文化”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有3201篇，尤其在2010年成果颇丰，说明国内对“听觉文化”的研究已经开始觉醒，这三千多篇论文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心理学、传播学、哲学、文化研究、戏剧、教育学、美学、美术学等多个学科，其中比较集中，且在听觉文化方面有一定研究成果的主要有：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教授，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路文彬的专著《视觉时代的听觉细雨——20世纪中国文学伦理问题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对中国古人的听觉传统进行了初步分析，就文学作品中的听觉现象予以关注。《视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失聪》（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作者认为，目前整个世界文化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度视觉化的时代，而视觉强调理念，如“观点”、“看法”、“见解”等这些理性语汇皆与视觉有关，视觉固有的好奇、急切、贪欲等本质特征，以及其必须以距离为前提的观看方式，都决定了它所滋生的文化无可避免地要带有某种急功近利、冷漠自私、易于攻击等品性特点，过于关注视觉文化将最终导致人际关系的疏离。可以说，我们如今产生的林林总总的文化病症几乎都与这种文化的过度视觉化息息相关，而其最主要的问题所在就是越发偏离了听觉文化所蕴含的认知与伦理范式，造成整个文化价值观“重智商、轻情商”的片面抉择，并由此将理性逐步发展成为简单的得失算计，而不再是一种兼顾情理诉求的高尚智慧。听觉本身则直接关乎着情感，注重对话与交流，含有谦卑、体恤、内敛等高贵品质，对于人际关系永远是建设性的。中国古典文化恰恰属于听觉文化，但在接受了西方现代性视觉文化模式之后，便开始走上了一条自我迷失的道路。在《论中国文化的听觉审美特质》（《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秋之卷）一文中，作者深入讨论了听觉文化在文学中的体现及其相互关系，视觉中心主义和听觉的较量，作为官能的“听”在中国绘画中的作用等。杨震《当代听觉文化的现状与问题》（《学术论坛》2011年第11期）认为“听”是属于文化的维度，如何在当前听觉萎缩的大环境中倾听自我、聆听天籁是我们急需思考的问题。中山大学（现已至中国人民大学）王敦副教授为他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西风东渐下的中国都市听觉文化：从晚清到现代”和广东省社科项目“现代听觉文化在中国的兴起”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如《流动在文化空间里的听觉：历史性和社会性》（《文艺研究》2011年5月）、《听觉的文化意义解读：过去和现在》（《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5月）、《听觉文化研究：为文化研究添加“音轨”》（《学术研究》2012年第2期）、《声音的风景：国外文化研究的新视野》（《文艺争鸣》2011年第1期）、《听觉文化研究：文化和审美研究的一个新角度》（摘要）等，产生了比较成熟的听觉文化研究理论成果，为后学者奠定了相当的理论基础。中国传媒大学姜燕教授从影视声音艺术的角度分析了声音景观的理论。此外，以傅修延教授为首的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目前也已展开对声音和听觉问题的持续研究，在文学界产生了一些学术成果，如傅修延《论音景》（《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5期）、《黑暗中的声音：作为叙述者的电影解说员》（刘勇）、《包法利夫人的听觉叙事》（刘亚律）、《从声音到叙述声音》（刘碧珍）、《聆察生活：〈达洛卫夫人〉中的听觉叙事与音景》（陈静）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陈文斌《听觉转向：当代文化符号危机的感官之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耿幼壮《召唤与召命》，以及长期从事音乐符号学研究的陆正兰《论音乐—空间文本——一个跨媒介符号学分析》[11]为代表的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部分成员对声音的研究，从叙事学、符号学、文艺理论、音乐、电影、数字传媒、文化历史等学科和角度对听觉文化展开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和研究视角。

回到音乐学学科范围内，上海音乐学院洛秦教授《从声响走向音响——中国古代钟的音乐听觉审美意识探寻》以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钟”的发展为例，探讨中国古人听觉审美与乐器之间的内在渊源。通过分析现有文献，发现国内大部分研究者主要依据西方听觉文化的理论展开阐释，再具体结合国内有关听觉现象进行分析，“国内目前就听觉文化的理论阐发和对中国传统听觉经验 的话语探索均处于空白状态。有关狭义听觉艺术的研究仍然局限在音乐学院里的音乐学、音乐史学科体系里。都市文化研究和流行文化研究虽然已经注意到音乐问题，然而仍然徘徊在听觉文化的外围”[12]。通过文献检索和细读，发现与音乐学相关的论文多讨论音乐教育中的听觉问题，声乐、钢琴、视唱练耳课程中听觉的培养，听觉与音乐心理学的问题，审美听觉机制等，多集中在实践课程层面的讨论，而与中国音乐思想史相关的“听”的文献非常罕见。这就使笔者不得不跳出音乐学领域，在其他学科中寻找更多的资源。

（三）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听觉问题，目前海内外直接以“听”作为讨论对象的文献仅有以下可数的几篇：张丰乾《“听”的哲学——以“圣”“智”为线索》[13]，文中主要讨论了见闻与听、圣、智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杜维明《听的艺术》及《听觉功夫》[14]，杜先生认为文化的传承应通过听的途径更好地继承，然而具备相应的听觉功夫必不可少。从希腊人、犹太人到中国人无一例外有对听的重视，儒家也历来重视听的观念和实践；牛龙菲《听之以心》（《乐道——中国古典音乐哲学论稿》之四）（《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从音乐哲学角度讨论了道、心、气几个范畴，及其在听的行为和观念上是如何超越的；付林鹏《“耳听为圣”与先秦乐官的听风习俗》（《民俗研究》2013年第2期），讲述上古时期的乐官因精于听声，通过听四方之风而确定时令，所以被尊为圣人。到了西周，乐官听风职能日渐衰微，逐步发展成为听声职能，更多表现在艺术和政治活动中；尹振环在他的《我国最早的听德、听术、听制》（《周秦社会与文化研究——纪念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文中明确提出：“可惜至今还未看到听德、听术的专文专著，更不要谈它在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上的席位。所以，它还是一个被遗忘的课题。”罗艺峰著《中国音乐思想史五讲》第五讲“儒、道、释三家音乐思想的基本性格——以《路史》、《文子》、净土宗为中心”，有集中讨论《文子》“听”的内容。从2006年至今，在音乐学领域内，并未有以“听”为专题或以“听”为研究对象的专著问世，这方面尚属空白。

在中国传统中，听的文化和艺术本来是十分丰富的宝藏，“耳”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也有非常丰富的意蕴。《世说新语·贤媛》:“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于神明。”[15]在古人看来，耳目作为接受外部信息的重要器官，是能够通神的，由于声音的非实体性，故古人常常与视如无形的神巫的非实体性联系思考。古人还认为，成为圣人的必备条件即“聪”——听觉十分发达、能够是非明辨，《说文》:“圣（聖），通也，从耳。”段玉裁注：“圣（聖）从耳者，谓其耳顺。《风俗通》曰：‘圣者，声也，言闻声以知情。'”这里的“情”字意义丰富，不仅是指“人情”，更多的是指“情况”，知情即了解世界和社会、明辨各种状况。而在古文字系统中，声、听、圣三字同源，本为一字。于是，就有了与“圣”和各种不同文化行为“听”的内容和状态的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分类整理，这些材料也是我们思考听觉文化与圣人理想、圣贤人格追求、圣王政治历史的重要方面，这对于我们今天厘清、认识中国传统文脉和文化肌理有重要意义。

1.关于“圣人观”的相关文献

我们之所以要在此引征关于圣人观的文献，乃是因为中国文化有强烈的圣人情结，儒、道都有这样的诉求，而圣人往往与耳聪目明有联系，与听有关。目前，中国知网收录的关于研究圣人的相关文献有11篇。白欲晓《圣、圣王与圣人——儒家“崇圣”信仰的渊源与流变》[《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从词源学的角度对“圣”字的解读到圣人、圣王角色、职能的分析，引出本书重点：儒家的“圣王”与“圣人”。在王权政治下，对“圣王”的神性肯定与德性要求、道与势的冲突与调适，构成了儒家崇圣信仰的内在紧张。随着“圣王”理想的现实失落，儒家的“崇圣”的信仰就落到了“圣人”身上。魏仕庆《〈易传·系辞〉中的圣人与君子——兼论 〈易传·系辞〉的学派归属》（《船山学刊》2008年第4期）通过考察《易传·系辞》中圣人与君子的人格形象，发掘并比照其人格内涵，验证了《易传·系辞》是儒家典籍的历史定论。刘延苗《郭象的圣人观》（《长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通过比较，作者认为郭象的圣人观融合了儒道二家对理想人格的看法。王顺达《论原始儒家的“圣人”理想》（《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明确提出圣人观念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范畴。儒家的圣人观念与巫文化时期的巫存在着渊源关系；圣人由巫演化而来，先秦儒家诸子的政治实践过程就是其对圣人理想的构建过程。河北大学王政燃的硕士学位论文《孟子圣人观思想研究》，讨论了先秦儒家圣人是实现天下无道到天下有道建构的主体，是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的统一。作为儒家代表的孟子，认为圣人在于自身修养的完成，孟子通过对理想人格“圣人”的重新塑造，来解决当时礼崩乐坏等社会问题。他的圣人观核心是从人的“恻隐之心”开始，即孔子所谓的“仁”，并借“天”之至上性，将此伦理价值推广到“家”、“国”、“天下”中去，从而实现其理想之王道。圣人境界是孟子道德人格至善至美的最高典范。《儒家圣人观念的承继与开新——论王弼圣人性、情新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江海学刊》2003年第6期）一文作者武道房总结了王弼圣人应物有情的观点，对汉儒神化圣人的观念作了根本否定，在贵无论和认定名教源于自然的前提下，将儒家之圣人的性与情统一于自然之中。这种观点以隐晦曲折的途径，启开了宋儒“孔颜乐处”的圣人境界之说，儒学终于在现实的世界中，找到了至乐灵魂的所归之处。李咏吟《圣人观念与老子的审美价值理想》[《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讲到何为圣人观念，及其在上古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与儒家的圣人观不同，老子强调圣人不仁，以顺应自然为根本宗旨。这种圣人观，还可以与尼采的超人观念形成比较；这种圣人观念具有反社会非功利的理想主义倾向，对现代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方旭东《为圣人祛魅——王阳明圣人阐释的“非神话化”特征》（《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2期），针对广义的圣人观包括三方面问题：何谓圣人？人能否成圣？如何成圣？一一作答，并对王阳明之前及其后，中国古代学者较为关注的问题予以讨论，发现王阳明将圣人本质规定为纯德性方面，剔除了宋儒（如朱熹）所尤为强调的知性因素，在中国圣人观的逻辑发展中完成了“为圣人祛魅”的重要一环。乔捷《张载的圣人观》（《开封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认为，圣人观念在张载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与其为儒家沟通天人关系和反对佛老思想的学术使命密切相关。叶舒宪《中国圣人神话原型新考——兼论作为国教的玉宗教》（《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5月）讨论了中国传统中以玉为神圣的观念和思想，认为玉在史前宗教时代，就象征着永生，这个符号体系比文字书写传统深远得多，其文中主要观点是：在中国本土宗教和神话里，第一关键词不是神，而是圣。儒家建构的圣人崇拜，成为中国最大的神话，圣人以玉器为符号标志，由此线索入手，可以将儒家背后失落已久的传统还原出来。

以上文献，都有助于我们今天思考和研究圣人文化与听觉文化之间的关系。

2.与“听德”有关的文献

杜维明先生作为新儒家学派的代表，对儒家文化及世界思潮的发展演化与相互关系有过相当的研究。在一次演讲中他说道：“要打破道德滑坡的氛围，首先应从教育开始突围，恢复敬畏感。人要有敬畏感，还要有听德。现在很多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忙于倾诉、分享，根本不听别人的声音，听德应该进一步发展。”姚正安《论听德》（《雨花》杂志2012年第11期）认为懂得听、学会听、善于听，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事有益，“听德”不可不张。尹振环《我国最早的听德、听术、听制》（《周秦社会与文化研究——纪念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文中提到，相传四千多年前，舜帝已设有“纳言”的官职，听言之制。……先秦不仅把“听”提高到道德的高度，总结出一套办法，而且也有某种“听制”。西方虽然也讲会听会说，但比我国落后很多年，也没有中国文化这么讲究。春秋前就已经有听闻之教：《尚书》《诗经》《易经》就有许多听言之教了。……甚至提出“要从六律五声八音中考察治乱，避免失误”。可见，春秋前的听德、听治主要是针对君王而言的，简单地说，是聪、是察、是愿王求闻己过。老子、孔子也有听闻之教，老子——多闻数穷（听多了反而无所适从）。……孔子则不同，孔子直接继承了三代以来的“听德”，他说君子有九思，九思中有三思是“言、听、问”[16]。

3.与“听风”有关的文献

付林鹏《“耳听为圣”与先秦乐官的听风习俗》（《民俗研究》2013年第2期）讲述上古时期乐官通过听四方之风在农业社会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同时，关于候气法的操作，付林鹏、曹胜高在《论〈乐纬〉解乐模式及其思想背景》中有所讲述，此文发表于《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认为气在律历的相互转化中起着关键作用，所谓“天地之气，合而生风”，古之乐官正是通过自己敏锐的听力，感知风气的运行规律，从而完成律历的制定。上古乐官，正是通过善听的生理特质，以乐律为手段，使农业生产得到合理的安排。这些观点早在蔡仲德先生的中国音乐美学史研究中就已经得到说明，蔡先生认为，音官能“风土”，即能“以音律省土风”，通过吹律管测知风气是否和畅，协风是否到来，这就涉及天、人关系，肯定了人为的声律与自然的风、气可以相通，也就肯定了音乐与四时之风及决定四时之风的阴阳之气的联系，肯定了音乐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进而这种听风、听气的思想，还肯定了音乐在农事中的作用，当然他还指出了这些内容的某些神秘性。[17]

4.与“听言”有关的文献

李永在《辞源》“听言”条释义中认为听、圣古通用，诵、颂古通用，听言即圣言，圣善之言；诵言即颂言，颂谀之言（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中华书局1982年版）；王琴琴《〈韩非子〉有关“言”的政治传播技巧研析》（《新闻界》2013年第11期）是上海市重点学科（传播学）建设基金项目，文中讨论到中国古代对于“言”的论述十分常见，并时常将其推及政治，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言”是具有政治意义的。文章试图从传播思想史研究的视角，以《韩非子》中有关“言”的论说为研究对象，对蕴含其中的政治传播技巧进行探究。在《韩非子》的论述中，“言”成为沟通君主与臣下的重要媒介。一方面，君主要有听取臣下“言”的深藏不露的技巧并以臣子的“言”去衡量其政绩；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政治环境以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尊卑意识，臣下面对至高无上的君主，要想保住性命同时又使谏言之事得到君主的认同，是需要传播技巧的。《从“观眸子”到“火眼金睛”》一文，作者高腾云和万光军分析了相对于孔子的“听言观行”，孟子提出了“听言观眸子”来判断人，这一标准是独特的，是因为孟子思想体系中不能容纳“行”而进行的权变，也就是说，孟子注意到了视觉和听觉共同的作用。尹振环对韩非子“听言”之道的讨论，可与他的另两篇文章《我国最早的听德、听术、听制》以及《听言之道》结合来看。重庆大学时显群的博士学位论文《论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以“治”为视角》（2009年）从法学专业的角度讲了“听言术”。《听言·诵言·谮言》这篇文章主要是杜朝晖对三个概念的梳理。郑州大学高卫星的博士学位论文《统治的规则与艺术——春秋战国时期的统治思想及其应用研究》（2004年）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角度谈兼听之术。

5.与“听乐”有关的文献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王小龙《听——音乐学习的基本方式》（《中国音乐教育》2005年第1期）一文强调听的重要性以及需重新审视。传统的民间歌手、民间艺人大多是靠听，听的途径来自父母以及周边的生活环境，听，之所以成就了这些民间艺术家，是因为它暗含了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和科学的学习方法，但如今这原本是被认为常识的学习途径竟然渐渐地被“遮蔽”了，代之而起的是音乐元素的分析，以及“识谱教学”、“视唱练耳”等“双基”环节，它们甚至成了音乐教学的主体。此文通过音乐教育经验说明听的重要性，旨在重新唤起音乐教育界对听的重视。李妮娜《听乐省风——先秦音乐的文化存在形式》[《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一文认为先秦音乐存在的文化形态除了审美娱乐功能之外，最主要的功能是实用功能。音乐的实用功能通过听乐省风表现出来，运用于先秦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听乐省风以指导农业生产；在军事领域表现为听乐省风而知战事吉凶；在政治领域表现为听乐省风以知民议政。听乐省风在各领域的具体实践是先秦音乐特有的文化存在形式。沈建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卜辞中的“听”与“律”》（《东岳论丛》2005年第3期）一文认为，据卜辞，殷商时代能听候风八音的乐师被称为圣者，圣、声假借，听、圣字形义相近同源，故卜辞假借。“听”指乐师，为商王室职官，称为王听。在商代乐师“听”是一种神职，是能分辨四方风向、协调音律、制定律法的超自然的聪明圣人。商代对乐律知识的掌握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卜辞中的律并非全是律令之律，而是音律之律。君王通过六律听音，规范行为道德，又被视作制定历律的标准。张文君《论“听色彩”与“看声音”》指出按理说声音岂是可看的，而色彩又怎能是可听的呢？作者借这个话题谈音乐中不可或缺的想象，以及视唱练耳教、学中“唱”、“听”的互渗、互补、互辅性与大脑的联系。夏滟洲《人化的音乐之声——现代音乐可听性问题的研究之二》（西安音乐学院学报《交响》2000年第2期）、《西方现代音乐的可听性与美感问题研究》（《黄钟》2000年第4期）、《愉快地听——现代音乐可听性问题的文化学研究》（《黄钟》2005年第4期），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老师的专栏《听乐之道》（1998年），澳门理工学院艺术高等学校代百生《听赏的理论与教学——当代德国音乐教育观念与教学法研究之一》这五篇文章都涉及音乐欣赏中的一些问题。听赏是人们与音乐打交道和体验音乐的一种主要形式，尤其是代百生谈到德国音乐教育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提出各种学校音乐教育观念，“听赏”被提升为音乐课程的中心范畴。有关音乐听赏的理论包括阿多诺的“结构性聆听”、阿尔特的“聆听层次”、维努斯的“与音乐打交道的方式”、弗瑞休斯/军特等的“听觉交际”、安托尔茨的“听觉文化教育”、劳尔等的“听赏与理解”以及里希特的“通过听赏的教学阐释”等。学校音乐教学实践中，则出现了“通过看来听”、“音乐的教学阐释”等听赏教学设计。这些都值得我们重视。《听赏者和表演者的种族对音乐偏好的影响》[18]，研究采用莱克特式量表和社会交往测量法，考察了黑人和白人中，大学生对不同种族表演者的音乐知觉和偏好，以及对不同种族的社会交往态度。结果表明，黑人听赏者对不同种族的音乐偏好具备显著性统计差异，这种趋势随年龄而增。

6.与“听狱”相关的文献

曹刚华《北魏华林园听诉制度渊源考》（《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重点考察了北魏的听讼制度。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胡丹丹《“曾子问听狱之术”考》（《才智》2012年第6期），以孝行著称的曾子师从于孔子，但《孔丛子·刑论》篇中记载了“曾子问听狱之术”一事，因《孔丛子》多被疑为伪书，此事的真实性受到质疑，此文从三个方面考证此事的真伪，以求证明“曾子问听狱之术”是真实可信的。《〈五声听狱讼〉的新发展》（《司法》2010年第00期），系睡龙先生学术批判系列的五篇之一。周公深谙西周五声听狱讼的审讯方式，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即通过人犯的言词、脸色、呼吸、听聆、目光这五“声”，以判断其陈述之真伪，这个传统非常古老。

7.与“听治”有关的文献

陈仁仁《“圣”义及其观念溯源》（《伦理学研究》2011年第6期），指出“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基本观念。顾颉刚先生认为“圣”字最初只是非常普通的知识意义上的“聪明”，诸种崇高和神秘义都是后来加上去的。作者认为“圣”字初义当为“听治”，引申为“善听”。“善听”之义也主要不是从知识听辨而是从德性意义上来引申展开的。在最早的文献中，“圣”义及其观念主要不是知识意义上的“聪明”而是德性意义上的宽容、通达（包括通神）、自制、顺从等涵义。稳定形态的“圣”的崇高、超越与神秘义及观念可能主要是春秋后的引申发展。文中考证“圣”字在甲骨文“听（聽）”、“闻（聞）”、“圣（聖）”三字同源，但意义还是有细微的差别，不能一概解为“听闻”之义。于智荣《〈史记〉“勿听治”别解》（《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对《史记》“勿听治”一说进行了别样的解释。《史记》《汉书》所载帝王诏书中有对某某犯罪“勿听治”的说法，《汉语大词典》及专书辞典对其中的“听治”或解为“断狱治事”，或解为“治理、处理”，此文作者认为“勿听治”为“不准治罪”,“听”为“准许”之义，并作了详尽阐释。

8.与“听政”有关的文献

此类文献较多，如朱子彦《垂帘听政制度述论》（《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认为垂帘听政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女性参与皇权统治形式的一种，在封建社会两千余年中多次出现。女皇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靠“听”闻之处之。张明华《论北宋女性政治的蜕变》（《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认为在中国妇女史上，宋朝上承妇女自由开放的唐朝，宋以后，理学思想加重了对妇女的约束，中国妇女阶层转为保守封闭。北宋一代，皇太后听政作为女性参与政治的一种特殊形式，从开拓进取、独立不羁的真宗刘皇后始，历经仁宗曹皇后、英宗高皇后、神宗向皇后，最后到哲宗孟皇后，走的是一条人格弱化、权力弱化的下降的路线。此文叙述并对这个政治蜕变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肖建新《论宋代的临朝听政》（《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辑——《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及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史研讨会论文集》）、朱子彦《宋代垂帘听政制度初探》（《学术月刊》2001年第8期），对宋代女主临朝听政制度进行分析，有宋一代，女主临朝称制多达九人，为历朝所罕见。在宋代祖制家法与官僚体制的制约下，女主听政不仅没有酿成政治动乱，相反却成了巩固赵宋皇权统治的有力支柱。刘思怡、杨希义《唐大明宫含元殿与外朝听政》（《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讲述了含元殿作为规模宏大的国威之所，通过外朝听政隆重的礼仪，见证了唐王朝国力兴衰的历史。王薇的文章《御门听政与康熙之治》（《南开学报》2003年第1期），论述御门听政是清朝治国最重要的措施，它不仅是康熙勤政的标志，更是抗灾减灾、恢复农业经济和强化皇权统治的保证。这些文献对本书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苦心《试论“听闻正法”的重要性》（《法音》1993年第1期）一文，认为佛门中流传着人身难得、中国难生、佛法难闻的说法，这是有道理的，所谓佛法无边。本书暂不涉及佛教的听，在此不做过多陈述。在我看来，佛教当然有音乐思想，佛教是最重视“听的哲学”的宗教，佛经上开头总有“如是我闻”这句话，佛陀的真理是你听到的，甚至说“佛子从佛口中生”，因此佛教不唯以声闻为教体，以为音乐可以承载教理教义，还以声闻为教法，闻声悟道、美音演法是修正佛果的重要法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听”和“闻”是不同的，听乐闻声，有高低之别，雅俗之分。这与释家很不相同。